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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法律语言的浅析:
【副标题】 从语意学和语用学的角度出发【作者】 谢宏滨*
【分类】 其他【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20(秋季卷)【总期号】 总第20卷
【页码】 48
【摘要】 法律是一种以语言形诸于外的社会现象。无论是书面的法条和法律文件,抑或口头的法庭对话,大抵都是以语言为媒介。而语百本身又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现象,其背后所表征的意义,是有一定文化专属性的。作为语言学旗下两个学门的语意学和语用学,前者所研究的是语言里作为语法单位的字词的意乂,而后者则以研究语法单位在特定语境下所可能产生的用途为职志。目前,尽管法学的发展盛况空前、突飞猛进,但分析一下便可知,法律语言这个领域的发展,相对是比较微弱的。虽然近来情况略有改善,但迄今对法律语言的研究,似乎大致上仍停留在针对“静态”的法律语言(即书面的文件)的“静态”(也就是句法和构词上的)分析。其实,语言本应有三种功能:信息提供、表达与指引。法律语言学的学理研究,若不能更加广阔和全面,那只有让法律永远落在时代之后,同时也就无法期待作为社会方言的一种的法律语言,能真正发挥语言上述的三种功能;连带地,我国法制也难有大进步。笔者有鉴于此,乃决心本着对法律语言学这个跨领域学科的兴趣,企图打破历来的作法,改从语义学以及语用学的视角切入法律语言,尤其是至今学界著墨不甚多的行动中、进行中的法庭上的语言。最后,并且针对法律语言在社会语言学上的意义,稍作涉猎,俾便提供给读者一个崭新而全面的法律语言学视野,进而期望能给所有的法律人,当其面对教科书、法律文件或案例时,提出个人些许语义学上和语用学上的意见和灵感。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36    
  一、绪论
  语言是以语音与字形来遂其目的的一种人类社会现象;同时,语言又是一个符号系统,一种有组织的符号系统,人类据以实现内心的想法和意志。至于法律,无论制定法抑或判例法,性质上均是以人性良知与正义感为基础的一套逻辑严密的规范体系,且一般都由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机关为法律获得国民的普遍遵守与贯彻做出最后保障。因此,法律堪称众多社会规范中至为重要的一种。而这套名为[法]的规范,大抵是以具体文字为表征,通过结构缜密的文字排置,以收立法者保护社会特定成员的权益之效;而且在受法所保护的个人权益被侵害时,若私底下无法缓解或排除该侵害,或者通过非诉的手段ADR仍旧解决不了问题时,{1}则为了有效主张一己权益、排除他人无理侵害,就不得不诉诸最后的手段——司法程序。当案件一进入司法程序后,在管辖法院接着有相当一部份的诉讼行为要进行,举凡管辖、起诉、送达、庭上辩论、裁判以及上诉和执行等。这整个漫长的过程中,虽然各个环节都有各方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间的互动(interaction),也都有言语上的交流,但很清楚地,其中最标榜言语交流的,特别是口头上、言词上的(verbal)交流的,首推法庭上双方言词辩论的阶段。
  关于法律语言的定义,所谓[法律语言](Legal Language或Legalese)在国外原是指一切表述法学概念以及诉讼或非讼法律事务所采用的语种形式或变体;有时亦指具有特定法律含义的术语。国内的学者,如王洁,则认[法律语言]应该指民族共同语在一切法律活动(包括立法、司法和法律科学阐释)中具体运用的,又堪称社会方言的一种的语言。{2}可见得,法律语言在语言学上,一如在法学上,所牵涉的方方面面相当广泛,只不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至少是在国内,研究语言学或者研究法学的学者非但对它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且即便在实际研究之时,对法律语言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subject matter),似乎都比较偏重“静态”的,譬如合同书、法条、司法文件的探讨,而在“动态的”司法程序中的语言现象这一块的着墨并不多。殊不知,在一个国家的法制里,司法语言分为司法口语和司法书面语两大部份;且二者是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法治能否成功,端赖二者成功的交替运用。笔者有鉴于此,打算带着对语言学与法学的交界面(邻接面)(interface)自发的兴趣,对法律语言提出一点浅见,以期能对广大“法律人”,今后在这一块园地的理论和实践的完善,作出一点起码的贡献。笔者的构想是,从语意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的角度出发,并辅以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的部份基本概念,因为语意学和语用学在探求一句话的意思时,庶几不得不对说话或陈述之际所有对话参与者的条件等内部因素,以及说话当时语言环境等外部因素有所考量,而这些其实都已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课题,不再光是语意学或语用学的议题。是故,本文计划以“全方位”的眼光,试图以法律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的诸多特性为基准,探讨目前中外语意学与语用学百家争鸣的学说与见解,应当如何应用到法律语言学的领域,并且进一步探索语言学的既有理论,是否有为法律语言学提供宝贵的灵感与启示的余地。
  在成文法国家,以实定法所规范的内容究竟是具体的权利义务,抑或只是辅助公民实现实体的权利义务的手段与手续为准,可大略分成两大部份一实体法与程序法。{3}无法想象一个法制文明社会仅有两者其一。就法律语言的研究而言,若从语言的角度去切人实体法,则相对地比较重视法典法条或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各种文件的研究;反过来,若从法律语言的视角去钻研程序法,那么势必相对着重司法程序中,特别是法庭上的活动的语言和语言现象。以上这些是就体现在形诸于文的法律来做的区分的。笔直照这条思路下去,对法律语言进行的探讨,针对书面上的法律语言和司法程序中的法律语言两种情形,态度与方法是有些微差异的。怎么说呢?无可否认地,法律条文和法律文件中所使用的语言,不论是从句法来看也好,从词法上来看也好,不论采用何种标准,总是与人们一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不大相同;但在法庭活动中,特殊的法律语言又不得不考虑为实际需要服务的表达性的(expressive)语言。这点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未尝不是如此,且从定义上也不难看出,这里再强调一次。
  以上是针对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做的介绍。一如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有动态和静态之分,法律语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依其着力点和切入点,也可以作出[静态]与[动态]的区别。前者,也就是法律语言研究模式的[静态的]分析,是指以句法学(syntax)和构词学(morphology)为出发点,同时对[静态的研究对象](也就是法典和各种法律文件),以及[动态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行动中、司法程序中的法律语言)两者,都进行分析和研究;反过来说,法律语言研究模式的[动态的]分析,则是指以语意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为出发点,同时针对静态的以及动态的研究对象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分别从语意学与语用学的视角,圆满地勾勒出法律语言的蓝图,俾使人们得以尽收眼底,一览无遗。众所周知,世间万物莫不以[静态]和[动态]两种外在的运动模式存在,而作为人类社会的现象之一的语言,即使是属于语言的[变体](variety)的法律语言,亦复如此。{4}换句话说,法律本身既有它“静”的一面,同时也有其“动”的一面;法律语言的研究的切人点也应同时有静态的一环和动态的一环,毕竟语言也有其静态和动态两个面。再经过排列组合,法律语言总共四个研究方面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而且由于过去向来,国内学者对法律语言的研究,不论是在本质(subject matter)的研究也好,或者研究模式也罢,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偏重静态的那一面,相对而言似乎不甚重视呈动态的那一面的研究,让人颇有“见树不见林”之憾。笔者打算不惜篇幅重申,四个方面皆是围绕法律语言所作的实证的分析,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笔者正有鉴于此,故拟让本文不致于仅以多如牛毛的书面文件为研究对象,而是更想以探讨法律语言通过白纸黑字书写的条文上,所体现出来的语意学与语用学上的种种意义之余,同时也能相应地,对法庭上的一切司法程序所形成的对话或[司法语言链](legal discourse),进行深入的语意学与语用学分析,最后并从旁补充部份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和想法,以期毫无闪失地完成法律语言,一个相当新颖的领域的研究的最后一道工。这才是做研究,特别是一个牵涉多个领域的题目时正确的态度。笔者特别在本文开头处率先指出来。
  二、法律语言与语意学
  首先,我们应当将语意学的一些基本概念(basics)说个明白。{5}对语意学(semantics)下的定义,最简单的莫过顾名思义地认其为[研究意义的学问];{6}国外的学者的看法有“The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meaning of morphemes, words, phrases and sentences is called semantics”(中译:“研究词素、单词、词组以及语句的语言意义的学问称之”)。{7}虽然在一八九七年法国学者Michel Breal出版《语意学探索》(Essai de Semantique)一书以前,具有现代意义的[语意学]在语言学上尚无一席之地,{8}但那并不代表其背后所研究的对象,从来没有人关心。相反地,在西方,自希腊哲人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的时代以来,钻研哲学和逻辑学的学者们就一直关心当今我们称之为“semantics”的学门所研究的东西,尽管当时尚未开发出这个名词。在中国情况也大致如此;在古代汉语研究的领域中,与此处的语意学相当的一门学问,则一直被称为[训诂学];只不过在古代,训诂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先人的典籍,主要的工作则是注释,而且为了正确解释古书的字义,汉代还编纂了著名的工具书:《尔雅》。{9}只不过,一来由于训诂学传统上偏重古代书面语的研究,二来汉语在语法与结构等各方面,均与印欧语系(Indo -European)的语言大不相同,{10}所以此处所指的系统地以语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语意学,和传统上的训诂学是有相当的出入的。{11}语意,一如语音,二者同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要素,因为毕竟语言在性质上,是[音意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的声音和它所代表的意义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12}尽管如此,语意学具体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远不如对语音学(phonetics)的研究对象的看法透澈和一致,在学界每每有不同的看法;至少在国内,普遍认为由于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符号,因而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一般也都以词作为基本的单位。{13}不过,一如前面提到过,由于当今语言学发展迅速的西方世界的语言在构词等各方面,普遍和汉语有着显著的不同,所以目前在国外,语意学的研究大多是以lexeme或lexical item (暂译:[词条])为基本单位,而不以字(word)或词(phrase)。这点,笔者个人以为,其实对法律语言的发展和研究而言倒是相当中肯的。{14}
  我们在探讨法律语言所具有的语意学上的意义这个命题之前,似乎应当先行说明语意(meaning或sense)的性质,以及语意与其它相似的概念的区别与联系。首先,也是最为要紧的,是将语意和[指事](reference)区别开来。在任一种语言的字库(lexicon)里,固然有大量词汇,特别是专有名词,都有[指称](referent),但并非任何词汇都有指称,例如介系词、连接词等;而且即便是名词,也有不少是没有指称的(或说有没有至少是有疑问的),好比nonsense (无意义)、nothing (什么也没有)…这种逻辑上是不应当有指称的名词,但相信没人敢声称这些个字眼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地,有部份的词汇,其指称是随时在变动的,典型的如代名词的你、我、他,以及法律文件中无所不在的[该]、[其]、[当]等。{15}更何况,在某一个特定场合、特定语境下作出合理有效的指事以便找出一个词的指称,根本与语意是两回事,不应该是语意学的事;这项工作应当留给语用学去伤脑筋,而不宜任由语意学来“越俎代庖”。其次,语意与[学术知识](academic knowledge)也是不同的。{16}美国语言学家兼行为科学家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在其一九三三年的著作Language (《语言》)一书中主张,固然有部份词汇能够通过科学的概念或术语来加以解释或阐明,而且各学科为了建构相应的理论框架起见,往往也必须以科学性较强烈的手段来进行词汇术语解释,例如salt (食盐)和water (水);前者固可以化学式NaCl (sodium chloride;氯化钠)加以表示,而后者可以化学式H20表示;但无容置疑地,世间有更多的事物、概念是无法以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的形式予以阐述或解释的,例如hate (恨)和love (爱)等。{17}即便是科学性较强的词汇,例如[鲸鱼]一词,依汉语字典的定义是:[哺乳动物…生活在海中…胎生…形状象鱼…],{18}或者是[脾脏]等,对语言的母语使用者(native speaker)来说,“鲸”、“水”或“盐”等词汇也都可以毫无困难地运用自如,而毋须对动物学、化学等专门学问所赋予的定义有一丁点的了解。还有一点,对一个字或词的意思的解释,按理说,应当是以较诸该词汇本身更为浅显易懂的字词来加以描述才对;但若以“氯化钠”试图解释什么是“食盐”,由于毕竟诸如“氯”或“钠”的字眼,绝对比“食盐”来得艰浬冷僻,那么做只会使读者或受话人更满头雾水了,解释或下定义也就原意尽失了。拿法学名词来说明,情况也有几分类似。不过,在用法学名词当作例子之前,笔者在此想建议将很多法律名词,像是[故意]、[错误]、[行为]等法律概念,在法律上的涵意与一般非法律人平常所了解的同样书写方式和发音方式的词,视为[同形性](homonymy)的关系,或[同字性](homography)的关系。{19}这些看似“平常”的法律名词,不同场合、语境未必具有百分之百的同一性;纵使不认为完全不同,无论如何,通常也都不致于妨碍一般人使用这些词汇。举几个例子便能够明白。[故意]一语,依《刑法》第十四条的文理解释,意指[明知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20}这显然与“非法律人”的一般人对[故意]一词的理解是不同的。{21}《婚姻法》上所指的[婚姻]与一般人所认知的[婚姻],并不适宜以同一个概念去理解,但似乎也从来没听说任何法律界的圈外人了解或使用[婚姻]一词,产生太大的困难的。其它法学名词如[错误]、[行为]等,虽然很可能只有学说、学理的解释,而未见诸条文,属于不折不扣的科学名词;然而,民法上或刑法上提到的[错误],其实说白了,不过是指[主观认定与客观存在事实不同之谓];{22}[行为]在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各领域皆有其不完全相同的定义、诠释和用法,也都和日常生活语境中的意思不完全吻合。关于[语意]的定义最后一点,是它和[用法](use)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诚然,一个字、词或任何语法单位的用法,确实同其语意是有密切联系的。固然习得一个词条(lexeme),必须以熟悉如何加以有效应用作为标准,但我们不可因此认定,知道如何用一个字/词,就绝对表示弄清其语意了。申言之,二者固然有交集,但并非完全重叠的。
  存在相当一部份的法律概念由于太过抽象、概括,必须经过解释才有妥当使用的可能;而且各部门法之间的法律用语系统,也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并非立即可以任意交替为用的。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法律条文甚至书籍大费周章,不厌其烦地试图专门解释法律名词和术语。这其实就是法律语言学上的[宣示性定义](declaratory definition)。{23}典型的例子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著作权与版权系同义语];《票据法》第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票据,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等,在在都是解释性法条,{24}笔者认为也可以看作语意学在法律语言的体现。一旦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在本文中下过一项定义,使得一特定词汇有了宣示性的定义,那其它一切的定义来源,举凡字典、法律词典、日常用法,甚至是普通法上的先例等,当下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无怪乎美国大法官兼法学家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认为,司法程序与其说是个“发现”的过程(a process of discovery),毋宁认为是一项“创造”的过程(a process of creation)。{25}
  照绪论里所陈述的原则看来,既然,一如法条所表彰的语言,作为法律语言的一环的法庭辩论也是以语言为工具和媒介,那么言词辩过程所形成的[对话](discourse),在性质上也应该可以由语意学的角度切入再加以分析,并被赋予一定的语意学意义。事实上,特别是采当事人进行主义以及律师诉讼主义的英美法系世界,在该制度下,由于律师的角色相对地比较活跃和积极,而且很多时候又有陪审团的参与,这么多的来自各方立场各异的法律活动的参与人(participant)之间,势必凭借语言,动辄发生接触、互动甚至摩擦。这点又因为英美法系实施[对抗式](adversarial)的讯问制,而非[纠问式](inquisitorial)的讯问制,而更为凸显。因此,尤其在英美法下,语言在司法活动当中的角色与定位,是不言可喻的。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个行业像法律职业一样,那么仰仗语言的运作,几乎到了自成一格的地步的。怪不得美国著名的法律语言学学者David Mellinkoff于一九六三年,在其所着的The Language of the Law (《法律的语言》)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法律确是靠文字吃饭的行业。]{26}无论如何,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诉讼模式下,法庭上使用的语言是具有相当的互动性和针对性,尤其是在英美法的当事人进行主义之下;针对一些法律文件和法律条文,双方当事人也可能有不同的诠释,于是产生了争端,而这些争端最后仍然归由司法人员来解决。但国外的实务经验表明,尽管法官,不管其本身是否具有语言学方面的背景,往往必须仰赖某些语言学的原理和学说来诠释,或者说替当事人诠释法条和文件,并且最后具体道出其采用如此理解或诠释的充分理由以及论证过程。这种情况下所作出的支持当事人一方的判决,其本身已经多少带有“语言论证”(linguistic argument)的色彩了。只可惜,法官们的诠释却经常是反复无常,毫无脉络可循。{27}尽管如此,其实也不可完全责怪司法人员;律师和法律学者也脱不了责任;但不管孰是孰非,法律语言为何有模糊、歧义(ambiguity),这毋宁认为是一个大环境里所必然存在的问题。法制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间的法律人就在法的确定性(certainty)与弹性(flexibility)难以取舍的两种品质间,立场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这是由于法律语言的内容的开放性(open-texture)、立法者的意向的不明确性(indeterminacy of legislative intention)以及司法价值观(judicial values)等三种因素繁覆的交互作用使然。{28}开放性是指特定的法律用语内涵(intension)与外延(extension)无法明定,经典的例子是在McBoyle vs. US (1930)一案中,私人飞机是否纳入“机动交通工具”(motor vehicle)的范畴;{29}立法者的原意则是指(至少理论上)设身处地站在立法当初立法者的立场,揣测立法的先圣先贤们“应该”会怎么想,经典的例子是在R. v. Ireland (1997)—案中,打电话骚扰妇女的行为是否纳入英国一八六一年通过的《侵犯人身法案》(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第四十七章的范畴,鉴于百余年前的立法者“不可能”料想到以电话犯罪;{30}最后,司法价值观则是意味法官个人对是非善恶、公平正义的良知,以及系争行为当时裁判当时,社会上普遍接受的通念。
  相信,天底下应该没有人敢拍胸脯声称,要摆平这三个因素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件容易的事。
  法庭上的法律语言若纯粹以语意学和语用学的眼光看待,不难发现其和一般的对话(discourse)相比,有诸多特殊性。首先,法庭上的询问和交叉询问,就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像是在律师与证人或鉴定人二者间进行的对话,而由法官和陪审团在一旁“监听”,只是各方皆十分清楚他们不论作什么陈述,实际上说的话就是说给法官或陪审团听的,而不是如表面上看针对对方,聆听的时候也是“表演”给法庭上的各方看的。美中不足的,是陪审团,作为整个法庭对话的“参与者”之一,{31}传统上不被允许直接向证人发问,但这项限制现在有逐渐缓和的趋势,逐步准许通过书面提交法官由法官进行提问。{32}其次,另一项特殊性在于法庭上的对话的全部流程,由于各方参与者所处的平台并不重合使然,除了“一问一答”的对话外,就没有别的形式。这和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或任何的人际间言词交谈相比,是相当不寻常的。加之更有甚者,非但是采取严格的“一问一答”的模式,而且还只允许一方(即律师,有时候是法官)来发问,另一方(证人)则仅仅有回答的资格,甚至是回答的义务。{33}大概只要在证人没听清楚问题的场合,证人才有机会发问或请求问话的律师将问题重复一遍。最后一点特殊性体现在,证人所提出的应答必须直接照字面的意思回答被问到的问题,而不是用“常理”去判断发问律师的“真正”用意。举个例子说明。若问一个朋友:[你是否还记得那天去了什么地方?],通常情况下会被理解为一个有礼貌的提问,一如[你能把故事说给我听吗?]与其说是一个对“能力”进行垂询的问题,毋宁认为是一种客气的请求。因此,获得的回答应该如此:[我去了天津]或者[我不记得了]。但仔细观察法庭上的对白后我们不难发现,律师在对证人提问之际,尤其是对对造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时,总是想尽办法让证人只回答问题,或者说,照发问者预先设想好的模式回答;但若是在法庭上提出那个问题,各方期待证人就这么回答:[我记得]或者[我不记得了]。任何较此更详细、更“具体”的答复方式,都是不被允许的。兹举一个实例,以期更清楚说明。是出自一九九四年名案—辛普森(O. J. Simpson)杀妻案的审理过程;是检方公诉人之一的Christopher Darden先生询问以证人身份出庭的LAPD (洛杉矶市警察局)警官Ronald Shipp的一小段节录:
  问:Shipp先生,你认识本案的被告人吗?
  答:我认识。
  问:那你们相识多久?
  答:大约二十六年了。
  问:你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答:我记得。
  问:是怎样的情况呢?
  答:呃,大概我十六岁的时候,…………{34}
  由此,应当不难看出基本印证了法庭对话遵守上述严格“一问一答”、“有问必答”以及“只答所问”的模式的原则。
  在日常会话中,各方通常都会省去不少大家都早已明白,或都认定应当明白的细节;不过,在法庭上,几乎一切的细微末节,就算是前提假设(presupposition)往往也都会被挑出来问个一清二楚,纵使各方打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的。但其实这也不是绝对;有时候律师或检察官就会以模糊焦点的手法,来来刻意转移各方的,尤其是无法律知识背景的陪审员们的注意。这些都是为法律所允许的诉讼手法,只要尚不致达到作虚伪陈述的地步。毕竟,发问者必须在询问的模式和手段上被赋予相当的自由度和主导权,才能至少在理论上期待国家的司法制度可通过诉讼发现真相。毋庸置疑地,在当事人进行主义以及对抗式的诉讼制度下,此般现象会比较明显,有时甚至都有遭滥用之虞。怎么说滥用呢?身为发话人的律师或检察官,往往会视受话人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乃至个人特殊的生长环境、生理条件等各方面情况而定,来决定到底用什么方式、态度、口气、神情或用字遣词来进行询问或交叉询问。比方说,对象如果是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那发话人可能会选择采用些极为艰难的字眼,让该证人三不五时地要求重复问题或表示听不明白,无形中会降低该作证的证人证言的可信度。相反地,倘若证人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特别是具有专门知识或经验的专家证人(鉴定人),那么进行交叉询问的对造律师,如果存心要该证人难堪并且进而减损其专业意见的可信度的话,势必以非常浅显易懂的用语用字来提问,间接使专家证人的专业性表现不出来。
  可见,在提出的问题的形式上,法庭上的对话中,律师或司法人员也是必须经过琢磨和巧思的。在证人和鉴定人宣誓之后,对之提问的方式,大致上可有几种:请求(request)、命令(imperative)、Wh —问题、分离式的(disjunctive)问题、引导式的(leading)问题等。{35}以下就针对各种句型举出各举一个例子:
  Would you please tell the court whom you saw that night?(请求)
  (请问你能告诉庭上你当晚看见了什么吗?)
  Tell the court whom you saw that night.(命令)
  Whom exactly did you see that night?(Wh—问题)
  Whom did you see that night, a man or a woman?(分离式问题)
  You saw a man that night, didn’t you?(引导式一)
  Isn’t it true that you saw a man that night?(引导式二)
  相信读者不难看出,以上位置越靠底下的句型,越是显得主观且带有恐吓性,越有可能出现在交叉询问的场合。这么看来,美国语义学家敏特(Catherine Minteer)在其著作《了解语言的世界》(Understanding in a World of Words)中曾写道的一句话:[应当革除旧的说话习惯,试验新的说话习惯。],其所推介“新的说话习惯就是开放的、科学的说话习惯”的精神,{36}在法庭上,极有可能吃不开。
  凡此种种利用语言的特性,并衡诸各种内外在、主客观条件,以及考量与他人进行对话的目的等诸多因素,在与他人进行交际时慎重选择一己话语、言语的模式的现象和作法,在学说上称为[语言变换使用]或[语言混合使用](code-switching或code-mix- mg)。{37}事实上早已不单单是法律语言的语意学或语用学视角,而可能已碰触到法律语言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甚或是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的研究领域的边缘了。{38}
  三、法律语言的语用学分析
  一如前一段的开头,在此处我们也必须先弄清楚一些基本概念,接下来的研究与分析始有正面意义。所谓[语用学](pragmatics),一言以蔽之,就是[研究发话人在实际作出使用某一个句子时的语境对语意所造成的影响的学问]。{39}国外有学者认为语用学是指[探讨语境上下文中,话语的意思和用途的语言学学门]。{40}尚有学者将语用学定义为[自语言现象的用途的观点,针对语言现象的内涵与作用进行研究的学问]。{41}更有学者在这个基础之上,不仅仅以字、词或句为对象,而改以巨大的言语段落或对白为描述对象,进一步提出[对话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理论。相对而言,一九三零年代才由莫理斯(Charles Morris)在其著作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中提出的名词,当初的用意其实是要将句法学(syntax)、语意学(semantics)与语用学三者间的区别与联系交待清楚。{42}当时普遍还认定其性质上属于符号学(semiotics)的一支。无论如何,至今语用学仍然是比较新的学门,其仍在发展中求完善,毕竟目前似乎还没有哪位学者能就一般说话者在具体的场合和情况下,如何又为何作出用字遣词的选择,总结出有说服力的看法。说完定义,再来简单介绍一下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语用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要算是[言语行为](speech acts)。{43}言语行为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L. Austin;1911-1960)在其死后的一九六二年所编辑的著作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如何以说话来做事》)中提出的。他将人类通过语言所作出的一切[发声行为](utterance)粗略分为两类:[行事性的话语](performative)以及[陈述性的话语](constanve);其二分法的区分标准端视该话语是否能以“真假”或“是非”(True/False; T/F)来评断而定。而此处所介绍的言语行为便是前者的[行事性的话语]的别称。言语行为最根本的定义是,人们有时候是以说话为手段或工具,来完成意欲的行为;而这种以话语为中介所完成的行为,便称之为[言语行为]。{44}举例而言,当不慎撞了别人一下时,向他说声[对不起!],表示说话者歉意的[对不起!]这一句话,便是一种言语行为;还有,当律师在法庭上对对方律师所提的问题反对或有异议时,向庭上法官道出:[辩方反对!](“Objection, Your Honor!”),这就是在法律界以一句话来完成一个反对的行为的典型例子;当然其它还有诸如法官的辞令[休庭!]("Court adjourned")和[本案驳回](“Case dismissed”)…等,不一而足,无不属于言语行为。至此,我们或许不难看出当一位律师针对对方讯问证人提出反对时,或者法官敲击法槌表示休庭时,发话人(即该法官或律师)都是打算以一句话(an utterance),来表示一种目的,进而完成一种行为(即反对或休庭)。任何外人都不可能以类似[不行!]、[不是的]或[绝非如此]予以回应。反过来说,在法庭上证人或鉴定人的陈述,由于可能有也可能无“真值”(truth value),也就是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发话人实际上并非打算以一句话来完成一个动作,所以性质上属于陈述性的话语。
  后来,另一位语言学家John R. Searle在一九七六年,由于认识到任何的话语,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然同时含有[陈述性](constative)与[行事性](performative)两种品质,很不容易据以主张一句话究竟只是“陈述”某个事实,或者仅仅是期盼以陈述该句话为手段遂行一项目的,所以就针对上述Austin的理论提出一个革新性质的理论,企图将天下所有的发声行为概分成五类:Assertive (又称Representative)(暂译:[主张性话语])、Directive (暂译:[指示性话语])、Commissive (暂译:[允诺性话语])、Expressive (暂译:[表达性话语])、Declaration (暂译:[宣示性话语])等,基本上可以说已囊括人类所有可能的话语。兹分别加以论述。首先,主张性话语(assertive)的目的在于肯定一项命题的真实性,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基本上日常生活中所有直述句都算是,例如:[我今天去了一趟银行]、[案发当晚我人在家里]等。标志着这类话语常用的动词(但未必)有affirm, believe, deny等。其次,指示性话语(directive)的作用是发话人想让受话人照其意思完成某项动作或行为,例如:[你明天能过来吗?]、[辩方请求法庭传唤证人甲]等。常见标志着这类话语的动词有ask,challenge, request等。再来,允诺性话语(commissive)则主要是表示一定的承诺或宣誓的,例如:[我明天一定到场]、[作为证人,我发誓吐露真言]等。标志允诺的动词主要有promise,vow, guarantee等。第四,表达性的话语(expressive)则是用以对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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