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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行政犯罪分类理论反思与重构
【英文标题】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Crime Classification Theory
【作者】 刘艳红【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行政刑法;行政犯罪;公权力主体;国家公职人员;管理相对人
【英文关键词】 administrative criminal law;administrative crime;subject of public power;public officials;private party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文章编码】 1671—15914(2008)04—0112—(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4
【页码】 112
【摘要】

我国行政刑法对行政犯罪的分类研究尚局限于刑法对其法益类别的规定,而忽视了行政犯罪的行政违法属性对其分类的意义。由于行政犯罪的主体不同决定着行政违法的性质和内容也不同,故宜以主体为标准将行政犯罪重新分为公权力主体行政犯罪、国家公职人员行政犯罪和管理相对人行政犯罪三类。新的分类符合行政犯罪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有助于行政犯罪的认定和适用及行政犯罪研究体系化。

【英文摘要】

As far as dividing kinds of administrative crime,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 theory often ignores administrative illegality of administrative crime while generally according to rechtgut that criminal law code regulated.At the same time,the different subject of administrative crime decides the character and content of administrative illegality.Consequently,it is reasonable to divide administrative crime into three kinds:namely,administrative crime of public power subject,administrative crime of public officials and administrative crime of private party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833    
  在我国行政刑法的研究中,行政犯罪的分类是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刑法典的规定,将行政犯罪根据其所侵犯的而为刑法所规定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法益类别直接加以陈述,对于行政犯罪的理论类别并没有加以深层次的研究。立法固然是理论研究的凭据,但绝不是理论研究的终结。我国行政犯罪分类研究存在何种问题?行政犯罪究竟应该如何分类?以什么为标准对行政犯罪进行分类才能契合行政犯罪的自身特性?研究行政犯罪分类的意义何在?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行政刑法的理论研究中重新并且全面地作出回答。
  一、行政犯罪现有分类之反思
  行政犯罪的分类因其标准不同而有多种类别,不同的学者对行政犯罪的分类及其标准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概括。在早期论著中,我国学者对行政犯主要是按照主体标准进行分类,并按照主体标准将行政犯罪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行政犯罪和一般公民妨害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犯罪。前者又可分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如玩忽职守罪、报复陷害罪、挪用公款罪等)和特殊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如私放罪犯罪、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刑讯逼供罪)。后者又可分为妨害一般行政管理活动行政犯、妨害司法管理行政活动行政犯、妨害工商、财税、海关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犯、妨害环境、资源保护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犯、妨害公共安全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犯、妨害文教、卫生、医疗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犯以及其他不宜归入上述六类的行政犯。此外,根据行政犯罪违反的罪刑规范性质之不同,将其分为直接违反刑法典罪刑规范的行政犯和违反行政法律中罪刑规范的行政犯。{1}102—109
  晚期论著中,我国学者对行政犯罪在以主体为标准分类的基础之上,一方面细化了以主体为标准的分类,另一方面则又顺延主体标准的思路,增加了客体、主观和客观三个标准的分类:(1)关于主体标准的细化分类:一是根据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分为自然人行政犯与单位行政犯;二是根据自然人犯罪主体是一般公民还是国家工作人员,分为一般公民行政犯与国家工作人员行政犯,三是根据是否为共同犯罪,分为共同行政犯与单独行政犯。(2)关于客体标准的分类。这主要是根据侵犯的客体不同,分为妨害一般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犯、妨害司法管理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犯、妨害工商、税收、金融、海关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犯、妨害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犯、妨害公共安全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犯、妨害文教、卫生、医疗行政管理秩序的犯罪、其他不宜归人上述六类的行政犯。(3)关于主观标准的分类。这主要是根据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分为故意行政犯、过失行政犯、严格责任行政犯。(4)关于客观标准的分类。这主要是根据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分为牵连犯、结合犯、吸收犯、想象竞合犯、作为犯、不作为犯、持有犯、行为犯、结果犯、既遂犯、未遂犯等。{2}102—105{3}134—137
  事物的类别,是为了区分一事物与他事物;对事物分类的目的,是通过把握事物的本质而将同质事物归为一类,以便类型化地思考事物的特性。因此,事物分类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分类而认识、解释其本质。就行政犯而言,其本质特征在于,与自然犯相比,行政犯是违反国家行政目的、侵犯行政秩序而被刑法规定作为犯罪处罚的行为,因此,不论是研究行政犯罪的内涵还是外延,都不应该脱离其“行政”属性与“法定”特质。以之为标准衡量,早期论著中的分类与晚期论著中以主体和客体为标准所作的分类,大致是合理的;以其他标准所作的分类则没有太大的特殊价值。
  行政犯罪的主体不同,体现的行政义务与责任也有所不同,以主体为标准对行政犯罪进行分类,有助于了鳃不同行政犯罪的成立要件;核心刑法中的罪刑规范与附属刑法中的罪刑规范,其在性质与适用方法上均有所不同,以违反何种罪刑规范为标准划分行政犯罪,有助于正确适用不同表现形式的罪刑规范,并推动附属刑法立法的完善;以行政犯罪所侵犯的行政管理秩序或者说行政管理活动为标准进行分类,有助于认识不同行政犯罪对国家不同行政利益之侵犯,从而掌握不同行政犯罪的性质内容。总之,以主体、罪刑规范性质、客体三个标准对行政犯罪进行分类,因其显示了对事物分类的功能意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行政犯罪的本质特性,大致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主体与客体标准的合理性,仍然难以掩饰晚期论著中对行政犯罪的分类总体上有一种庸俗化的趋势。以主体为标准对行政犯罪分类大致是可取的,并不表明顺延这一思路将行政犯罪分为所谓单独行政与共同行政犯以及进一步以主观与客观三要件为标准对行政犯罪进行分类都是合理的。行政犯罪的单独犯与共同犯,其所要研究的,分别是行政犯的主体及共犯有关问题,“共同行政犯与单独行政犯”这样的概念对于深化行政犯罪的理论研究并无助益。至于以主观、客观标准对行政犯罪进行的分类,看似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行政犯罪的特点,细化对行政犯罪的认识,但实际上,它只不过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一些词汇(比如故意犯、过失犯、牵连犯、吸收犯等)套在了行政犯罪的概念上而已!这种分类只是不同概念的相加而不是揭示真正独立的行政犯类别,因此,它们不可能推动对行政犯罪本质的理解。比如,故意行政犯和过失行政犯,所需要探讨的问题无非是什么是故意和过失,而这一问题是超脱于所有具体犯罪而存在的具有共性的主观罪过的问题,对于行政犯罪而言,并无特别之处。尤其是,所谓根据客观方面将行政犯罪分为牵连犯、结合犯、吸收犯等十几种类别,更是生硬嫁接。这些概念有的是罪数形态中所要研究的问题,有的是既未遂形态所关注的问题,有的的确是客观行为形式,将它们一律称之为犯罪客观方面的分类,可谓混淆是非!而且,即或它们都是客观方面的概念,对于深化了解行政犯罪的问题,如法定犯与自然犯的区别或者它们的处罚问题等没有提供任何有益的视角或昭示出需要研究的内涵。
  可以说,晚期论著中对行政犯罪的分类,除却继承了早期论著中主体标准及其所暗含的客体标准所进行的分类是其合理之处外,以其他标准所进行的分类,非但没有深化行政犯的类别,反而因其庸俗化地套用早期的主体标准而衍生出主观与客观标准,将行政犯罪的分类等同于犯罪构成四要件具体化的标准测量,从而泛化了行政犯罪的分类问题,削弱了行政犯罪分类的意义,毁损了事物分类的意义功能!这种以犯罪构成所有要件为标准对特定犯罪行为一一进行分类,属于没有结合犯罪行为自身特点的一种分类方法;以之为标准,可以对任何意义上的犯罪进行分类——可以对一般意义上的犯罪进行分类,可以对自然犯与法定犯之下的类别分别再进行分类,可以对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分别再进行分类,等等。如果不结合事物的内在机理与本质特性,盲目适用各种标准对之予以分类,只会屏蔽事物分类的目的,变成为分类而分类,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而已!
  二、行政犯罪重新分类主体标准之确立
  理论上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在实践中也是合理的。行政犯罪的分类研究既要在理论上推动对行政犯罪本质、规律与特点的把握,又要在实践上结合我国行政与司法的现实,以发挥其应有的实际功效。据此,以主体为标准对行政犯罪进行重新分类,是目前我国行政犯罪研究中最需要探讨的问题。
  就以罪刑规范的性质为标准进行的分类而言,这种分类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但在我国目前尚缺乏现实意义。我国对行政犯罪的立法采取的是自然犯和法定犯一并规定于刑法典中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因此,我国目前并不存在违反行政法律中罪刑规范的行政犯罪;根据行政犯罪直接违反的罪刑规范分类,在我国难以通行。在采取自然犯规定在刑法典、行政犯规定于附属刑法中的双轨制立法模式的国家,根据行政犯所违反的法律规范性质区分其类别,有助于了解自然犯与法定犯的不同属性,了解它们罪刑规范的适用差别。基于立法实践的考虑,目前研究该类别意义不大。但对以后可能会采用双轨制立法模式的我国刑法而言,从理论上研究它们仍有必要。
  以客体为标准对行政犯罪进行的分类与根据行政犯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是一致的。行政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根据行政犯的内容性质不同,可将之分为警察犯、财税犯、经济犯、环境犯、道路交通犯及其他行政犯等。这种分类也被认为是一种立法分类。因为它实际体现的是行政犯罪侵犯的法益内容。客体标准也就是根据行政犯所侵犯行政管理秩序的性质进行的分类,而行为侵犯的法益决定了犯罪的内容性质。例如,因此,侵犯司法管理秩序的行政犯就是警察犯,侵犯环境保护管理秩序的行政犯就是环境犯,侵犯公共安全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犯就是道路交通犯,侵犯工商、税收、金融、海关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犯就是经济犯,等等。显然,以客体为标准的分类就是一种立法分类,即根据刑法对于不同行政管理秩序的分类而得出的行政犯罪分类。这种立法分类主要功效在于体现不同行政犯侵犯法益之不同,而法益又是一种实定法上的概念,各种法益在刑事立法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如果不是在适用具体行政犯罪时需要发挥法益的构成要件解释作用,或者意欲单独对警察犯、经济犯等加以研究,从一般意义上探讨此种类别似乎也无太大的必要。
  以主体为标准对行政犯罪进行重新分类,具有如下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符合行政犯罪自身的规律和特性
  刑事犯罪是自体恶(mala inse)的行为,行政犯罪是禁止恶(mala prohibita)的行为;行政犯罪首先源于行政法规范的禁止规定,例如,走私罪首先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禁止规定,其次是刑法的禁止性规定,例如《刑法》第151—153条的规定,这种由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不是行为与生俱来所具有的恶性而形成的犯罪,就是行政犯。然而,行政规禁止的行政违法行为数量种类众多,它们都是违反行政法秩序应受行政罚的行为,但不等于都是行政犯;只有其中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或者说“较高度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4}43的行政不法行为才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显然,在行政犯的双重违法属性——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之中,行政违法属性在前,刑事违法属性在后;行政违法性是其前提,刑事违法性是其质量到达一定程度后的质变后果。离开行政违法性这一前提特性而徒有刑事违法性,行政犯将与自然犯没有差别,也因此不再是行政犯。正因如此,对行政犯罪的理解必须紧密结合行政违法性进行,舍此,将无法把握行政犯区别于自然犯的本质特征。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作为行政犯前提特性的行政违法性,在性质上表现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危害正常的国家行政管理秩序。行政法律规范与行政管理秩序因而成为把握行政违法性的关键词。行政违法行为不同于刑事违法、民事违法的特点在于,它不是对一部统一的成文法典规范的违反,而是对“各种规范行政权行使和行政职责履行的一般原则”{5}16的违反,而行政法规范的特点是性质复杂、反映社会现象最快、变化最为频繁,形式广泛,数量众多。正因如此,我国行政法表现为众多的单行法,其数量超过所有其他部门法之和。因此,如果从分散的且性质极其繁杂的各种行政法规范人手,研究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性,难以提炼出它们的共性,并且容易迷失在变化频繁、内容细致、法源多样的行政法规范之中。
  行政管理秩序是行政法确立和维护行政法律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行政违法行为实际就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对行政法律规范的违反和破坏。由于从行政法律规范把握行政违法本质特征的不可能性,从行政管理秩序人手把握行政违法行为的本质特征也就等于从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角度人手,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由此成为掌握行政违法性本质特征的最终落脚点。日本行政法学者室井力指出:“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主体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在这种法律关系上,实施行政的当事人就是行政体,其相对人是普通的私人即国民或居民。”{6}41这表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律关系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虽然我国行政法认为行政相对人范围不限于公民还包括法人和组织,但对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这两方当事人并无不同认识。因此,行政违法行为实际就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即行政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根据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种类不同,就能明白各种当事人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性质与特点。这样,通过行政法律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行政主体与管理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人手,就能明确行政违法行为与其他违法行为的界限,最终帮助我们准确把握行政犯的原初违法性——行政违法性的本质规律。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区别也就跃然而出。所以,在行政违法的本质径由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揭示的情况之下,对于行政犯罪的分类也最好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亦即行政违法主体的角度进行,以便更好地了解行政犯之行政违法性以及其与故意杀人罪等自然犯的本质区别。可见,以主体为标准对行政犯进行分类思考,既符合行政犯自身的本质特性,又充分发挥了事物分类的意义。
  (二)有助于行政犯罪的认定和适用
  行政犯罪在整个刑法犯罪中,所占据的比率要远高于刑事犯。对于各种各样的行政犯的把握,除了根据刑事立法对行政犯罪保护法益的确认以及各具体罪名罪状的规定把握其内涵,还需准确区分不同或相似行政犯罪的界限,以便准确适用刑法条文准确定罪量刑。为此,就必须借助行政犯罪之行政违法的内容加以甄别。
  既然行政违法行为实际就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对行政法律规范的违反和破坏,因此,行政违法的内容也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所违反的行政法规范内容。行政法规范的繁杂易变等特性,决定了据其梳理行政违法行为之间的区别具有极大难度。然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类别却相对简单,只有行政主体与管理相对人两种。这两种不同主体各自承担的行政权利义务也各有不同,对不同行政权利义务的违反,也就构成了内容不同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权利与义务是行政法律关系的本质内核,因为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规范在对行政权力行使中产生或引发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调整之后形成的一种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7}27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同,其所承担的权利义务内容自然各不相同。比如,行政机关的权利具体表现为行政职权,其义务则体现为行政职责;行政相对人具有申请权、知情权、请求国家补偿权等权利,也有服从行政管理、协助行政执法等的义务等。对这种行政权利与义务的违反,就构成了行政违法行为。程度严重者,进一步会上升为刑法中的犯罪,也就是行政犯。这样,在分析行政犯的性质时,就可以根据主体不同分别以不同标准区分认定。比如,对于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行政犯罪,如刑法中的走私犯罪、货币犯罪,其在性质上首先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管理相对人实施的行政违法行为,其次才是因其社会危害性严重因而具有了刑事违法性。由于它们的主体来源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管理相对人,因此,在分析这两类犯罪的特点时,就无需考虑行政职权的违反等问题,只需将海关法、货币管理法等行政管理法规的规定用于补充这两类犯罪的空白刑法规范就可以达到准确认定犯罪的目的。对于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犯罪,就需要考虑行政机关是否适合作为犯罪主体进而质疑犯罪化的合理性问题;对于代表行政主体的国家公务员实施的行政犯罪,就必须结合他们是如何在行使行政职权之时导致了刑法中的犯罪发生,进而总结出关于“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之便”、“徇私舞弊”等与公权力有关行为的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准确认定不同的行政犯罪。
  可见,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人手、以主体为标准对行政犯罪进行分类,既在理论和实践上因其类别简单而易行,又因为不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不同之故,可以有针对性地分析行政主体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在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过程中违反了何种行政法规的何种权利与义务规定,从而分清不同内容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而准确认定不同的行政犯罪,实现定罪量刑的准确性。
  (三)有助于行政犯罪研究的体系化
  研究行政犯罪的性质、范围、责任等各种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行政犯不同于刑事犯的本质构造,明确行政刑法规范的内容与特点,进而总结出行政犯罪的一般性规律,并且以合乎逻辑的方法,将之整理为科学的体系,亦即实现行政犯罪的体系化。这样的研究才能有助于行政刑法学的理论化和体系化发展。
  体系思考和问题思考是刑法研究中的两种不同方法,前者有助于从学科内部整体性、犯罪理论的逻辑严密性等宏观方面完成事物的研究;后者有助于有针对性地结合具体犯罪或个别理论加以解释得出结论。虽然“在体系性思考和问题性思考之间进行综合是最富有成果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是,“法律明确性的要求,从一开始就使得与体系性相联系的思考获得了优先权”。{8}132“从问题的思考转向体系的思考”也得到了日本学者的提倡。{9}
  对于行政刑法学的研究而言,行政犯罪的体系化思考,意味着结合行政犯罪的自身特性即行政与刑事的双重违法性,行政犯罪适用法律规范的双重性即行政法规范与刑罚规范同时运用,行政刑法责任的双重性所产生的行政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等,来思考行政犯罪的构成及法律责任与传统自然犯之间的差别,从而形成行政刑法学的科学概念与完整体系。在此过程中,不同于自然犯,以主体为标准对行政犯进行分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自然犯的主体基本都是自然人,所不同者无非年龄,因此,在自然犯研究中,研究者可能更加关注那些重大的道德价值在被上升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之后,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对论证犯罪的成立有何价值等。行政犯罪因其前置的行政违法性,它要求更加关注行政法律关系这一行政法所调整的核心范畴之当事人,是如何以及实施了何种行政违法行为,其重要点在于围绕不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展开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研究。因此,在行政犯罪的体系化中,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入手对行政犯罪进行分类思考研究,有利于形成层次清晰、易于掌握的犯罪分类体系,深化不同主体实施的行政犯的构成要件,特别是,不同的行政犯罪主体在犯罪的正当化事由等体系性问题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行政犯罪总是与行政职权的行使或者参与行政关系有直接联系,职务行为伴随此类犯罪的过程之中;何种职务行为何时可以阻却行政犯罪的成立,自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正当行为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行为人的主体身份是否具有合法性、行为人是否在实施正当职务行为等问题。比如,工程建筑设计院按照上级设计院的要求进行工程设计,如果最终因为该设计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了重大安全事故,只要查明该设计院属于按照正当程序和要求履行上级设计院的职务行为,就不能对之定罪处罚,而只能追究上级设计院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责任。对于被作为管理一方的行政相对人而言,比如,受税务行政机关纳税管理的个体户,如因偷税构成犯罪,并不存在考虑其职务行为的问题,但此时也要考虑其他类似问题,比如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在内容与形式上是否具有合法性。显然,行政犯罪的“行政”色彩,不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行政权利义务之不同,都要求对行政犯罪在以主体为标准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行政犯罪自身的构造特性与适用规律,以推动行政犯罪的体系化。
  当今社会急剧变动,行政违法行为不断犯罪化,行政犯罪构成要件频遭立法修改,行政犯罪的立法处于一种空前活跃的时代。通过行政犯罪的体系化以及建立行政刑法学,有利于推动当下时代的刑事立法者慎重对待行政犯罪及至自然犯的立法,慎重对待行政犯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
  三、行政犯罪新三类之划分
  如果只考虑行政犯罪的刑法学科属性,以主体为标准对行政犯罪进行分类,就会得出前述传统行政刑法理论所主张的将行政犯罪分为单位行政犯罪与自然人行政犯罪,其中后者又分为国家工作人员行政犯罪与一般公民行政犯罪。该种分类便于人们从刑法犯罪主体的立法分类和主体理论的角度掌握行政犯罪,然而其弊病也非常明显。该分类与其他所有以主体为标准进行的犯罪分类别无二致,而且,在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与一般公民犯罪这两种相对意义上划分行政犯罪的类别,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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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行政刑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2}黄河.行政刑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3}黄明儒.行政犯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4}林山田.刑事法论丛(二)(M).作者自版,1997.

{5}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M).吴微.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7}周佑勇.行政法原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2005.

{8}(德)Claus Roxin.德国刑法学总论(M).王世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9}(日)松宫效明.日本的犯罪论体系(J).冯军.法学论坛,2006,(1).

{10}傅延威.行政犯罪的定罪与处罚(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2).

{11}刘艳红.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J).中国法学,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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