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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
【副标题】 关于传媒与司法的宪法学思考【作者】 田威郭延军
【分类】 公民权利【期刊年份】 2002年
【期号】 18(秋季卷)【总期号】 总第18卷
【页码】 197
【摘要】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成为我国法学界、司法界和新闻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宪法学的角度探讨两者的关系是对其进行制度设计和法律规范的基础。本文从宪法学的角度剖析了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的关系,并在辩证认识传媒对司法监督作用的基础上借鉴域外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我国的相关制度设计和二法、司法实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799    
  
  伴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司法公开化的程度日益扩大,司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日显突出,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渴望愈来愈迫切。传媒担负着报道司法活动的任务,正不断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陈述见解、发表评论,由以往简单认同和传译司法结论的“回音壁”,转变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组织体,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传媒以其强大的社会舆论导向功能,影响着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于是困扰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和诉讼参加人之间的价值平衡和选择的问题也成为我国法学界、司法界和新闻界共同瞩目的问题之一。有的学者从“庭审直播”的角度进行微观层面的剖析;{1}也有学者从制度建构角度进行宏观层面的论证;{2}还有学者则主要是介绍域外调整传媒与司法之关系的规则(主要以美国为例),以求他山之石以攻玉。{3}而笔者认为,从宪法学的角度探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是对其进行制度设计和实践调整的基础。因为,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中主要涉及到新闻自由、审判独立和公民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的相互关系及其价值的冲突与平衡,这三方面无疑都是宪法规范和保障的基本内容。宪法作为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根本法,为相关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和基础,而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实质就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即公民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与国家司法权之间的契合与冲突。在本文中,笔者试从宪法学的角度,剖析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的关系,并初步探讨我国在宪政框架下,构建实现新闻自由与保障审判独立双重价值的制度体系的一些问题。
  一、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关系的宪法学本质
  新闻自由属于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的范畴。关于新闻自由,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日本新闻协会对新闻自由有一个为日本学界尊为权威的定义,即:“具体地讲,第一,任何势力也强制不了的符合事实的报道和评论的自由;第二,为此目的而接近新闻出处,采访新闻的自由。”{4}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曾提出新闻自由的标准为:自由采访、传播自由、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四个方面。{5}这都是从新闻媒体的角度而言的。我国有学者界定新闻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它是广大新闻工作者受人民的委托所享有的依法自由从事采访、协作、发表、出版新闻作品并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而人民群众也基于新闻自由原则,可广泛了解各种新闻和信息,撰稿发表意见,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6}的确,从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来看,其在实现新闻自由的过程中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媒体通过情况与意见的沟通与联系,激起、形成社会舆论,并以其自身在社会中的优势和地位,代表公众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监督,这就是新闻自由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一般动态过程。因此从宪法学的角度分析,新闻自由就是公民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与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等基本权利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实现形式。
  审判独立是宪法确定的国家权力运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审判独立就是在西方分权学说的理论基础上孕育而成的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它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宪法原则,有很多的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对其做了阐释。如果从宪法学的角度分析,审判独立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审判权的独立。审判权是国家赋予审判机关在诉讼中审理和裁判案件的权力。从法律存在形式看,审判权与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军事领导权(检察权和军事领导权在我国是与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在其他许多国家他们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等权一样,都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从功能上将审判权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是审判独立的前提。二是审判机关的独立,即要求审判权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来行使,并不受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古代,当司法还未独立的时候,审判权是由行政官吏行使的,皇帝或国王是最高的审判者。当法院作为独立的审判机关出现时,审判权才转由法院行使。可见审判机关的独立是审判独立的组织基础。三是法官的独立,即法官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履行审判职能的过程中,严格依法办事,不受非法干涉和控制。这是审判独立的核心。从审判独立原则的这三层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对审判权这种国家权力及其行使主体的基本要求,它是规范国家权力的—项原则。
  可见,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从主体上看,是新闻媒体与法院和法官之间的关系,而从其在宪法学上的实质看,二者的关系不是社会个体之间的权利与权利的关系,也不是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与权力的关系,而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二、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的对立统一关系
  既然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的关系的实质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又是对立统一的,{7}那么,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也必然是对立统一的,当然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具有其自身的内容和特点。
  认识新闻自由与审判对立的统一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设计调整两者关系之制度规范的基础。但事实上,学界谈论二者矛盾的多,而分析二者的统一性的少。然而,笼统地把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界定为侵犯和排斥是片面的,应当在看到二者的冲突矛盾的同时,对其统一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首先,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统一于宪政的维度下。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8}民主、法治和人权共同构成了宪政的基本要素,任何一方均不可偏废。在宪政的理论与实践中,新闻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它是公民的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现代民主和人权的理念,世界各国都重视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从各国的宪政实践来看,有的将新闻自由概括在言论出版自由之中加以保护。例如法国,作为其宪法之序言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1条就宣布: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公民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9}又如美国,其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即权利法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10}而有的国家是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新闻自由,其典型代表是日本。1946年的《日本国宪法》第一条规定报纸除有害于公共利益和法律禁止的场合外,享有报道、评论的完全自由。”{11}我国现行宪法中虽然没有“新闻自由”的明文规定,但相关内容还是较为完整的。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权。”这两条规定已将新闻自由纳入到了宪法保障的范围内。
  同样,在宪政的理论和实践中,审判独立也是作为一项宪法性规范被视为法治的真谛的。据对世界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12}即便是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司法独立也早已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宪法惯例。在我国,司法独立主要指的是审判独立,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而确立了审判独立的宪法原则。当然,我国宪法确认的审判独立原则不是建立在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基础之上的,而是指在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独立是整个宪政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一项重要的法治原则,通过独立的审判,可以保证法律的公正与权威,这是实现现代法治的必要标志。
  故而,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的关系在本质上就体现为民主人权与法治的关系,两者同为宪政国家的价值追求,任何一方都不可以舍弃。而且,构建民主法治的宪政国家是它们共同的奋斗目标,正如有人指出的,“只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出版才是识别真正的自由社会和所有其它社会的标准。”{13}
  其次,两者都是实现正义和公正的有效途径。正义和公正作为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形式,自古至今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引导着人们的行动。虽然实现正义的途径多种多样,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通过独立的司法“将合理的确定性和法则的可预见性与适度的自由裁量相结合这种形式优于实施正义的其他任何形式”,{14}司法审判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公正和正义的。同样新闻自由尤其是新闻批评自由也是出于对正义和公正的追求,以一种道德性的话语立场,报道、评论甚至谴责司法活动中的阴暗一面,监督权力和权利的腐败与滥用,通过防止和矫正司法的偏差与不公,保护人民的利益,实现公正与正义。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两者的默契多于掣肘。
  当然,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在价值层面上的统一性,并不能排除两者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功能层面上的冲突。由于审判活动的公开化,使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产生了联系,也为传媒监督司法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制度空间。但审判独立原则却本能地排斥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15}是审判独立原则对社会的基本要求。因此当媒体进入司法领域,行使新闻自由权利时,由.于新闻传媒活动的固有特征与司法活动的差异,两者的冲突则不可避免。
  1.基于不同的事实评定标准而产生的矛盾。真实性是新闻必备的首要属性,同时也是司法审判活动的依据。然而,两者关于事实的认定标准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基于不同的哲学认识论,人们对真实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客观真实说,如我国台湾学者蔡墩明先生认为兹所谓真实不能不认为客观现实之真实,亦即其所指者为绝对事实。”{16}二是法律真实说,如美国学者格里·古德佩斯特则说审判中的争议是指控的真实性,而指控如果根据证明和说服规则被证明是真实的,那么他就是真实的。因此审判产生真实,即非发现真实,这种真实是‘法律上的真实’是这一制度所认识的真实。”{17}只有当新闻报导的“客观真实”具备法定要件、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后才能被法院认定为证据而采信,而实际上新闻因其所报道的事实或发表的评论之基础往往缺少程序性的制约,不具备法律技术上的证伪和证实手段,因而在某些情况下就会与法律上认定的“真实”产生直接而尖锐的冲突。
  2.新闻语言的灵活多变与司法之严谨规范的冲突。新闻传媒为具备竞争力,要求其报道和评论标新立异,具备新奇性,能够引起受众的强烈兴趣,正是所谓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而相对于司法来说,依据法律和先例的原则,严守程序之规则,以保持审判活动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树立其权威却是一贯的传统。于是当新闻媒介进入司法活动后,其开放、自由、激进的特征必然会对司法的隔离、严谨和被动形成潜在的挑战和侵犯。
  3.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司法审判时效性的矛盾。“新闻是一条新鲜的活鱼”,“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等等,诸如此类的新闻行话,说明新闻传媒是“短视”的,它十分注重现实,在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传播活动已不再用“每日、每时”来计算,而是“每分、每秒”的现实报道。“在第一时间,做出第一反映”。而司法的时效期相比之下就显得太过“漫长”了,司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独立适用法律做出裁判的活动需要相对稳定、集中的实践过程,而且其作出的裁判结果亦应经受时间的考验。传媒对“现在进行”的审判有倾向性的及时报道、预测或评论,势必会不利于就同一案件进行二审或再审的法官保持独立。
  4.道德性与法律性的冲突。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的紧张关系是道德与法律冲突的外化表现形式。新闻传媒与社会舆论立足于道德正义,运用社会性、情感化的伦理价值标准评判司法审理活动和结果。在情、理、法的角逐中,传媒和舆论有时会很难理解与道德情感、伦理观念不尽相符的法律判决或裁定;而司法活动追求的是合乎理性的法律正义,要求法官的审判活动只服从法律,严格依据法律的实体、程序内容作出“合乎正义”的裁判,而不应受道德伦理准则的丝毫影响。所以,“一个公正的——从实定法立场看——决定并不必然与民意相一致。”{18}
  三、辩证认识传媒对司法的监督
  进入司法领域的新闻媒介监督,是不同于其它监督形式的一种非强制性监督,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软监督”,{19}审判公开原则不排斥负责任的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的在合理限度内的报道和评论,而是使这一监督方式成为遏止司法腐败的有效辅助手段。诚如美国大法官dark所言在审判尤其是刑事审判过程中反映灵敏的新闻界常常被视为有效司法的助手。”{20}但是若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约束控制这种监督行为,由于传媒与司法功能层面上的矛盾与冲突的客观存在,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时刻都会使其对审判独立的潜在威胁转化成现实的非法干预,所以新闻监督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是故,不能简单的把新闻媒介的监督界定为纯积极的、负责任的司法辅助活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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