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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障
【作者】 李建明*【分类】 刑事诉讼法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20(秋季卷)
【总期号】 总第20卷【页码】 145
【摘要】 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的保障较之诉讼权利或其他权利的保障更具有基础的意义,而犯罪嫌疑人在诉讼中所处的不利境遇又使其人身权利易受侵犯。我国现行的法律虽然对与犯罪嫌疑人诉讼角色相关的人身权利保障予以了必要的重视,但实践中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情形依然有一定的严重性。人权意识的不健全和拿法上的不足是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缺乏有效保障的主要原因,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把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障作为重点。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44    
  
  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诉讼的中心人物。作为诉讼主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这些权利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人身权利;二是财产权利;三是诉讼权利。与被告人相比,犯罪嫌疑人更加处于弱者地位,其权利的实现更加困难,或者说权利更加容易受到侵犯;而与其他权利相比,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受到司法侵害的可能性更大,或者说人身权利保障的难度更大。这意味着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保障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难点,因而应当作为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点。然而,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人们较多地关注作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或者较多地从司法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角度关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权利包括人身权利保障,例如从容易导致错案的角度谴责刑讯逼供现象;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权利角度批评实践中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现象等等,相对来说,较少从人权高度注重犯罪嫌疑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人身权利的保障问题。这也许是由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障问题太浅显,太表层,太老掉牙所致。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受到司法侵害的现象司空见惯,而许多人对之习以为常或者因为无可奈何而懒得考虑如何改革。
  按照国际人权法律文件和人权哲学理论的解释,人权包括着丰富的内容,人身权利只是人权最基本的内容而已。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共三十条,其中有二十七条属于人权内容的规定。英国米恩尔教授对人权内容作了概括,概括出严格意义上的七项人权内容。他认为:“普遍道德是七项主要权利的来源,这七项权利正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权。它们是生命权、公平对待的公正权、获得帮助权、在不受专横干涉这一消极意义上的自由权、诚实对待权、礼貌权以及儿童受照顾权。”{1}本文并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内容体系中各项权利进行探讨,而只是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人身权利进行研究,后者在人权内容体系中是最基础的部分,是最低限度的人权。
  一、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主要内容
  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也就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公民的人身权利非经合法程序,不受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权利成为刑法保护的重要客体,《刑法》分则设专章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在关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刑法规定中,涉及了公民人身权利多方面的内容。刑法学上对公民的人身权利作了基本上一致的概括,认为“人身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人格权和名誉权等。”{2}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内容基本上与此范围相同,这些权利可以大致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公民的人身安全;二是公民的人格尊严;三是公民的人身自由。
  (一)公民的人身安全
  作为人身权利概念理解的人身安全在这里是广义的,包括了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心免予痛苦折磨或痛苦威胁的权利。之所以用人身安全来指称,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人作为生物有机体得以存续、发展,须以人的生命、健康处于法律上的安全状态为条件;二是因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免予痛苦折磨或痛苦威胁的权利因受到法律肯定而处于安全状态。安全是相对于危险而言的,行为使公民本来在法律上处于安全状态的与身心直接有关的权利受到侵害或侵害的威胁,便可认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世界人权宣言》三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这里,生命权被独立出来,所谓人身安全主要指身体的安全,其中健康权无疑是主要内容。本文认为人身安全更具有概括性,能够概括生命权、健康权和身心免予痛苦折磨或痛苦威胁的权利。任何针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侵权行为,无论是非法剥夺了公民的生命或非法造成了对公民健康的损害,还是对生命或健康造成了威胁,都是对公民人身安全的侵犯,都造成了对公民人身安全的破坏。
  公民的身心免予痛苦折磨或痛苦威胁,也是一种属于人身安全的人身权利,它与生命权、健康权相联系,相重叠,但又可构成独立的权利。某种行为可能并不构成对于生命的剥夺或剥夺的威胁,也不直接损害健康,或者说直接的危害结果主要不是造成对于身体健康的损害,而只是对受害者施加一种痛苦的折磨或这种痛苦折磨的威胁。例如,讯问者不给被讯问者饭吃,让他饿,饿得他头昏眼花;不让被讯问者睡觉,让他困,困得他什么都不想,惟求允许他闭上眼睛;让他长时间蹲着,不给站起来,也不给坐下去,等等。这些行为虽然也对健康有一定损害,但主要的后果是即时的痛苦,而且痛苦无法继续忍受。侵权行为人可能主观上很明确,自己的行为以不损害他人生命权和健康权为限,尽管客观上有时痛苦的折磨也会致人死亡或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曾有媒体上提到过的一个例子,虽然罕见,但更能说明问题。某派出所长不搞刑讯逼供,因为刑讯逼供一则违法,二则容易造成伤害后果,于是便发明了一种“文明”的痛苦折磨方法,他用一个什么小玩意在无反抗能力和躲避可能的被讯问人身上挠痒痒。这种方法通常不会造成生命或健康方面的损害结果,却也可以使有些受害人感受到无法忍受的巨大痛苦。免受不必要的痛苦折磨或这种痛苦折磨的威胁,应当属于人身权利,可以归入人身安全。
  作为犯罪嫌疑人,尽管因其犯罪嫌疑和对其追究的必要,不得不对其人身自由予以不同程度的限制,但其人身安全依然受法律保护。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的规定看,犯罪嫌疑人人身安全方面的权利除了被积极肯定以外(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六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主要是通过司法机关的不作为义务来体现的。例如禁止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用刑讯手段非法取证,禁止司法机关给予犯罪嫌疑人不人道的待遇。因为刑讯直接侵害或威胁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或身心免受痛苦折磨的权利,非人道待遇则同样对生命、健康构成损害或损害的危险,或使其深受身心痛苦。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还包括不受其他被羁押犯罪嫌疑人对其生命权、健康权的侵害,不受来自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痛苦折磨。
  (二)公民的人身自由
  关于自由的概念,古往今来,论者甚多。尽管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无疑,‘自由’二字的任何诠释,不论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我所谓的‘消极’自由。我必须拥有一个领域,我在其中不会遭受挫折,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将它成员的自由全部施以压制;一个人如果被别人限制到无法凭己意去做任何一件事的地步,则即使一个病理学家、生物学家、甚至心理学家,有心把他归类为‘人’,他却根本不是一个‘道德的行为者’(moral agent),从法律或道德观点来看,他也都已不能算是‘人’。”{3}与其他公民不同,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法律许可的限制甚至剥夺。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全部人身自由,或其人身自由已不再受法律保护,因为他仍然是人。即使处在被羁押状态被剥夺了行动自由的犯罪嫌疑人,也依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种被施加了一定程度限制的自由,依然是受法律保障的,或者至少从人道主义或人性的角度来看也是不能彻底剥夺的。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即受到法律限制以后保留的有限的行动自由或行为自由。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根据一些国际人权文件的规定和意见,主要涉及三类:一是基本完整的人身自由。意指公民虽然成为犯罪嫌疑人,但作为公民的基本的人身自由依然保留,即享有以能够保障按时出席审判为条件的非监禁状态下的人身自由。拘禁意味着人身自由近乎完全的剥夺,因此,“依照国际准则的规定,对受到刑事指控的人进行审前的羁押应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做法。”{4}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受到监禁的情况下,其人身自由与其他公民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通常仅以保证按时接受司法调查或审判和不妨碍司法机关的刑事司法活动为限。这样一种基本完整的人身自由虽然并不是每一个罪嫌疑人都能享有,但照例应该是多数犯罪嫌疑人能够享有的自由。二是羁押状态下犯罪嫌疑人接触家庭成员和其他人的自由。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接触交流是作为社会中的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自由。羁押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与家庭成员的隔离,这是对犯罪嫌疑人作为家庭成员的共同生活自由的剥夺,但是在羁押期间能够见到其家庭成员的自由不在剥夺之列,而只能对这种自由加以限制。接触其他人主要指家庭成员以外的亲友和所委托的律师。接触其他人也是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由,在被羁押状态下犯罪嫌疑人应当被有限地保留这样一种自由。三是犯罪嫌疑人的通讯自由。公民的通讯自由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各国普遍都予以法律保护。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通讯自由同样受到限制,但并不剥夺。这种有限制的通讯自由也是其接触家庭成员或其他人的一种替代方式,他们在羁押场所仍然有权以通信的方式或电信联络的方式与外界联络。这种自由一定程度的保留与其接触家庭成员或其他人的自由一样,源自于社会成员固有的属性和权利,也是保证其不因涉嫌犯罪而脱离社会的一种必要措施。
  (三)公民的人格尊严
  羁押中的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被剥夺已经是一种人格利益的损失,但法律为维护公共利益需要对其设定的自由采取限制措施,并不意味着对其人格尊严的侵犯。羁押中的犯罪嫌疑人依然享有固有的人格尊严,这种人格尊严应当得到司法机关的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人格尊严的待遇。”人格尊严作为人身权利,指的是犯罪嫌疑人不因犯罪嫌疑或被羁押而丧失其作为人的尊严,体现为得到司法机关应有的人格尊重和相对体面的待遇,体现为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不得实施任何有辱人格的行为的义务。在更深层次上看,犯罪嫌疑人被作为诉讼主体看待,而非作为诉讼客体对待,可能是更重要的人格尊严的保障。“只有公民个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以实现,其人格尊严才有了实现的基础。”{5}因此,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不仅指他作为人的一般的人格利益,而且指作为诉讼主体的特殊的人格利益。
  人身安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三者都属于人身权利,具有共同的属性,分类仅仅表示某种利益更具有人身安全或人身自由的特征或人格尊严的特征。因此,这三方面的利益常常是彼此相融的,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比如,刑讯逼供行为既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健康权甚至生命权,又同时严重侵犯其人格尊严;任何不人道的待遇既可能侵犯犯罪嫌疑的人身安全或者人身自由,又必然同时侵犯其人格尊严。
  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特殊意义
  强调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保障具有特殊意义,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相对于被告人或相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其他权利的保障而言,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特别重要。
  首先,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障既有程序的意义,又有实体的意义。刑事诉讼中的人权涉及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这是无疑的。例如,犯罪嫌疑人最终被错误定罪处罚,其实体权利便受到了刑事司法错误的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举证权等等则又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6}但是,构成诉讼中人权内容的实体性权利,不只是与诉讼客体直接相联系的实体性权利,即刑事责任。就本文讨论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而言,就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程序性权利,又是实体性权利。相对于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实体问题而言,并基于受刑事诉讼法的规范和保障,象刑事羁押等强制措施所涉及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当属于程序性权利。但是,这样一种人身权利却同样是并且首先是实体性权利。依据国家赔偿法对于被错误羁押或者刑讯逼供致伤致死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赔偿,毫无疑问,赔偿的决定性条件是受害者的实体权利受到了侵害,国家赔偿也是对其受到侵犯的实体性权利的赔偿。因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首先是实体性权利。保障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具有保障其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双重意义。对其人身权利的司法侵害,不只是程序违法行为,而且也是实体上的侵权行为,应该从保障其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高度,充分认识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保障的重要意义。
  其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更具有法律保障的必要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都应该受法律保障,但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保障更具有必要性。
  第一,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中最弱的弱者。相对于已被提起控诉的被告人来说,处在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而且难以寻求法律的有效帮助。一般来说,进入审判阶段,侦查已经结束,证据已经固定,诸如刑讯逼供之类非法收集证据的情形不会再发生,况且此时律师已真正介入,检察机关的监督、人民法院的制约已经跟上,诉讼活动已由秘密转向了公开。而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特别是在侦查的初期阶段,侦查机关往往在犯罪嫌疑人始料不及的时候将其拘留或逮捕,又在秘密的状态下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犯罪嫌疑人与外界处于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而此时,为了证实犯罪的需要,犯罪嫌疑人事实上负有配合侦查的义务,因而也最容易与侦查人员发生激烈的对抗冲突。侦查阶段的特殊性使得这一阶段上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现象最容易发生,而且犯罪嫌疑人在这一阶段上总是显得孤立无援。这一阶段上犯罪嫌疑人面对的只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只是审查批准逮捕时短时介入,无法构成有效的监督,而律师帮助往往迟到而且力不从心。
  第二,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较之其他权利更需要法律予以保障。除人身权利外,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利和诉讼权利同样需要法律的保障。但是,一方面,多数情况下,只是涉及财产内容的犯罪才可能发生财产侵权现象,即使发生了侵犯财产权利的问题,在以后的诉讼阶段上也还可以得到救济。另一方面,侵犯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问题也不象人身权利受侵犯的问题那样后果严重。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下,犯罪嫌疑人本无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而其诉讼权利也主要通过辩护人进行有效的辩护来实现。相对来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比其他权利遭受司法侵犯的可能性更大,同时个人维护人身权利的能力非常有限,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安全几乎完全依赖于侦查人员对法律和道德的自觉遵守,况且人身权利的损失一旦发生,无法在日后得到实质性弥补。我们常常听到被告人在法庭上鸣冤叫屈,说自己在侦查中的供述是受到了刑讯逼供或煮类似的非人折磨而被迫作出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但当法官让他们拿出证据证明这一点时却又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他们的无可奈何证明了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是难以在以后被确认并得到赔偿的。供述非自愿可以导致供述失去证据价值,但“证明非自愿的负担在被告方面。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负担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这时只有审讯人员才是证人。”{7}
  第三,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保障是保障司法公正,防止冤错案件的基本措施。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受到司法行为的侵犯,本身就是司法行为程序不公正的表现,因而仅仅程序公正就意味着至少应当给予犯罪嫌疑人有效的人身权利保障。但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障对实体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几乎所有的冤错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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