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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诠释法律的客观性及其原因
【作者】 谢晖【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19(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19卷【页码】 29
【摘要】 完善的法律,意味着在法律制定之先,要有对事物的法的规定性的完善的、客观的认知和诠释。因此,即使从终极意义上说,客观性是人类诠释法律的永恒追求,但在相对意义上,诠释法律总会实现主体认知对客观内在规定性的步步逼近,从而拥有“客观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28    
  
  大致说来,追求人类认知“准确地”反映或表达客观对象,这既是自理性主义传统主导以来人类认知的基本使命和任务,也是人类永恒的迷梦。在法学家那里,更是把追求理性,把健全并无遗漏的法律当作其终身的事业。所以,作为清醒的法学家的孟德斯鸠和醉心于其民法典的拿破仑都强调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从而使法官变成机械的、被动的“自动售货机。”在整个大陆法系国家,这一信念因成功的法典制定运动而被不断地强化。而“在英国,虽无大立法的运动,但是法律是无漏洞的想法亦透过另外一条途径进入法律人的脑海中。依照普通法古典的学说,普通法拥有被写下来及未被写下的部分……这两部分法源已充分提供法官解决一切法律争端的尺度,人们就推论出法官永远不需要被要求藉着行使自由的裁量来造法。”{1}完善的法律,意味着在法律制定之先要有对事物的法的规定性的完善的、客观的认知和诠释。因此,即使从终极意义上说,客观性是人类诠释法律的永恒追求,但在相对意义上,诠释法律总会实现主体认知对客观内在规定性的步步逼近,从而拥有“客观性”。
  一、诠释法律的客观性释义
  一切语言文字,是人类认知的反映,因此它们总相对于主体认知。客观及客观性这样的词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客观的对应词是主观,而客观性的对应词是主观性。两者统一于人类认知系统之中。《辞海》在“客观”词条下解释道:“1、哲学名词。见主观和客观2、谓不带个人前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与‘主观’相对。”{2}这种解释,显然是以人类认知为参照作出的。然而,除此之外,客观及客观性还有其他内容。
  在我看来,客观及客观性可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是从存在意义上理解,即相对于人类的任何对象都不因人类主观感知和认识与否而存在或不存在,事物不取决于人类的认知而存在是绝对的,事物永远是自治地存在的。其二是从认知的意义上理解。在这里,人们的认知既有客观内容,又有主观内容;既有主观性,也有客观性。这也就是康德所讲的可证明性——波普尔在介绍康德的这一观点时说:“他用‘客观的’这个词来表示科学知识应该是可证明的,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念,如果原则上它可以为任何人所检验和理解的话,证明就是‘客观的’。他写道:‘如果某个事物对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是合理的,那么它的根据就是客观的和充分的’。”但波普尔自身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此他讲:“我认为科学理论是绝不可能完全证明或证实的,虽然如此,但我认为它们还是可检验的。因此我要说,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够被主体间检验的”。{3}一种诠释结果,只要任何人可证明之,就是客观的。那么,上述两种关于客观性的结论是否都适用于理解法律?诠释法律的客观性又是指什么?
  通过本书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知,实在法律是诠释法律的结果之一,是人类理性作用于客观对象的结果。它一旦从作者那里产生出来,就是脱离了作者的客观存在,正如胎儿一分娩,就是脱离母体的存在一样。这样,法律文本不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就有了独立的客观意义。正因如此,文本一产生,作者就死了,读者所能见的只是作者的客观的文本,而不是作者的主观世界。从此意义上讲,实在法律毫无疑问具有存在意义上的客观性。至于在认知意义上,文本化的法律如果不具有客观内容,不具有意义的客观确定性,那么,对法律的认知也就成了无的放矢。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宏观上放大法律的范围,把法律解释为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也可以在微观上充实法律的内容,把法律解释为法官的判决或者主体的行为选择。如果是这样,则法律不论从存在意义言还是在认知视角讲,都是客观的。
  诠释法律不仅以实在法律为对象,而且更涉及事物的法的规定性,涉及主体的法的需求,涉及实践中和行动中的法。因此,在诠释法律视角所讲的客观性,首先要求主体面对客观存在的法律,而不能在这种客观存在面前显得过分傲慢、自大,像贝克莱那样强调“存在就是被感知”;像笛卡尔那样放言“我思故我在”(虽然这两句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格言在认知意义上深刻地揭示了人与对象的“关系”属性,描述了认知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与对应,强调了意义的主体属性,从而具有强烈的人本意味。不过,尽管“存在”、“不存在”等这些词汇是人类通过认知赋予对象的,又尽管它们可能“词以状物”,但也可能“词不达意”,但是,即使人类认知水平根本达不到以词状物的水平,即使人类思维与大猩猩们的思维相当,从而根本无法认知事物之就里,但事物在存在意义上的“存在”仍岿然不动。如果从这一视角反思上述格言,则其失当性是明显的。因此,我们不能矫枉过正,而应“一分为二”地理解和说明其意义)。当人类认真面对实在法律或者实在法律之外的法律时,我们必然会发现,它们的存在不以人们感知与否、思考与否而转移。也许感知、思考它们的存在对我们而言具有一种价值的享验,即带来价值享验意义上的“客观性”,因为如果我们放大观察视野的话,主观性的价值享验(甚至一切主观性)本身是真实地、“客观地”存在的,否则,“心理学”、思想教育学就无所适从了。正因为如此,诠释法律应当正视第一种意义上的客观性,甚至可以说,诠释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设法调动起主体的观察、认知和解释能力,以达到对这些不同法律之存在意义的客观性的接近。
  然而,即使如此,诠释法律的客观性主要不是指诠释者们要面对法律的客观性,而主要是指诠释法律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法律自身的客观内容和规定性。是完全符合(当然按照一般原理,这种符合是不可能的,认识不能还原事物,也不能复制事物,而只能照猫画虎地描述事物,否则,就不存在诠释法律的主观性了)、部分符合,抑或完全不符合?如果是部分符合,那么,这一符合的程度又有多大?我们能否通过一个百分比得到准确的估量?而准确估量的百分比又从何产生?对这些问题较为满意的回答,有可能使我们在此种视角界定的客观性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就会令人无法捉摸。现在再回过头来观察诠释法律的客观性,那么,它是指诠释者诠释法律的文本符合法律文本(广义的)规定性的状态。如果诠释法律的文本和法律文本南辕北辙,则诠释法律不具有客观性;如果诠释法律的文本在一定意义上符合于法律文本的规定性,则诠释法律具有客观性;如果诠释法律的文本与法律文本的规定性完全合辙,则意味着诠释法律的消除。
  当然,对诠释法律的客观性,还可以在诠释法律的文本自身是存在的这一视角来理解。即不论诠释法律的文本是否表达了或符合于法律文本自身的规定性,但只要人们作出了诠释法律的行为,则这种行为本身是客观的。它或者是谬误的客观,或者是真理的客观,或者是部分谬误、部分真理的客观。总之,只要有诠释,只要诠释法律形成了诠释文本,甚至即使诠释法律尚未形成我们目所能见或者耳所能听的诠释文本,而仅仅是以读者主观心理状态存在,它们都是“客观地”存在的,都统一于“客观的”世界。当这样理解诠释法律的客观性时,诠释法律已经不是一种属于当下主体(诠释者)所控制的行为,是与诠释者相对的客体;是人们所要认知的对象;是源于诠释者,但又异在于主体的存在。如果诠释法律的文本不具有客观性,人们不能据之阅读它、解析它,那么,诠释法律的主观性也罢;诠释法律的客观性也罢,则只是研究者杜撰的或者想象的结论,而与诠释法律自身的内容未必吻合。所以,指出诠释法律之客观性的这层意义,并非多余。
  尽管诠释法律的客观性有如上多层面的所指,但这里所要特别强调的是诠释法律文本与法律文本规定性的符合状态(即前述第二种)意义上的客观性。为什么呢?
  一方面,诠释法律所要面对的对象事实的客观性和诠释法律之文本的客观性虽然是我们人类主观认识所得出的结论,但从根本上讲,它们的客观性却并不因人们认识到与否而转移,即人们认识到也罢,未认识到也罢,它们都自治地、客观地存在着。这就是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使实在法律和诠释法律的文本是人造的对象,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这里所讲的客观性对此刻的认知和诠释而言,乃是一种纯粹的客观性,即它不是在和主观形象对照的意义上讲的。只有第二种意义的客观性,才使得我们深入到诠释法律的文本内部,观察这种客观文本中所包含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也就是说,只有在此,我们才能找到一种相对于主观性的客观性,我们才有必要弄清楚人们诠释法律的主观认知是否进入到了诠释对象的客观规定性中,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到这种客观规定中。
  另外,提出诠释法律的客观性是要通过它给人们说明不同诠释法律的结果对于人们的有用性及其程度。对这一使命,诠释法律所面对的对象事实的客观性和诠释法律文本的客观性,都不承担。因为首先,这种客观性不是在和主观性相比较的意义上讲的;其次,这种客观性的内容和性状各是什么,还只有通过人们的继续观察、探索、分析和诠释才能得知,才能对人们发挥实际的作用。然而,一旦到了此刻,则在人与对象关系的“程序”上已经进入到认知和诠释过程。只有其更广泛、更深入地逼近认知对象的内部真实,即更多地体现出客观性,才能通过它使诠释对象对人类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意义上讲,诠释法律的使命就是尽量逼近事物之法的规定性、主体之法的需求和法律自身之内在规定性。虽然,人类诠释不可能与诠释对象达到重合地步,但至少人类可以步步接近它。
  二、诠释法律的客观性:事物关系的规律
  由于实在法律产生于事物的法的规定性,因此,诠释法律首先要确定对象之内在尺度、对象之间的内在尺度以及人与对象及其相互间之内在尺度上的关系。人们在诠释法律中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对事物关系之规定性的认知,其原因在于事物关系本身具有内在规律可循。所谓规律,就是事物的规定性。对于这种规定性,人们既可以通过经验的观察、总结而实证,这就使得我们所认知到的“任何规律都表达一种带有统计性的或完全具有一定性质的规则性。”{4}也可以通过理性的算计和逻辑的推理而认知。理性的算计和逻辑的推理本身构成认知的规则,如果用库恩的语言讲,它构成了研究者群体所共用的所谓“范式”。{5}而用拉卡托斯的话讲,人们研究科学的历史,其实就是比较、变换和翻新“研究纲领”的历史。{6}因此,“范式”或者“研究纲领”是变化的。皮亚杰对一般科学认识程序的总结是:首先要确定事实和规律;其次,要根据规律进行演绎和解释;最后,要形成一套逻辑—数学的分析模型。{7}即使人们通过这一过程对对象的认知并不一定能达到客观性认知的程度,但诠释法律的健全的认知过程并不能绕开这一程序。特别是当诠释法律的对象不是人造对象,而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类意识结构之外的自然对象时,这一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意义上,诠释法律者应当是自然科学家(由于人类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对象的内在规定性始终是人类立法的限度,因此,不仅法学家诠释法律时会涉及自然对象的内在规定性,而且我们也应该把自然科学家对对象关系之内在规定性的探讨和诠释自觉地置于人类立法的视野中。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那段名言是精辟的:“立法者应当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它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同样,当私人想违反事物的本质任意妄为时,立法者也有权利把这种情况看做是极端任性”)。{8}
  然而,诠释法律所面对的事物绝不仅仅是自然对象,在更多的时候,它所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社会对象。面对此种对象,诠释者能否逼近其内在规定性?如何逼近之?下面我将通过回顾不同学者在该问题上的不同处理方案作出说明。
  我们知道,社会现象乃是包含了主体意识现象和行为现象的事实,对前者(主体意识),人文科学曾给于必要的关注。皮亚杰在分析了我在前文谈到的科学研究的程序后,接着又指出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如何解释同物质事实相对立的意识事实……”,对此,皮氏在传统的物质事实与意识事实相互作用论和平行论(同构论)之外提出了第三种处理办法,即“第二种解决办法在认识论上的推广”,其主要观点是:“的确,在分析各意识状态之间的关系时,人们发现一个基本情况,即这些关系从来不属于以上所述的那种真正的因果关系,而是属于另一类型的关系,这种关系或许可成为广义的蕴涵—种意识状态主要表达一种意义,而一种意义并不是另一种意义的原因,但蕴含着另一种意义(从逻辑上讲多少是如此)……简言之,意识构成一个蕴涵体系(在概念、情感价值等等之间),神经系统构成一个因果体系,而生理心理平行论则构成蕴涵体系与因果体系之间同构论的一种特殊情况,这样就恢复了意识所特有的一个功能。”事实上,皮氏是想把科学的因果律(解释)和人文的“意义律”杂柔在一体,创造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和范式,为此,他反对雅斯页尔斯对科学和人文(解释和理解)在方法上画地为牢的做法。{9}
  如果说皮亚杰更为关注的是意识现象的话,那么,韦伯、杜尔克姆等更关心的是由此出发的行为。前者特别强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道德中立、价值退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社会行为中寻找出其客观规定性的内容。{10}而后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多个视角确定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1}而自从现象学以来的所有学术大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尔以及被号称为“语言分析学派”的英美诸公和“后现代主义”代表的法兰西诸公,都更多地关注科学之外的人文—社会现象,并且所给出的不是“科学的”解答,而是“人文的”或“社会的”理解。显然,哲学的主题转向了对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即转向了人及人类社会本身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要从自己所建立的分析体系或分析框架中说明在自己视域中对象的“客观真实”,哪怕以解构一切社会系统中确定性和客观性为己任的一些“激进后现代主义”者,也在向人们昭示社会系统中不确定的“确定性”和人类认识非客观的“客观性”。
  上述回顾表明,当诠释法律深入到社会领域时,确实不像在自然领域中那样具有清晰的因果律供我们分析、解释对象,但是,我们不但在以上所介绍的方法中可以找出其客观性,同时,社会现象中也并非绝对排斥规律,从而放逐因果律。特别对诠释法律和法律科学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发现社会现象的规律并对其做因果律的处理,屡见不鲜,这是因为:
  一方面,“类”生活具有相通性。人类作为整个世界链条中的一环,具有共同的交往理性和生命需求。不论其皮肤差异、性别区分等自然的不同还是其民族成分、文化背景等社会的不同,都不能在根本上说明他们的生活不具有相通性。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不分肤色男女,也不论种族文化。人类战争的悲剧源于此,其和平的努力也源于此。这种相通性从根本上讲来自人的生存条件。阿伦特强调人的条件有自然的、“人工的”和群体(政治的)。这三种条件分别和人所不可避免的三种活动相关联,即“劳动、工作和行动。”特别是由行动所导致的群体条件,充分辩明了类的相通性。“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相关,而群体性则是所有政治生命的重要条件,不仅仅是充分条件,而且还是必要条件。”{12}大概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类”生活的相通性。
  作为建立统一和自由秩序需要的诠释法律活动,其目的就是寻求“类”生活中相通性的因素。即使在此过程中,我们总是遇到一系列的不同,从而总是无可奈何地陷入到“地方性知识”之中,但是当我们能够说出某种知识是特定民族和特定地方的“地方性知识”时,至少我们获得了两个方面的共同结论:其一,“地方性知识”的结论具有普适性,这一结论本身是对任何具体的、特指的“地方性知识”的形而上的超越。恪守“地方性”就是“类”生活的共同性。其二,这一结论必然要建立在比较基础之上,没有比较,“地方性知识”的结论就不知所云、莫名所以。而一个结论一旦能够普遍地进入比较的分析框架,本身就表明它揭示了对象内在的、规律性的蕴涵。当然,“地方性知识”只是我们研究“类”生活和“类”秩序的结论之一,在此之外,我们还经常会发现一些科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寻求人类统一知识、统一秩序的努力。理性主义建立的传统就是如此。我们不能将这些努力毫无道理地归之于“空想”、“玄谈”之列,在我看来,他们的努力同“地方性知识”的结论一样,都在寻求“类”生活规律性的内容,只是其观察的视角有别罢了。只要我们放眼当今人类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和统一秩序而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就应正视他们的努力成果。
  另一方面,“类”需求的共似性。“类”生活的相通性是从行为视角讲的,而其需求的共似性是从心理视角讲的。人们的行为取决于其心理,所以,“类”生活的相通性必然意味着其需求的共似性。古人云:“食色、性也”;俗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它们皆表明的是人类需求的共似性。正因如此,古今中外几乎所有关注社会问题的学者没有不关注、研究人性者,因为只有对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有个态度,对社会问题的立论前提才能够建立。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其实就是对“类”需求共似性的深究。
  如果要通过诠释法律建立具有前瞻性和预测性的法律,那么,诠释法律的任务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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