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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大宪章》与英国宪法的起源
【作者】 程汉大*【分类】 外国宪法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18(秋季卷)
【总期号】 总第18卷【页码】 14
【摘要】 由于英国宪法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具有独特的不成文形式,因而判断它的起源不可能以某一完整成文法典的制定为标准,只能以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为依据。本文认为,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可以确定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在英国古代法治传统和封建法两大母体中孕育而成的。在相当时期内,该原则一直隐藏于封建法权关系的外壳中。13世纪初,基于英国王权与贵族阶层间的特殊力量对比结构与斗争性质以及反约翰人民大起义及其胜利所提供的历史契机,这一原则实现了从封建法形态向近代宪法形态的转变,其结果是《大宪章》的订立。在此后两个世纪内,《大宪章》对于英国议会的产生和议会制度的形成、人权保障及法治的早期发展仍然功不可殁。所以,《大宪章》作为英国宪法起源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788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之后的某一特定时刻由某一特定机关制定出来的,因而都是以完整的成文法典为表现形式。与此不同,英国宪法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步积累而成的。从形式上看,它是由不同时期颁布的某些宪法性成文法律和由政治实践开创的某些宪法惯例以及通过历史积淀形成的宪法习惯混合而成的,而且从总体上说不成文部分所占的比重远大于成文部分,所以,“英国宪法是任何作者都作不出透彻说明的一组智慧的产物,它所具备的性能是它在几个世纪逐渐浸染而成的。”{1}用恩格斯的话说,“英国宪法是历史的发展起来的。”{2}这种独特的产生和存在方式导致英国宪法的产生时间问题历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产生于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近代初期,有人认为它产生于封建制度的鼎盛时期世纪,还有人认为英国自古就有宪法。我国出版的有关论著及教科书大多持第一种观点,认为1688年“光荣革命”和1689年《权利法案》标志着英国宪法的产生,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宪法的产生须以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崛起为历史前提。
  我们认为,既然英国宪法的主体部分是不成文的,既然它的渊源深深植根于历史长河中,而且又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所以,判断它的起源不可能以某一完整成文法典的制定为标准,只能以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为依据。
  那么,什么是英国宪法基本原则呢?根据近代成熟时期的英国宪法的实践形式——立宪君主制逆向反推可知,国家最高统治者国王的权力应当而且必须受法律的限制,即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可以确定为英国宪法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包括国王在内的全体社会公认有一组法律高于国王之上,国王应当遵守它们;二是如果国王拒绝遵守法律,试图凌驾于法律之上时,社会有权通过某种合法方式强迫国王退回到法律规范之内,即强制国王遵守法律。一部英国宪法史,从根本上说来,就是这一基本原则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因此,该原则的确立之日,亦即英国宪法起源之时。
  然而,要确立一条不成文的宪法基本原则是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在它确立之前,必然有一个长期的酝酿和孕育时期。回顾英国历史将不难发现,孕育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的母体有两个:一是英国古代法治传统;二是封建法。
  一、古代法治传统与封建法:孕育英国宪法基本原则的两大母体
  (一)古代法治传统
  英国是一个法治传统悠久的国家。早在英国步出野蛮时代、跨人文明社会门檻时,以习惯为表现形式的法律就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崇高权威,包括掌握和行使国家最高统治权的国王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的制约。
  5世纪中叶,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创建国家的同时,把随身带来的古代日尔曼人习惯奉为治理国家、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于是产生了英国早期的习惯法。这些早期法律通过那时的中央法庭贤人会议和地方法庭(郡法庭、百户区法庭、村镇法庭)予以实施,发挥着规范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职能,这样,一套以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和习惯审判组织粗具规模。
  众所周知,习惯法的权威基础在于全社会的约定俗成和普遍认同,因此,它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约束力,包括国王也必须遵守和服从它。事实上,英国国王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古代习惯法的限制。爱德华一世时的一位法学家曾指出:国王“根据法律而不是个人意志来引导他的人民,并且和他的人民一样服从于法律。”{3}
  国王低于法律的传统通过国王加冕宣誓也体现出来。自8世纪起,英王在登基之前都要举行加冕宣誓,誓词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证教会、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二是“保证维护法律”,“在司法审判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以“确保社会正常秩序”。加冕宣誓意味着国王具有一定的法律义务,誓词被认为是国王必须遵循的治国原则,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对国王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如果国王违背誓言则被视为“违法行为”,有可能被废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据历史记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有数位国王因背信食言而受到惩处,如外号“昏君”的埃塞尔雷德二世曾因违背誓词而被流放,埃克斯王国的一位国王曾因过于宽大敌人,“违犯了古代习惯”,而丧失了王位和生命,威塞克斯国王希格伯特曾因有“非法行为”而被驱逐。{4}这些事例说明,那时的国王虽高于所有的社会成员之上,但低于法律。
  诺曼征服后,英国建立起当时欧洲最为强大的封建集权君主制,但王权并未强大到超越法律之上的地步,因为诺曼王朝继承了古代英国的法律习惯和初步形成的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征服者威廉在即位后立即宣布:“愿意保持爱德华国王有关土地及所有其它事项的全部法律。”{5}他以忏悔者爱德华时的法律为基础,编纂了一部新法典,作为审案定刑的成文依据。后经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普通法体系,建立了专职司法机构,并兴起了一个法律职业阶层,法治传统牢固地树立起来。
  法治传统培育了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早在12世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就在《论政府原理》中指出了“诛戮暴君”的理论。他指出,国王的统治分两种类型,一种“按照法律、正义和共同福利进行统治,另一种依据国王自己邪恶目的用暴力进行统治,”后者即为暴君。暴君“使法律化为泡影,使人民沦为奴隶”。对于任意践踏法律的暴君,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和义务诛杀之,以维护和实施法律。{6}13世纪上期的法学家布莱克顿说得更明确:“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创造了国王,国王必须遵守法律。”{7}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法律至上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多数英国人的共同信念,当时的一位轶名的诗人曾热情赞扬法律的至上权威,他说:“法律高于国王的尊严。我们认为法律是光亮的,没有光亮就会误入迷途。如果国王不要法律,他就会误入迷途。……有了法律,就会国泰民安,没有法律,就会国家动乱。法律这样说:依靠我,国王才能统治,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国王不可以改变确立的法律,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励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违法者亡。”{8}
  很显然,在上述法治传统中必然孕育出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原则。
  (二)封建法
  所谓封建法,又称封建主义,指的是自诺曼征服后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封建法权关系,即通过土地分封和建立在骑士领有制基础上的封主—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种单向的绝对的支配和服从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依存、彼此利用基础上的双向性的封建契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封主和封臣分别享有某些确定无疑的权利,同时又分别负有某些确定无疑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均不见于成文法律,只存在于习俗和惯例之中,但为人们所熟知,分别制约着双方的行为,在实践上起着法律的作用。倘若其中一方单方面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者要求习俗、惯例规定之外的权利,则被视为“违法”行为。此时,另一方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要求对方改正,即投诉于封主法庭,通过判决获得救济。倘若法律程序于事无补,受害一方有权宣布解除封建契约关系:封主一方可收回其封地,封臣一方可放弃效忠义务。1216年,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例:富尔克的父亲沃利恩的领地被哀里克·费茨·罗杰强行侵占,富尔克作为该领地的合法继承人向国王约翰的法庭提起诉讼,请求伸张正义,但被约翰拒绝,于是富尔克宣布说:“国王陛下,您是我们的合法领主,只要我领有您的封地就有义务效忠于您,但您也应保护我的权利,而您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为此,我不再负有效忠于您的义务。”{9}富尔克的行为被视为正当合法的,他也因此举而成为贵族们心目中的英雄。必要的时候,封臣甚至可以对封主使用武力,但这只是在法律解决彻底失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中世纪西欧各国封建主阶级的内部关系和正常秩序就是依靠这种封建法来维持的。
  诺曼征服后,英国国王同他的直属封臣贵族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封建法权关系。国王作为封主有权要求贵族按照封地的大小提供数量不等的骑士义务,有权征收继承税、助钱或其他封建捐税,有权传召贵族组成法庭,审理国王与贵族、贵族与贵族之间的纠纷案件,同时,国王也有义务率军作战,维护正常秩序,保护贵族们的人身及土地财产安全。反过来,贵族们也有一系列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必须效忠国王,提供军役,缴纳各种封建捐税,必须应召出席国王法庭,接受“同等人”的审判。不过,上述义务都有明确的数量限制,例如,军事义务为每块骑士采邑提供一名骑士(每块骑士采邑约为年收入20镑的土地。最大的贵族领地约为50到60块采邑,需提供50到60名骑士;小贵族通常只有10到20块采邑,需提供10到20名骑士。),服役期限为每年40天,服役地点只限于英国。如果服役期超过40天,那么,一切额外费用均由国王负担。继承税一般每块骑士采邑100先令。助钱的征收只限为以下三种情况:即国王长子受封为骑士、国王长女第一次结婚、国王被敌人俘虏需拿钱赎身时。每次征收助钱的数量一般为每块骑士采邑20先令。上述国王的义务,即贵族的权利,实际上构成一套约束王权的法律规范。在这套规范下,“每一个君主都是一个权力有限的君主”。{10}因此,国王同贵族之间的封建法权关系便成为孕育英国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的另一母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史学家屈勒味林说:“英国的宪法是封建主义的产儿”,“英国的宪政主义起源于封建主义”。{11}
  需要指出的是,诺曼征服后的古代法治传统与封建法权关系重合在了一起,由于后者在当时占主导地位,因此,王权有限的原则主要是以封建法形态存在的。作为一种封建法则,它本质上反映的是封主与封臣之间的封建权益关系,这与近代意义上的王权有限原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后者所反映的是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宪法权力关系。换句话说,在诺曼征服后的一段时间内,王权有限原则一直隐藏于封建法权关系的背后。但是,到13世纪,这一原则开始挣脱封建主义的胎衣,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原则。促成这一转化的历史契机就是反约翰人民大起义及其胜利。
  二、反约翰人民起义:王权有限原则性质转化的契机
  (一)约翰国王的残暴统治
  13世纪初,英国爆发了一场反约翰武装起义,贵族集团是这次起义的发起者、领导者和力量主体。引发这次起义的根本原因是自亨利二世改革以来,英国王权的日益强大,危害到贵族们的封建权益,其直接原因则是约翰国王任意践踏封建法则的残暴统治。
  亨利二世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加强王权,其中许多改革直接损害了贵族的利益。例如,他的司法改革扩大了国王司法权,将大批诉讼从贵族封建法庭收揽到国王法庭,这既削弱了贵族的政治特权,又减少了贵族的经济收益;亨利二世大量提拔中产阶级和下级教士担任行政和司法长官,主持召开国王法庭,审理贵族案件,这违背了“同等人审判”(trial by peers)的封建准则。在财政上,亨利二世不但严格征收封建捐税,而且开征动产税,建立了国家直接税制,增加了贵族们的经济负担。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贵族们的不满。
  到理查德统治时期,贵族们的不满情绪已经显露出来。1197年,理查德要求贵族们提供300名骑士远征法国,贵族们当面予以拒绝,声称这种要求是“不正当的”,因为封建习惯没有规定封臣有“到国外服役”的义务。结果龙颜大怒,理查德训斥道:“谁若不去,就叫谁上绞刑架。”贵族们毫不退缩,其中两名贵族挺身而出,反驳说:“我们既不去法国,也不上绞刑架。”公开冲突己十分明显。
  1199年,约翰继位为王,他肆意践踏封建契约关系,进一步激化了与贵族的矛盾。当时的法王腓力二世正竭力加强王权,并企图夺取英王在法国西部的广大领地。他借普瓦图贵族控告英王约翰之机,于1202年初发出传召令,要求约翰到巴黎出庭应诉,{12}约翰却以自己是英国国王为由拒绝出庭,双方僵持长达数月。最后,腓力二世以约翰抗拒领主传召之罪名,宣布没收他在法国的所有领地,并于1202年4月派军队进攻诺曼底,英法之间战争开始。
  为筹措军费,约翰滥用封建领主的权利,寻找借口,横征暴敛。他几乎每年都征收免役税,不管是否有无战争,并提高了税额——每块骑士采邑加征2.5马克。他强制推行分担制,要求每9名骑士要负担供应第10名骑士的装备。他强迫封臣的遗孀或女继承人服从他的婚姻安排,如有违抗,便处以沉重罚款。他滥用领主监护权,竭力提高监护期间的领地收入,甚至把监护权转让或出卖给亲信。他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没收封臣的土地,或进行敲诈。总之,约翰为捜刮金钱,完全置封建法则于不顾。
  为慑服贵族,约翰国王还经常采用恐赫、酷刑、处死等残暴手段。例如,贵族威廉·德·布雷奥斯原是约翰的宠臣,1207年被莫名其妙地宣布为叛逆者,土地被没收,威廉携全家逃往爱尔兰。1210年,约翰抓到了威廉的妻子和儿子,将她们关进温莎城堡,活活饿死。再如,约翰因在争夺王位时与其侄子亚瑟结下怨仇,所以他在1202年俘虏了亚瑟后,{13}将其关在鲁昂。不久,传言四起,说约翰先将亚瑟砍去双手,挖掉双眼,又施以宫刑,将其折磨致死。这些传言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亚瑟从此销声匿迹是不争的事实。透过上述事例,贵族们及英国人民看到的是一个惨无人道的暴君形象。
  对法战争的失败加重了贵族叛乱的爆发。1203年,约翰被法军赶出诺曼底,不久后又相继丢失安茹、曼恩等在法领地。到这年年底,除阿奎丹和普瓦图外,英王在法国的领地丧失净尽,贵族利益遭受巨大损失。在贵族们看来,约翰不仅是一个任意践踏封臣权利的“暴虐领主”,而且是一个没有尽到领主责任的“失职领主”。贵族们忍无可忍,终于联合一起,发动了武装起义。
  (二)反约翰起义的双重性
  国内的有关论著几乎都把这次起义称作一次贵族叛乱。实际上,它不仅是一次贵族反对最高领主的武装叛乱,也是一次人民反抗专制暴君的政治大起义,因为参加者不只是贵族集团,还有教士和城市市民。
  约翰当政期间,对教会同样实行残暴统治。某些主教、修道院长不堪迫害,逃往国外,约翰便乘机派遣“看守人”,接管这些主教区、修道院的财产,将其据为己有。120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尔特去世,约翰不顾教士大会选出的新人选雷金纳德和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提名人选兰顿,试图把他的亲信司库格雷强加于教会。这种做法激怒了英国教士和教皇。英诺森三世立即宣布兰顿为新任大主教,约翰拒不接受,并对教会展开疯狂报复。他大肆没收教会财产,据统计,从1209到1211年的三年内,他一共掠夺教会财产达2.8万镑。当兰顿身着教皇亲赐披肩、手持权杖来到英国后,决心为维护“教会自由”而斗争到底。他很快便与怨声载道的贵族联合一起,并成为反约翰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和草拟《大宪章》的主持人。
  为搜刮金钱,约翰对城市市民同样不择手段。他漫无限制地向市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还经常以没收城市自治特许状相要挟,向市民敲诈勒索。所以,广大市民也站在了贵族一边,加人了反约翰斗争的行列。在内战中,伦敦市民曾主动打开城门,热情欢迎贵族军队进入城内,在战斗进行时,市民们经常自发地到阵地上去为贵族军队呐喊助威。
  总之,当时除农奴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都参加了这次斗争,致使约翰陷入孤家寡人的困境。当他最后同贵族谈判时,身边的骑士寥寥无几。据说,即使这区区数人内心深处也是同情叛乱贵族的。可见,这场反约翰斗争不只是一次封建贵族叛乱,也是一次社会各阶层联合反抗专制暴君的人民大起义。正是后一种性质,赋予了贵族集团以“国民代表”、“被统治者代表”的形象,使贵族阶层企图强迫国王遵守封建法则的自私、狭隘的目的升华为强迫国王按照法律进行统治的宪法要求,从而使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从“封建形态转变为近代宪法形态。”{14}
  王权有限原则性质转化的实现虽然与反约翰人民起义直接相关,但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偶然契机。从根本上说,促成这次转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英国王权与贵族阶层之间的特殊的力量对比结构。在这里,我们不妨同法国作一比较。在中世纪早期,法国国王也是最高领主,但不是最大的领主,许多贵族的领地远大于国王领地。而且,法国还盛行这样一条封建原则,即“国王的封臣的封臣不是国王的封臣”,因此,随着土地的层层分封,权力也层层下放,最后国王被架空。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大贵族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单独与国王抗衡。因此,法国贵族的反王权斗争多以个别贵族与国王对抗的形式出现,而且贵族们总是把争取完全摆脱国王控制、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奉为目标。从性质上讲,这是一种纯粹的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封建权益斗争,所以,蕴含在封建契约关系中的王权有限原则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突破封建法权关系的外壳,而实现其性质的转化与升华。
  与法国不同,英国自诺曼征服后一直保持强大的王权。在英国,由于“国王的封臣的封臣仍是国王的封臣”,因此,土地的分封没有导致权力的分割下移,而且,国王本身在领地和经济资源上占有绝对优势。贵族的领地不但数量少,而且分散在各地。这种状况使得英国贵族很难像法国贵族那样割地自守,称霸一方,这就决定了英国任何一个贵族都无力单独与国王抗衡。因此,贵族们通常采取联合一起集体与国王斗争的方式,而且,由于贵族无望建立地方独立王国,所以,便把争取限制王权、强迫国王按照法律和习惯行事奉为集体斗争目标。结果,在原本是封建权益斗争中不自觉地加入了一丝宪法斗争的内容。这样,隐含在封建契约关系中的王权有限原则由一种封建法则向近代宪法原则的转变与升华不仅是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结合一起,终于导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文件《大宪章》,在厚厚的封建胎衣的包裹之下降生在13世纪的英国。
  三、《大宪章》:英国宪法起源的标志
  1215年6月15日,获得军事胜利的贵族集团与约翰国王相会于伦敦附近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草地,开始谈判。贵族们把一份预先拟好的羊皮纸文件交给约翰,在刀光剑影之中,走投无路的约翰无奈地在文件上署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宪章》。
  (一)《大宪章》与王在法下原则
  由于反约翰人民起义具有双重性质,因此,作为这次起义直接产物的《大宪章》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系统阐述封建习惯的封建性文件,又是一个表明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的宪法性文件。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质,才导致了后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把它誉为“英吉利自由之神”、“英国宪法的圣经”,有人则把它贬为“阻碍宪政进步的绊脚石”、“是一个反动倾向十分明确的封建文件”。时至今日,两种观点仍然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如果单纯着眼于《大宪章》的具体条款,它无疑是个封建契约文件。在《大宪章》的63条内容中,除少数几条外,绝大多数只是重申了人所共知的封建习惯,其中,关于贵族们的封建权利,特别是有关免役税、领地继承税、助钱、未成年继承人的监护权等问題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因此,就具体条款而言,《大宪章》是对几百年来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封建契约关系的全面“记述”,它“陈述了旧法律,并未制定新法律,就这一点来说,《大宪章》是一个过去的文件,不是一个未来的文件,它属于正在消失的过去。”{15}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具体内容的狭小圈子,从精神实质的角度审视《大宪章》,它将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大宪章》首次祀过去的封建成规集中在一个统一的文件中,要求国王明确接受,保证实行。它“从头至尾给人一种暗示,这个文件是个法律,它居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16}它以具体申述陈旧法律的含蓄形式,体现和宣告了一条崇高的宪法原则——王权有限、法律至上。一位美国学者曾指出:尽管大宪章以其具体性、明确性而著称,但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宣告了一条基本原则,即:有一组法律高于国王之上,用梅特兰和波洛克的话说就是:“国王低于法律,而且应该低于法律。”{17}把一般原则寓于具体条款之内,恰恰是《大宪章》的奇妙之处,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进步,《大宪章》的大部分具体规定都被拋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大宪章》一直作为国王应遵守法律的象征而矗立着。”{1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宪章》第61条。贵族们制定这一条的目的在于保证《大宪章》能切实有效。据历史记载,在草拟《大宪章》时,贵族们普遍意识到,当凭借武力逼迫约翰国王签署《大宪章》后,能否保证他信守诺言是一个无法预卜的未知数。对此,来自北部地区的少数贵族态度悲观,他们认为,企图用一纸宪章约束未来国王的行为无异于水中望月、镜里看花,所以,在《大宪章》拟就之前他们就打道回府了。其他的多数贵族虽然对约翰国王能否言行一致也持怀疑态度,但却不像北方贵族那样消极,他们认为,可以在《大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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