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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亚洲人权和政治文化
【作者】 迈克·戴维斯赵雪雁吕建高【分类】 公民权利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17(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17卷【页码】 1
【摘要】 当代人权理念面临许多挑战,其中持续不断的就是“亚洲价值观”,它为东亚一些领导人所提倡。本文强调了以下几个具体论点:第一,作为对实施宪政民主的一项挑战,亚洲价值观论言过其实,而且它不能解释东亚地区的价值观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各地的价值观无法给当地严苛的专制主义实践提供正当理由;第二,文化先决论不能成立,因为它们忽视了价值观形成的不规则的过程,且它们赘述累累,过于武断,对人类行为作用的重要性视而不见——因此对于判断是否应实施宪政民主的检测意义不大。第三,在缺乏对自由宪政的充分保障的情况下,要将西方公共社会理念输入东亚专制主义环境将会面临重重困难;第四,宪政有助于现代民主发展中授权对话的构建,并且为价值观论述提供了空间和场所;第五,尤其是在跨文化的环境中通过各地的制度化过程体现了宪政本土化的重要性;最后,延伸性研究的价值集中于宪政对一般发展环境及东亚特殊发展环境的积极促进作用,以及对各地政权合法化的积极作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771    
  
  当代人权理念面临许多挑战,其中持续不断的就是“亚洲价值观”,它为东亚一些领导人所提倡。在向当代自由、人权和民主潮流发起挑战时,{1}一些东亚的专制主义政治领导人反对大量输入西方民主和人权。西方的人权实践被斥为不适合亚洲土壤及东方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状况。东亚领导人针对西方自由民主的起源和西方存在的高犯罪率及社会问题,对自由民主原则的优越性提出了质疑。据他们所称,该原则违背了“亚洲价值观”——他们似乎认为“亚洲价值观”一词包括了专断、合作、和谐及秩序这些亚洲文化的主要价值。{2}这种观点在文化论者中具有一定的学术普遍性,这些人赞成:民主理念在缺乏一定文化先决条件的社会中无法实现。
  本文对亚洲价值观及更广义上的文化主张提出了批评,并提供了一个有建设性的立宪方案以解决这场决定性争论所牵涉的问题。批评是两个层面的:(1)亚洲价值观论的支持者在为专制统治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的过程中,没有正确评价东亚地区丰富的价值观论述;(2)学术界文化相对论者的理论赘述累累且过于武断,因为他们不能正确评价人类行为作用和制度在文化论述的嬗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紧接着对亚洲价值观及更广泛的文化主张的批评,本文第二部分提出了它的中心关注点:自由宪政实践的全球化的跨文化蕴涵。{3}这里的首要任务乃是倡导重新评价宪政对构建社会和政治价值观的积极作用。{4}我将强调宪政的积极作用,它既是保障政治上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合法自治的场所,又是使国家对当前公共价值观作出反应的场所。{5}尽管理论家们经常根据他们强加于国家的限制来讨论宪政和人权,{6}我仍要强调他们所进行的讨论的积极作用。在这方面,我主张自由的宪政民主应当在双重任务上向前推进:第一,贯彻落实民主、人权和法治奠定了自由宪政的基石,并且为开放式的价值观对话创造了一个场所;第二,在这个场所内,运用各国所特有的实践方式把这种会话深嵌于当地社会——我将之描述为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过程。{7}在现代环境中,这种正在形成的对话为文化和社会重构提供了最为现实的途径。
  一、亚洲价值观的文化争鸣
  有关亚洲价值观的官方和学术主张都夸大了这些价值观所施加的约束,且不能说明东亚价值观理论资源的丰富性。撇开经济发展论不谈,{8}实质上存在两种论点。第一,亚洲价值观主张的较为极端的形式,概言之,即亚洲文化尤其儒家文化是“非民主的”或者说是积极地反民主的,甚至说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更适合于亚洲土壤。{9}就历史上的儒家社会而言,这种所谓的[与民主的]对抗反映在一套陈词滥调中,即将儒家社会定性为崇尚集体高于个人、权力高于自由、责任高于权利,并提倡诸如和谐、合作、秩序及尊崇等级制度之类的价值观。第二,不太极端的那种论点集中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上,它认为尽管人权也许最终会在全球获得实现,但对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社会而言,这至多只是遥远的梦想。{10}
  这类论调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创新,它们在东亚的政治演讲中几乎每天都被复述。{11}这些观点被集中表述在1993年《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中,它是世界人权会议亚洲地区正式会议的宣言。{12}尽管《曼谷宣言》接受了(人权的)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但它强调了文化例外,承认“尽管人权在本质上是普遍的,但它们必须被置于国际准则制定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环境中加以考虑;同时要牢记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重大意义。”{13}
  在亚洲,比这些官方观点更引人注目的,乃是反对亚洲价值观论的程度不一、丰富多样的声音。日本、南韩和菲律宾的3个主要政府实质上已经以宪法承诺的形式,开放地采纳了多党制民主政治体制,这一事实表明了这种反对的力度。{14}虽然这些新近改革的国家尚未完全抛弃它们由来已久的专制主义实践,但已有相当证据表明这些国家正在形成对宪政必备条件的一种承诺:周期性选举出现,且反对党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都拥有一定权力;人权以及新闻和结社自由明显体现于生机勃勃的新闻界及高层次的公民行为和社团活动中;而法院在审查政府行为时日益发挥其影响力。{15}这些国家为保卫民主改革,最近又做出努力使已卸任的专制主义腐败官员对其滥用权力承担责任,这进一步证明了这些努力的严肃性。{16}
  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一定程度的民主化虽然不如上述国家那么稳定,但也如柬埔寨与缅甸目前的民主斗争一样,{17}可以进一步证明民主对东亚的吸引力。{18}这些发展大多数受实质上的群众运动所鼓舞,有时这种现象在印尼也同样明显。{19}就连《曼谷宣言》所反映的官方观点也不得不受到挑战;在同期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许多亚洲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表了一个持反对立场的宣言。{20}
  二、关于亚洲价值观内涵的学术争鸣
  中国传统学者和政治理论家对官方所持的代表儒家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对当前亚洲官方惯于将专制主义归因于亚洲价值观的作法表示质疑。与政治领导人所支持的亚洲价值观论相比,另一种解释能更精确地说明这些官方实践。在事实层面上,北朝鲜和越南都以其独裁主义或一度的集权主义实践,跻身于最极端统治方式的典型之列;它们每一国都具有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单单这种意识形态就可以解释它们的许多政治行为。而儒家学说则不能。{21}
  亚洲价值观政治论的当代思想基础同样遭到抨击。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亚洲的学术和政治辩论中,亚洲学者和其他人都谴责“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固定模式。{22}查(Beng —Huat Chua)引用萨伊德(Edward Said)的早期著作,强调了近年来一些亚洲知识分子和决策者是如何利用西方的“东方主义”论述而形成一种自定义(self-defining)论述的。这导致了自相矛盾的结果:西方论述最初主要是想把亚洲人民定义为“其他”(other)的一部分,或者说置于西方核心世界之外;{23}而现在它却被其假定对象——亚洲人民自己——横加利用。结果导致了政治上专制统治的永久化。{24}
  尽管“东方学者”逻辑将使我们相信,知识分子的人权理想和实践在东亚首次登陆时遭到了误解,但这些权利最初被接纳的记录却表明误解并不存在。其证据来自现代中国早期杂志和报纸上永无休止的争论;它们证明了早期中国人对启蒙思想及基本人权概念的理解就具有惊人的水准。{25}有很多中国人是自然权利的拥护者。{26}这些早期的中国作家表现出一种功利主义倾向,他们的确承认出于国家利益有必要对权利进行限制,但是受真正的儒家思想的限制,{27}他们并不认为国家利益等同于统治阶级利益。{28}反对儒家思想的思潮以及后来中国的权利论述中文化相对论的成分,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及之后才真正出现。五四运动是一场多层面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它抨击传统、促进科学和民主,并表达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感情。{29}这股民族主义的浪潮为文化相对论成分进入中国的权利论述打开了门户。
  据论证,中国人喜欢社会和经济权利更甚于政治权利,这是他们民本主义统治传统的一部分;这种传统强调以人民为基础。{30}有人可能会从这种民本主义传统得出结论:为了仁治和社会福利·,公民和政治权利将甘愿遭到牺牲。但中国人对仁爱的关注与他们乐于牺牲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之间这种所谓的联系是值得推敲的。早期中国人有关人权的现代观念的作品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公民和政治权利上。{31}中国作家受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影响,特别关注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因此,如果我们追溯传统的中国思想来考虑中国接受西方思想的既存事实,我们会再次发现它与自由权利观念毫无敌对之处。所以,我们不仅应当质疑人权与中国传统不相容的论点,而且还应当看到,早期的现代中国事实上已受到了自由权利观念的吸引。
  最后,弄清有关儒家政治的现代实践的主张是否正统这一点十分重要。与张伟仁的观点相反,如果承认所谓新儒家主义(neo—Confucianism)在中国旧王朝的赫然存在是真实的,那么这种形式的政府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尽管儒家的家庭和个人道德标准存在于东亚社会这一点已有共识,但这并不必然转化为对专制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据说后者与儒家有所关联,或者说它创立了儒家式的专制主义实践。{32}
  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亨廷顿(Huntington)所描述的这种儒家政治{33}——包括对专制主义的约束;推崇集体高于个人、权力高于自由、责任高于权利;以及提倡诸如和谐、合作、秩序和尊崇等级制度之类的价值——是民主前日本的特征,但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推翻。{34}比日本更甚,新加坡居然不得不引进八名儒家学者以“移植”这种所谓儒家政治的初步观念。{35}当然,移植一个国家价值体系或者出于国家目的歪曲现存体系的想法并非创新。{36}然而,如果依其所述专制主义儒家政治价值观仅仅是一种移植,就很难说明被大力支持的亚洲价值观会迫使这种专制主义的产生。对新加坡来说,查认为移植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否决,他声称在1984年、1988年和1991年的近期选举中,许多新加坡人为登记其异议而有效利用了他们被允许进入的任何政治场所。{37}
  我们很难为这个命题辩护:出现在北朝鲜、中国和越南的“伟大领袖论”(great-lead- erism)新近的极端表现是儒家式的。{38}尽管一些亚洲领导人可能声称,东亚政府——尤其是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国家——的儒家成分在于以共识(consensus)统治的政府;但这同样也必须受到质疑。{39}民主政府同样需要共识。共识不应与串通舞弊(collusion)和幕后交易(back-room dealing)相混淆;最近南韩和日本对腐败的审判演示了后面两者如前所述,这些传统的儒家社会以共识统治方式通过的许多措施,既非承袭儒家,亦不合乎东亚需要。
  三、更广义上的文化学术辩论
  在关于民主化文化前提的论点中,即使不支持亚洲价值论点的学者们也将相对主义的成分引入民主与人权的研究之中。另一些学者则表示异议,认为民主与人权是对传统社群观念的冒犯。我经过对这些更广义上的学术文化争论分析后,提出了三重批评:第一,对于亚洲价值观及类似观点支持与否的检验[标准]来自于一种学术观点,即民主的文化先决论。第二,对于社会群体作为抵制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基础这一观点的分析。第三,对新制度主义在挑战文化先决论的同时又成为宪政工程的基础的评价。
  1.文化前提
  在当代亚洲价值对话的背景中,有长达数十年的关于在民主过渡中政治文化作用的辩论。{40}其假设是:除非一定的文化前提存在,民主化将会很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论点的支持者们并不经常被视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但无法满足这些文化标准的困难可能导致本质上的相对性结果。在缺乏一整套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标准的情况下,成功的民主化似乎变得不可能,或充其量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文化先决论有时也是有条件的。然而,在辩论中,一种令人信服的论点往往初具雏形,它强调为那些不具有神圣文化气息的人追求民主化道路是徒劳的。在亚洲价值辩论中,这种论点及其在东亚的延伸显然受到了误导。在这一部分,我无意争论文化价值是否缺乏重要性,而是更确切地说,文化先决论赘述累累且过于武断,进而不能完全了解人类行为作用的重要性。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代社会科学家,鼓舞于利用有关政治文化的数据来分析民主过渡的潜在效用,担负起了认证和量度政治文化特点的重任;他们相信,[这些政治文化特点]对民主化具有建设意义。{41}在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著作,很可能是艾蒙德(Gabriel Almond)和佛巴(Sidney Verba)于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其中他们研究了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在研究中,他们创造了公民文化的概念{42}以及后来大量研究的检测标准。{43}关于心理导向(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艾蒙德和佛巴试图以统计学的方法认证和量度在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生根前他们认为应该具备的东西。{44}虽然从概念上看,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工程,但由于把认证特征作为其基本的前提条件,进而为那些缺乏这些因素的社会之民主设置了障碍。既然他们认证的这些特征大都与西方的民主相联系,艾蒙德和佛巴的著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非西方社会不适宜民主与相关的人权。
  关注亚洲地区研究的比较政治科学家们也受到了文化先决论的影响。{45}这使得官方借口不能启动民主改革的非预期结果更具风险。由于集权政府并不欢迎科学的社会监督,学者们只能以一种不具说服力的方式在当前现有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整理和分析贫乏的比较性资料及数据。{46}
  存在或缺乏文化特征是否真能为延缓改革提供正当理由呢?那些持肯定观点的人可能主张,在没有建立民主的情况下,亚洲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取得一种民主文化——这充其量是一个受质疑的命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五四”运动期间试图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努力事实上并未奏效,主要因为[运动]的支持者们在缺乏真正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寻求创建知识上的民主文化。{47}没有事实上的民主制度,似乎不可能有民主价值和态度上的改变。
  学术界并未对文化先决论的冗赘性视若无睹、充耳不闻。{48}因此,已经讨论了如下问题:社会在缺乏民主制度存在的情况下能否发展所谓的文化先决条件?“非民主文化”是否适用于专制统治?文化是不是不实施民主改革的借口。{49}这种讨论[使人们]意识到:在不具备有效运作的民主制度的情况下,一种强有力的民主文化是不可能出现的,并且民主的出现并不取决于文化的限制。{50}人们应该超越公民文化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去寻求人们倡导民主或推翻专制政府的原因。民主的主观选择很可能植根于诸如阶级、宗教、压迫、种族、帝国主义、事件或机遇等实体因素,但更有可能只是源于简单的人类行为和想法。{51}
  学术界在认清文化先决论的冗赘本质之后,出现了两个不同方向的分支。一方面,有些学者更多地关注民主的“巩固”(Consolidation)概念。{52}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则对制度表现出浓厚兴趣。转向巩固意味着转向后续条件(post—requisites)——即确认让民主得以持续存在而必要的因素。这种(向后续条件的)迈进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无论是否有文化先决条件,有些民主已经存在并关注于培养对维护民主至关重要的制度及承诺——这实际上也就是宪政出现的前奏。
  即使是支持文化先决论的学者们也开始承认制度和人类行为作用的重要性。在寻求一种(与民主)相宜的文化时,学者们强调要存在一些主要的制度,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组建反对党的权利、法治、人权等等。{53}在“精益求精”(“crafting”)的旗号下,人类行为作用也被认为很重要,这样表明社会并不是文化条件的唯一受害者。{54}最终,文化决定主义因素和对集权主义的支持却依然存在。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关于顽固的典型亚洲价值观及其提炼之论点,提供了如下的启示:文明的碰撞(使人们)产生了某种忧虑,即某些特定社会可以在文化上被判定为无法与民主及人权相适应。{55}这种主张被一些专制的东亚领导人引为借口,以拖延民主和人权改革。
  这种分析点明了有关公民文化论点是如何被用来拒绝民主,并最终拒绝人权的。如果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政治文化形态作为民主原因就如同作为民主结果一样重要的话,那么推进民主制度的改革就很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了。上述讨论的这类文化研究可能仅仅表明在已建立的民主中各种与民主相关的文化特征之趋同,但这并不一定是新民主(产生)的条件。不能由于在现存的政治文化和民主结构之间所谓的不一致,就拋弃或回避民主和人权,甚至投入专制主义的怀抱。{56}
  2.社群
  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思想更具有目的性;它直接挑战普适主义(universalism),进而挑战自由宪政主义,并侧重强调社群在建构政治价值中的重要性。参与性民主通常要求通过社群寻求授权,其依据是更为个体化的自由民主可能是对社会的一种破坏,并最终变得非民主。{57}尽管本文支持宪政作为政治价值对话舞台的论点,一些倡导者却视社会为最好的对话场所。{58}尽管我认为他们的文化相对主义论点是失败的,但这些论点却正确地点明了宪政——无论何种类型——嵌入各地社会之需要,我将之称为“宪政的本土化”。这部分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浪漫主义(romanticism)、公民参与(civil engagement)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这三种以社群为基础的观点都关注促进群体的社会和政治价值,亦都忧虑自由个人主义潜在的社会破坏性。
  我认为浪漫主义是以社群为基础的第一个主张,即视传统社会为文明救世之避风港的观念。{59}波伯金(Samuel Popkin)描述了贯穿十九世纪的这种浪漫主义观念,并分别援引Le Thanh Khoi将越南农村的描述为“在历史的开端抛锚在这片土地……在它的竹篱后,民族精神聚集在不知名并不可侵扰的安静场所”{60}以及哈克斯豪森(Baron Haxthausen)将俄国米尔{61}描述为“把俄国从西方因个人主义和工业化而产生的极其可恶的变化中拯救出来之堡垒”。{62}如果传统社会的生活如此自由,人们可能会质疑为什么启蒙思想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诚然,传统农村及其文化保存了很多值得保留的价值,但令人怀疑的是,在当代它们能否为个人权利的宪政保护提供足够的选择。
  农村生活的浪漫化忽视了很多东西。首先,它没有注意到,传统农村的生活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经济层面来说都是残酷而压制的——是没有自由的地方。{63}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引人对农村意味着机会,而不是威胁。{64}原来依附于土地的农奴们从苦役中被解脱出来,并得到了难以想象的社会与经济的流动机会,以及政治公民权和新式管理所需要的权利。然而,在经济关系上,其与地主之间的冲突往往被同样难以控制的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之间的冲突所取代。{65}工业革命和科技时代似乎不可避免地破坏传统农村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的地位,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由农村生活而产生的凝聚力和信任感。最后,这种浪漫化几乎不能说明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通讯化的真正状况,或者由这些状况所产生的价值观的思考。
  基于社群的另一个主张是共和观念的公民美德,并关注强有力的公民传统推进现代民主功能的方式。{66}强调公民美德的形式的理论并不新颖,远可追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67}在当代,托克维尔关于公民参与的观点把我们带回到19世纪30年代,那时农村是美国政治文化的脊柱。{68}帕特南(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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