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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遗失物拾得的法律思考
【英文标题】 Legal Ponderation over Picking of Lost Property
【作者】 李昕【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物权【期刊年份】 1998年
【期号】 4【页码】 5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0927    
  
  

一、案情

1993年3月,天津居民李珉在电影院拾得朱某携带的属于李绍华所有,装有有价证券80余万元公文包一只。之后,李绍华及朱某先后在报刊上登出了悬赏1.5万元的寻物启事。在李珉归还失物后,二李于赏金给付发生争议起诉于法院。一审法院以悬赏广告无法律依据,捡到失物者依《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有返还失物义务为由,驳回李珉之诉,后经二审法院调解结案,李绍华向李珉给付人民币8千元。1996年5月,河南西峡县赵某丢包后,沿途张贴悬赏1千元寻包启事,后与交还者陆某发生给付酬金纠纷,经西峡县法院审理,判赵某给付陆某酬金1千元。

1996年9月,莱阳市董某捡得王某丢失公文包一只,王某在多处公共场所张贴赏金1万元的悬赏告示。王某后因与董某就赏金具体金额发生争执。王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认定董某行为构成违法勒索钱财,收缴失物并对董某罚款2千元。董某不服向法院起诉王某,一审法院判决王某向董某支付酬金1万元。二审法院受理王某上诉,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董某之请求。

以上诸案例表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民事主体占有物质财富日渐增多,财物流转日趋频繁。与之相应,遗失财物的金额与次数也呈上升趋势。因此而表露出的社会现实与现有制度间的差距在于:建立在原有社会观念之上,主要与道德规范相互配合而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因为共同道德观的分化而显现出自身的粗疏,随着道德规范调整力量的下降而暴露出本身的无力。

如何看待现行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间存在的这种差距,如何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解决因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问题,是我们由此而自然产生的法律思索。

二、遗失物的分类及概念

关于遗失物的概念,各国立法大都未予明定,依理论界较一致的说法,遗失物须为动产,其中包括实定价值的动产(如:现金、金、银、饲养动物等)、拟定价值的动产(如:有价单据、存折等)、主观价值的动产(如:对本人有价值的纪念品、有用物等)。

对于遗失物的构成要件,民法学者们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黄石昌先生认为,遗失物需具有两项要件:(1)非出于权利人抛弃之意思;(2)非因他人之夺取[1]。史尚宽先生则认为构成遗失物之要件有六:(1)遗失物须为非无主物;(2)须有物之占有之丧失;(3)须占有不同时移属第三人;(4)须非隐藏物;(5)占有之丧失须非出于占有人己意;(6)占有之丧失须带有确定性[2]。郑玉波先生却认为:(1)须为动产;(2)须为他人之物;(3)须为拾得时处于无人占有状态;(4)占有之丧失须为非系权利人之抛弃[3]。

借鉴三位学者的观点,本文以为遗失物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两个组成部分:

1、从遗失物自身性质来看,遗失物是有主有价之动产。有主,是指遗失物具有对其享有法定权利之所有人。有价,是指其具有实定价值、拟定价值或主观价值之一种。

2、就遗失物形成的原因而言,系由权利人主观过失,或第三方因素形成,而非拾得者之夺取。

依据遗失物所处状态的差异,我们可以进而将遗失物区分为确定之遗失物和未确定之遗失物。

所谓确定之遗失物是指其处于一种权利无法主张的确定状态。此时失主就遗失物的权利主张表现为一种客观的不能。即失主既不能确知失物是否仍然存在,更不能确知失物现时为何人占有,因而无力就其权利予以主张。爱法律,有未来

所谓未确定之遗失物是指遗失物所处的权利无法主张的状态是不确定的、暂时的。失主可以通过回忆、第三人提供线索、本人偶然发现等途径,排除主张权利的客观障碍,重新获得对遗失物所拥有的各项权利。故此时的遗失物称未确定遗失物,此时遗失物所处的状态称为未确定遗失状态。它既包括有的学者所称的遗忘物,也包括失主通过其他途径所形成的未确定遗失物。这在生活中也很普遍,如:某甲在某乙摊位购买商品,却将财物遗忘于乙处,稍后经他人提醒想起,旋即向乙主张对该财物的所有权。

在现行法律当中,对遗失物拾得形成的社会关系加以调整的制度有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指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利益,致他人受损失的事实。[4]因不当得利行为,在受益人与受损失人之间,产生以返还不当得利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称之为不当得利之债。

因为不当得利之债产生的前提是存在着可以确定的受益人与受损失人,比照上述关于遗失物的区分,不当得利只可适用于未确定遗失物的拾得。

以不当得利调整未确定遗失物之拾得行为,并非拾得人行为有过错,而是拾得人拾得失物较之失主对失物的占有较少合法原因。法律对此加以权衡后的选择是,消除此种缺少法律上原因而取得利益,同时他人合法利益受损,致使利益变动不当的状态。

较之对未确定遗失物拾得适用不当得利,对于确定遗失物拾得的法律调整,存在着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对确定遗失物拾得的法律调整问题

对于未确定遗失物的拾得,失主可以在拾得者拒不交还时,求助于不当得利加以救济。而对于确定遗失物的拾得,是否只能由无因管理加以调整呢?这是我们在此要回答的第一个同题。作者对此持否定观点。  (一)拾得遗失物行为与无因管理行为的区别。

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

目前对于拾得遗失物加以调整的主要适用此条款。

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开支。对无因管理做了基本规定。

因为第79条第2款的过于简略,在实际当中产生了不少分歧,主要有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归还失主”是拾得者所负有的法律义务[5],因而在实务中出现了1993年天津悬赏酬金纠纷案中一审的判决结论。依此观点,同时比照第93条无因管理之规定,因有法律义务在先,则任何拾得遗失物的行为都不会构成无因管理。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明确的是遗失物所有权的归属,而返还失物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6]依第二种观点,拾得遗失物的行为能否转化为无因管理行为取决于拾得者有无为他人利益管理或服务的意愿。

无论依据上述的任何一种观点,都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拾得遗失物的行为并不是、或者说并不都是无因管理行为。

从无因管理之债设立的目的看,“法律之所以将无因管理规定为债发生的原因,就在于使本人向管理人负担偿还其所支出的费用,或清偿其因此所负担的债务,或赔偿其因此受到的损害等等债务。”[7]无因管理之债设立的目的并不是调整所有遗失物拾得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通过保护遗失物拾得中形成的无因管理中管理者的利益,促进弘扬无因管理者所具有的高尚道德品质,斥责忘恩负义行为进而保障受益人利益。

从无因管理之债自身性质来看,我国关于无因管理的法律规范,秉承了“拾金不昧”的传统道德,实质上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分析无因管理中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难发现存在着失衡现象。无因管理者所负的义务较之受益人为重,而所享有的权利较之为轻,这在追求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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