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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为判例制度正名
【副标题】 关于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思考【作者】 魏胜强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判例制度;法律方法;司法解释
【英文关键词】 judicial precedent system; legal metho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1)03-0182-(0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3
【页码】 182
【摘要】

我国当前并无明确的判例制度,但实际上存在着“近似判例制度”,如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是有实无名的判例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是心照不宣的判例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欲言又止的判例制度,这些制度有诸多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应当建立判例制度。建立判例制度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矫正我国的近似判例制度,树立司法的权威;有利于提高我国个案审判和判决书的质量,树立法官的威望。我国构建判例制度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使判例制度与法律方法相结合,使判例制度与司法解释制度相结合。我国应当构建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审案的人民法院共同制作判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判例的判例制度,这是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关键。

【英文摘要】

At present, there is no definite judicial precedent system in China. However, in fact, the"approximate precedent system" exists, such as, the application and instruction system that exists in practice without exact name, select-ed case announcement system that is the understood one, and case guidance system that freezes its words on its lips. There-fore,all these systems are far from perfe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need of judicial practice, judicial prec-edent system should be made in China, which will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law. Moreover, it is helpful for the maintaining of the stability of law, establishing the authority of law and judicatur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judicial decision and verdict,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the prestige of the judge. The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precedent 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it and legal method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it with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In China, such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which is jointly made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rial court entering in the records, and announc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prece-dent system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5620    
  
  判例法、判例制度这些与英美法系关系密切的专业术语,尽管早已进入我国法学界,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并无明确规定。我国法律制度不认可它们,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大约有两点:一是我国为成文法国家,判例不具有法律地位;二是我国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以先前的判决约束现在的审判,显然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这些理由似乎可以成立,但学界主张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呼吁却一直没有停止过。那么,我国到底是否应当建立判例制度呢?如果应当建立,所建立的应当是怎样的判例制度呢?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是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寻找理性的回答吧。
  一、我国当前的“近似判例制度”解析
  在一些抵触判例法、反对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人看来,判例制度似乎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所“专有”的司法制度,明显不符合我国国情,与我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活动格格不入。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通观我国当前的司法活动就会发现,尽管我国并无判例制度的明确规定,但现实中的不少做法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遵守着判例制度,而且一些制度本身就发挥着判例制度的作用,这些制度和做法可以被称为“近似判例制度”。由于没有判例制度之名,难以受到严格的约束,近似判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些近似判例制度就是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和尚未正式实施的案例指导制度。
  (一)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有实无名的判例制度
  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实施的一种法律解释制度。它的基本内容就是,下级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时,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上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批复,下级人民法院遵照执行。这种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中答疑解惑的制度,在事实上发挥着判例制度的作用。上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最常见、最有权威、影响最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我们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为例,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所具有的判例制度的功能。
  1.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其他各级人民法院都必须遵照执行。下级人民法院就审判工作中适用法律的困惑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只要上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批复,下级人民法院就必须遵照执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有时上级人民法院的批复是原则性的,对下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指导意义,下级人民法院也会在审判中贯彻落实上级人民法院的批复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它对案件的批复在所有人民法院的批复中当然具有最高效力。一些基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的请示往往会被高级人民法院转请示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被层层转发下去,由具体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遵照执行。
  2.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批复内容在案件审理中的效力。下级人民法院在所请示案件的审判中必须遵守上级人民法院的批复,这是事实上的做法,并无明确的依据,但最高人民法院却在自己发布的文件中明确了它的批复的“法律效力”。可能是看到自己作出的批复过于泛滥,形式过于杂乱,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在规范司法解释的同时,明确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而批复正是司法解释的形式之一。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取代了1997年发布的规定,但批复属于司法解释的形式、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这些内容并无改变。这就使得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法律的名义左右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
  3.批复的效力远远超出个案。按理说,案件的请示和批复都是针对个案的,其效力当然只能止于个案。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的成文法国家,司法活动更注重每一个案件自身的特殊情况,不应当以某一案件为蓝本而审判其他案件。但无论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观愿望看,还是从批复被执行的实际效果看,最高人民法院对个案所作批复的效力都远远超出了个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个案请示所作的批复,不管是否以公文的形式下发到请示法院,它的具体内容都要“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形式发布”,“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人民法院报》刊登”,“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以高调形式公布,显然不仅仅是针对个案的。唯一可以成立的理解是,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全国其他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同类案件时都能遵守此批复。而其他各级人民法院显然非常善于“正确领会”最高人民法院的意图,它们在以后审理相同或类似案件时都会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中寻找依据。
  4.批复赋予法律新的意义。下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中,不乏有无病呻吟、明知故问的内容,而最高人民法院也常对一些算不上问题的“问题”作出批复,但总的来说,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还是解决了不少下级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的难题,并赋予了法律新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作为一种法律解释,必然会使法律具有某些新意,因为法律解释具有明显的创造性,没有创造就算不上解释;另一方面,审判实践中总会遇到一些疑难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在解决这些疑难案件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法律的意义。
  由此看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尽管在形式上针对的是个案,在结果上却创立了一种对以后同类案件都具有约束力、下级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必须遵照执行的判例。这种判例与英美法系作为判例法的判例并无实质区别,区别仅仅在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是一种公开的法律制度,我国的案件请示批复制度却行判例制度之实而无判例制度之名。当然,这种近似判例制度的案件请示批复制度除了发挥判例制度的作用外,还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如它违反了公开审判的原则,导致审与判的分离,变相地剥夺了当事人上诉、申诉的权利,也助长了下级人民法院的惰性等。
  (二)案例选编公告制度—心照不宣的判例制度
  案例选编公告制度是我国司法审判中又一个近似判例制度。有资料显示,1956年和1962年召开的全国司法审判工作会议都强调要注意编纂典型案例,经权威机关审定后发给各级法院比照援引。1983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就陆续选编印发了许多案例。自1985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定期发布该院公报,在每期公报上都载有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甚至加以评议的判决。{1}76最高人民法院的某些部门也在选编公告各种案例,但影响最大、最能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审理的态度的,当属《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公布的典型案例。这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某些部门通过其他途径选编发布的案例,可能带有较多的学术探讨的味道,毕竟它们的发布渠道不够“正规”,而且它们更像是向社会展示某些案件的审判情况和某些判决文书的书写情况。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选编公告的案例却有明显的不同,它虽然不是公开要求其他人民法院必须遵守的判例,却在不少方面发挥着判例的作用。因此,这里所探讨的案例选编公告制度,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选编和公告案例的制度。之所以把这一制度视为判例制度,主要理由如下:
  1.《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并非学术研究与信息交流的刊物,而是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告某些活动或其结果、发布重要司法解释或者相关文件、披露重要信息的官方文件,它不是公文却发挥着公文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选编的案件,即使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亲自审判的案件,也必然是经过精挑细选、得到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对其他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具有示范作用的案件。被选中公布的案件,其对法律的适用和审判结果,自然也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没有明确宣布它所选编公告的案件对其他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具有拘束力,但选编公告这些典型案件的做法本身就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其他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中遵循这些典型案件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
  2.《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阅读人群主要是其他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公告是针对全社会发布的,任何人都可以订阅查找。但在事实上,订阅《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主体,无非是一些作为资料收藏的图书馆、对法律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其他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等。其中,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显然是非常特殊的主体,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是他们业务上的最高机关,他们必须认真研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各种信息,在工作中遵循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要求和指示。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选编公告的案件,对其他各级人民法院的影响最大。
  3.其他各级人民法院轻易不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选编公告的案例所确立的某些原则。根据法律,其他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都受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二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改变其他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这使其他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中不得不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免得自己审判的案件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否定。当其他各级人民法院遇到与最高人民法院选编公告的案件相同或者近似的案件时,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以最高人民法院选编公告的案件为模板进行审理。
  无论如何,最高人民法院选编公告这些典型案件,总不会是仅仅让公众知道有这么一宗案件这样简单,它的主观目的应当是要求其他人民法院遵照它所公告的案件进行审判。而其他人民法院尽管不会在判决中直接宣称它们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选编公告的某个案件来审判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总会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这些典型案例。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做法,典型案例在这种心照不宣中发挥了判例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选编公告制度在各级人民法院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活动中,转化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判例制度。
  但是,这种心照不宣的判例制度也遇到了难题。有学者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从1985年开始所公布的典型案例在公布之前要上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它们基本上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倾向。但从1992年第12期开始,审判委员会不再讨论公报公布的案例,而是由公报编辑部基于各级法院法官的投稿,选取一些当前比较典型的个案登出来,这些案例之间会存在冲突或者矛盾。对于同一类案件登出两个相互矛盾的案例,到底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怎样的司法态度,这容易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造成混乱[1]。
  (三)案例指导制度—欲言又止的判例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早先也曾有人提及,但它在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年)北大法宝》之后才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这一纲领性文件宣布:“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布方式、指导规则等。”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似乎给主张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人以很大的鼓舞,不少人对案例指导制度的许多详细内容拭目以待。然而几年过去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规定指导性案例选编、发布的相关规则,一直未见出台。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也丝毫没有提及案例指导制度。有人认为,案例指导制度属于重大的司法制度,事关司法权和立法权之间的相互关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案例指导制度是否符合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政治体制?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可以通过审判委员会独家宣布建立案例指导制度?这都属于建立这项制度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问题还不止于制度本身。案例指导制度对社会大众甚至法学界的绝大多数学者而言,可谓是近在咫尺的“陌生客”。参与该制度研究的人员构成上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法官多,学者少,立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人几乎完全沉默;二是为数不多的学者主要是法理学者,鲜有研究该制度不可或缺的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领域的学者积极参与;三是缺少掌握域外第一手资料的海归学者提供建立该制度所必需的理论和技术支持。法院系统和学界对待案例指导制度形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局面:一方面可能是案例指导制度过于“貌不惊人”、“名不见经传”,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另一方面可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出于减少阻力的良苦用心,没有将案例指导制度的相关草案向全社会公开披露。{2}不管怎样,案例指导制度目前并未真正实施。但从它位列《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年)》看,它又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正式认可的制度。暂且不评论案例指导制度这种既被承认又不被实施的尴尬境况,问题是,如果它得以实施的话,它算不算是判例制度呢?
  从名称上说,案例指导制度似乎更接近判例制度。因为案例指导制度给人的感觉是,通过某些个案而公开确立一种统一的司法标准,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这也正是《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年)》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定位。但细细想来,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不也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吗?把案例指导制度和判例制度对比就会发现,二者尽管名称略有相近,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毕竟,案例指导制度体现的是案例的“指导”功能而非明确的拘束力,下级人民法院在审判中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典型案例,遵循典型案例审判中的哪些方面或者哪些内容等,都无明确的界限和要求。同时,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指导案例是否应当有拘束力,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假如指导案例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具有拘束力,那么这种具有拘束力的案例就与最高人民法院对个案的批复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了。假如指导案例对人民法院的审判不具有拘束力,而只是指导性的,那么这种指导案例就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载的经典案例在功能上无异了。
  由此看来,从内容上说,案例指导制度与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它只是那些制度更换了一个“马甲”以新的面貌出现,以图进一步走向判例制度。也正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在无法接受“判例”或“先例”提法的前提下,指导性案例成为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比较安全的一种提法,容易为决策者所接受。它避开了因复杂原因造成的“判例”顾虑,又明示了先前所作裁判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使用了“案例”这个比较大众化的概念,而且这些用词本身也给这一制度的发展留下了比较广阔的空间,具有一定的伸缩性,这在建立这一制度的初期尤为重要。{3}10案例指导制度,这样一个如同案件请示批复制度和案例选编公告制度一样的近似判例制度,不过是一个欲言又止的判例制度,目前尚无实施的机会,仅仅停留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里,其命运堪忧。
  总之,我国当前的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和案例指导制度,尽管与判例制度不能等同,但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判例制度的作用。这说明,我国虽然尚未公开实行判例制度,但判例制度的某些内容已经存在于当前的司法制度中。由此看来,我国在事实上是不排斥判例制度的,只不过不愿公开承认这一制度罢了。那么,我国是否应当构建判例制度呢?
  二、判例制度在我国的境遇
  判例制度没有得到我国法律的明确承认,并不等于我国当前不需要或者不应当实行判例制度。毕竟,我国当前处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我国是否应当构建判例制度,不能仅仅依据当前有关法律条文的规定,而应当依据我国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在这一问题上,不少学者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他们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看待我国判例制度构建的相关问题。
  (一)我国学者关于判例制度在我国可行性的争论
  不少学者探讨了判例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问题,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三种观点,即主张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反对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和折衷的观点。
  主张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一直都很盛行。如有人认为:1.成文法与判例法各有优劣,引进判例制度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2.中国历史上始终保持着判例传统,我们不应当割断,而应加以改造,发扬光大。 3.西方两大法系出现了日渐靠拢的趋势,判例法的价值显得更为突出。4.从当今法制建设的现状和要求看,引进判例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4}8还有人认为:1.从基本现状看,我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判例法,但已存在判例法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基础。2.从判例法价值的角度考虑,中国应当建立判例法制度。判例法的价值在于,它有利于促进司法理性,使同类案件的当事人受到公平对待,实现法律主持正义的目的;判例制度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司法地位的提高,中国可以借发展判例制度的方式提高司法权的地位;判例法具有填补法律空白、弥补制定法不足的意义。{1}75-77主张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其理由多种多样,但总的来说都坚持至少是不反对以上内容。从近年来发表的学术作品看,主张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已经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
  反对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在早些年还有人坚持,近来已经没有多大的声势,对其观点无需赘述。相比之下折衷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折衷的观点有两类,第一类是明确反对建立判例制度,但又声称我国要重视判例的作用。如有人认为,判例法制度不适合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国并没有象英国或其他普通法国家所存在的长期和牢固的判例法历史传统,中国法官缺乏判例法方法论经验,判例法本身也有缺点,因而中国不宜采纳判例法制度。但是,中国应加强判例的作用,因为判例法的优点正是制定法的缺点。中国的法律比较抽象而给具体实施带来困难,更有必要用判例补充制定法。{5}第二类是主张建立判例制度,但又声称我国不宜直接过渡到判例制度。如有人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建立判例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主要体现在判例制度有助于实现法律的安全价值,增强法律的社会适应性。但我国现阶段不宜直接过渡到判例制度,因为判例制度与我国的宪法体制不符,我国现阶段人民法院个别法官的素质不适应实行判例制度,判例制度与我国的民众和司法官员的法律思维不符。{6}33-35
  对关于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可行性的争论进行归纳,便可以发现它们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开展论述的,我们对这四个方面逐一评析:
  1.判例制度的优点和缺点。任何不反对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都看到了判例法的优点,主张以判例法的优点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反对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则是看到了判例法的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种不足。笔者认为,由于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主张把制定法与判例法结合起来取长补短这种观点往往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因此,判例法的优点和缺点尽管是人们讨论判例制度可行性时往往都会涉及的问题,但这一因素并不会成为关键性的因素。事实上,制定法也有缺点,但它的缺点并没有阻止制定法成为当今世上主要的法律渊源。同样的道理,判例制度的缺点怎么能够成为它作为一种制度的障碍呢?何况许多人所主张建立判例制度并不是要求判例制度与制定法平分秋色,只是希望它成为制定法的补充。
  2.判例制度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反对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更愿意把判例制度与英美法系联系起来,特别是与英美法系中把判例法视为主要的法律渊源这一制度联系起来,认为我国由于与英美法系有很大的差别,因而不能或者不宜采用判例制度。主张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则把判例制度视为人类共有的一种有价值的司法制度,认为英美法系固然存在着典型的判例制度,但大陆法系在事实上也存在判例制度,我国虽然没有明确判例的法律地位,但同样存在着判例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融合,也为判例制度在未来社会中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笔者认为,判例制度无论是否为英美法系所特有,都不能回答我们是否应当建立判例制度的问题,因为我国既不属于英美法系也不属于大陆法系,西方两大法系中任何有益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因素,都可以为我所用。在我国是否应当建立判例制度这一问题上,应当考虑我国的实际需要,而不能过于关注我国是否有英美那样的制度环境。
  3.判例制度对法官的要求。反对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认为,判例制度的实施对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有素质较高、法律职业经验丰富的法官才能很好地运用判例制度。主张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认为,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解决新问题的典型案例,说明我国法官的素质和能力足以胜任判例制度下的审判工作,而且判例制度可以进一步提高法官的素质。笔者认为,中国法官的素质不管高不高,都不是我国能否实行判例制度的理由。尽管判例制度需要法官具备较高的素质,但把是否实行判例制度与法官素质的高低挂钩,就如同清末君主制论者宣扬的那种因为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不强所以中国不能实行共和制的论调一样荒诞。试想一下,当年英国创立判例制度时,英国法官的素质也未必高,我国当前法官的素质难道还不及当时英国法官的素质吗?何况判例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制度中只可能占很小的一部分,不足以要求法官的素质有多么明显的提高。
  4.判例制度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反对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认为中国并不象英国那样有牢固的判例法传统,主张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古代的判例制度非常发达。笔者认为,中国有无判例制度的传统并不重要,因为当前中国的法律尽管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在制度设计上已经与古代大相径庭了,古代是否实行过判例制度与我国当前是否应当建立判例制度并无必然联系。
  总之,关于判例制度在我国可行性的争论,现在看来很难称得上是争论了。因为除了早期的少数学者反对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外,近来几乎没有见到其他反对的声音。当然,多数人不反对判例制度并不意味着我国应当实行判例制度,但这至少说明建立判例制度的主张在当前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很大的支持。主张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和反对建立判例制度的观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成立,但它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因而难免有片面之处,对我国是否应当建立判例制度的实质性理由论述得明显不够充分。
  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真正根据是什么呢?是需要,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实践的需要。一种制度能否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关键要看社会发展是否对它提出了要求,对它提出了哪些要求,它对社会发展有哪些重要作用。探寻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原因,应当立足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情况。
  (二)判例制度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我国能否构建判例制度这一问题上,首先应当明确这一制度并非从国外引进来的,因为中国古代也存在;其次应当关注构建这一制度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到底具有哪些重要意义,这才是最主要的和最根本的。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构建判例制度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宏观上说,判例制度可以维护我国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权威;从中观上说,判例制度可以矫正我国的近似判例制度,树立司法的权威;从微观上说,判例制度可以提高我国个案审判和判决书的质量,树立法官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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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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