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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计算法学:展开维度、发展趋向与视域前瞻
【英文标题】 Computational Law: Developing Dimensions,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作者】 于晓虹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科技法学
【中文关键词】 计算法学;法学实证研究;大数据;展开维度
【英文关键词】 Computational Jurisprudence, Empirical Study of Jurisprudence, Big Data, Expansion Dimension
【文章编码】 1001-2397(2020)01-0158-2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0.01.12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158
【摘要】

在大数据时代的开放结构中,计算法学延伸了实证法学研究的知性体系和学科范畴,使法学研究迈向了更为纵深、更为宽广的畛域。计算法学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立场深嵌于法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范式中,如司法政治学、法社会学、犯罪学等。在计算法学方兴未艾之际,对这些学科研究主题及其理念分殊进行梳理和总结也就尤有意义。从既有的域外研究成果来看,计算法学研究的方法运用逐渐趋向科学成熟,研究视域不断拓宽,数据驱动与算法驱动多维推进,研究模式呈现出跨学科合作趋向。计算法学研究虽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法律实务界和各大高校追摹大数据前沿的脚步从未停歇,计算法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可盼的。

【英文摘要】

In the big-data era, the computational legal study expands the scope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It takes root in the development of judicial politics, sociology of law and criminology, especially so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 It is therefore particularly meaningful to analyze therelevant literature to understand this nascent field. Judging from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utational legal study has become a field that is increasingly interdisciplinary, driven by both data and algorithms. It is also an emerging and fast-developing field in China. Due to the increasing involvement from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legal practitioners, it is undoubtedly a promising fiel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924    
  

导言

在大数据时代的开放结构中,计算法学在尊重和保留传统法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主张使法学研究深耕融汇于数据、算法和模型的普适性叙述中,通过计算复杂的数量关系变化以表征潜藏在法律现象背后的社会性构成要素和生成路向,透过数据科学因果关系的推论以探知法律事实的内在结构和外部联系[1]。在一定意义上,计算法学延伸了法学实证研究的知性体系和学科范畴,带动了相关研究方法的革新与发展。同时,也为我们认知、分析和理解法律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视角,更提供了一种颇具解释力的研究路径。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同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部署大数据发展工作。2017年,工信部出台《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国家大数据战略”写入了“十三五”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计算法学作为大数据时代发展的因应产物,所包含的理论认知和现实探索概括了大数据时代所呈现的机遇挑战、崭新思维与关键命题,潜藏着法学发展与变迁的时代课题与内在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发展趋向与前景特征。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计算法学可归属为实证法学的基本范畴。计算法学从法律现实问题出发,其思辨与论述逻辑处于科学的方法论谱系中。计算法学通过兼收并蓄的统合吸纳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自的优长,以混合研究方法作为探索问题、解释问题以及验证已有知识的重要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实在法的内容和适用提供客观依据和评介原理。同社会科学一样,计算法学建立在量化分析的本体论和多元化技术积累的基础上[2],并且具有丰富的“工具箱”,计量研究方法、聚类分析技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等“计算”维度的分析工具可以在不同的研究场景下派生和调用。Alarie(2017)认为,法学研究将会逐渐进入到计算法学的研究阶段(computational legal research),计算机计算能力将会逐渐增强,计算成本也会逐渐降低,计算法学研究将会基于前沿的算法做出法律判断和法律预测,并且逐渐覆盖到法律各个领域中[3]。质言之,计算法学作为一种具有“科学”性格的研究体系,强调以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型识别法律关系间的因果性与时序性,以科学主义的立场辨明法律事实间的差异性和类同性,并在数据、模型和算法的延长线上,使法学研究迈向更为纵深、更为宽广的畛域(见图1)。

(图略)

图1:计算法学的逻辑原理

有鉴于此,计算科学在当代法学研究中的渗透,不仅开阔了法学研究的研究视野和考察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学研究经历了一次科学性与系统性的“洗礼”,并且对我国法治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既然计算法学已然成为可能,那么随之便生发出一系列未尽问题:计算法学何以区别于传统法学研究?计算法学与法学实证研究的区别与联系何在?计算法学可能拥有怎样的研究前景?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超越遥相隔绝的国界,放宽学术研究的视界,对标跟踪国际计算法学研究的前沿与趋势,对国内外学术界的应用状况进行框架性梳理与总结,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连贯性的剖析澄清计算法学基本立场的相位和要义,并从中找寻找提炼计算法学发展的学理框架与建构思路。本文随后切入我国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场景,探寻计算法学在中国发展的结构性动因和发展前景。

一、计算法学研究的基本发展格局

当前,“计算”与“法学”的融合已经成为了学术发展的重要趋势,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格局特征与演变态势进行梳理与总结便显得尤有意义。在切入计算法学研究状况之前,首先需要交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研究称得上是计算法学研究?提出这一问题并非冗余,目前各国计算法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运用也未臻成熟。如果采取严格意义上的计算法学范畴界定,即限定为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和计算机模拟算法展开的研究,则会丢失相当数量的分析“样本”。倘若将分析考察的“半径”拓宽,采取内涵最大化的界定,将立基于有限样本的科学计量分析的研究纳入分析范畴,那么相关研究的性格和风貌也会籍此清晰可辨。实际上,从学科变迁的意义上讲,计算法学实是法学实证研究进入大数据时代的产物,计算法学也难免会秉承法学实证研究的深厚传统。本文主张适度返回法学实证研究情境,一方面是为了使研究对象更加丰富可及,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为尚处于探索阶段的计算法学提供不断走向成熟的线索思路,其中的方法论立场和研究策略也值得计算法学在自身学科建构过程中参酌与反思。

20世纪早期,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的理念逐渐树立,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从固有的学科视角出发,系统的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法律以及法律实施(司法制度与司法行为),从而生发出一系列交叉学科:司法政治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司法政治学的学者从决策角度看待法律与司法制度,探讨法律文本之外影响法官决策的因素。法社会学、乃至后来逐渐派生为独立学科的犯罪学(criminology)则主要审视法律及其实施的社会情境。立基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这一假设的法经济学,其研究范畴更为宽广。各分支学科虽然各有“看家”杂志,但其关注的问题时常交叉,采用的方法论基本同一,因此又日益化归于“法律实证分析”(empirical legal study)这一研究范畴。本文首要考量司法政治学与法社会学(包括犯罪学)的学科发展与传统及其对计算法学发展的意义所在。在一定程度上,法经济学的发展兼具规范法学与法学实证研究的特点,与计算法学的关系更为纠缠复杂,囿于篇幅,本文不过多探讨。[4]

从研究扩散的角度看,20世纪早期,受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美国学者首先在法学研究中采用量化研究方法。芝加哥政治学系教授Herman Pritchett通过建构计算模型分析1937-1947年间美国最高法院未达成全体一致意见的判决,认为法官政策偏好和法官角色认知会影响司法的裁判行为[5]。Pritchett的量化研究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他开启了法学研究在理论进路、研究取向、建构模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巨大变革。此后,以Glendon Schubert (1958,1965)和Martin Shapiro(1964)为代表的大批政治学者纷纷涌入法学领域,他们认为作为社会科学构成部分的法律科学,同样具有充分的可以“渗入”实证要素的空间,借助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可以探究法院与政治之间的纠葛关系。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基于实证主义的司法政治学确立为美国政治学的独立分支学科[6]。

这样的研究思潮逐渐扩张到欧洲法院研究。Kommers(1992)在《法国司法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Judicial Politics in France)一书中首次运用政治科学方法研究欧洲法院。此后诸多美国政治学者开始将欧洲法院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致力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发展。受到美国学界的长期影响,欧洲学者Meunier(1994)、Landfried(1984、1988,1992)、von Beyme(2001,1997)、Troper与Desplats(2005)开始思考如何妥当的处理法院决策的多重面向,也意识到司法行为难以回避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基于实证分析的因果关系研究也逐渐成为主流[7]。

几乎与此同时,20世纪上半期,立基于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的“法与社会运动”(law and society movement)在美国和欧洲同时兴起,并经历了差距研究(gap studies)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等不同时期,虽然法社会学大量运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强调理论模型、统计方法、假设检验等定量研究方法,但法社会学的理论核心也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法社会学研究多聚焦于具体而琐碎的经验问题上,“几乎没有纯粹的理论”[8]。

我国新一代法学家们提出了与“法教义学”相对的“社科法学”概念,试图将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律心理学、法律认知等各种理论问题与研究都纳入到新的学科领域中,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仔细检视既有的成果,其中运用定量分析的研究寥寥可数[9]。21世纪初期,以白建军、左卫民等为代表的刑事法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最早开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开展实证研究[10],白建军(1999)抽取了100个金融诈骗案例进行分析,指出定量研究可以发现诸多肉眼观察不到的关系,也有助于对犯罪原因的深入探索[11]。随着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加深,学界在研究方法革新方面呈现出一些可喜的脉动。马超等(2016)对裁判文书公开的全面性、及时性及其内容的妥当性进了大数据层面的综合考察[12];唐应茂(2018)运用定量分析研究外部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司法公开程度[13];乔仕彤、毛文峥(2018)整理了2014-2015年568份征收和拆迁行政判决书,通过回归分析比较了公共利益、合理补偿和正当程序在约束地方政府征收权上的不同效果[14];习超等(2018)检验了证券监管机构人员离任后进入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管职务对证券监管执法行为和结果的影响[15]。此外,陈卫东及其学术团队(2012)首次将实验方法运用于刑法研究领域,通过综合比对与配对测试隔离式量刑程序的实施效果,从而探究隔离式量刑程序的可行性[16]。王禄生(2018)对超过303万份一审刑事裁判文书进行了自然语义挖掘,探讨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刑事程序方面的变化[17]。总之,我国基于数据与定量分析的法学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如何立足于中国法治现实,采用科学的研究程序和分析方法迈入法学研究的基本题域,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图略)

图2:计算法学的学科发展格局人丑就要多读书

质言之,法学实证分析作为计算法学的“前身”,基本的研究范式发端于美国,尔后逐渐蔓延于欧洲(见图2),个中包含的理论期待、理论资源、研究进路、研究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法学研究的可能空间,并且在揭示客观现象、探索因果关系方面彰显出独特的优势。相形之下,囿于学术研究传统和学科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在计算法学研究方面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基于大数据的法律研究也还处于探索阶段,一些研究的方法和过程是建立在某些误识上的[18]。如何与国际法学界进行有效的“接轨”,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前沿发展成果并在方法论层面形成自觉,是今后我国法学研究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计算法学研究的展开维度

如上文所述,广义来讲,计算法学主要是从法律实证分析的知识谱系发展而来的。法律实证分析的学理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又来自20世纪上半期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传统社会科学“不约而同”的跨学科探索以及由此生发的司法政治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新的学科领域。本节主要探讨司法政治学和法社会学(以及相对独立的犯罪学)(见图3)。

司法政治学的研究迄今积累的成果颇丰,多重理论界说与争鸣主要是围绕司法决策过程展开[19],逐渐形成了挑战传统法律模型(legal model)的态度模型(attitudinal model)、分权模型(又译作策略模型strategic model)和更关注宏观制度的制度主义模型(institutional model)。

(图略)

图3:计算法学的展开维度

(一)态度模型(Attitudinal Model)

20世纪20年代,在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和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的双重驱动下,集合了法律现实主义、政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态度模型得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态度模型是法律模型的延伸。所谓法律模型是指司法决策主要取决于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更细节的考究法律文本,又可以细分为宪法和法律,立法者原意、先例等[20]。但主张态度模型的学者认为法律模型普遍存在缺乏解释力、不可证伪等问题。态度模型强调个人偏好在司法决策中的意义,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主要是根据自身态度取向和价值判断来审理案件的[21]。如前文所提及的,Pritchhett(1949)是态度模型的先驱,率先提出法官的个人价值偏好对司法决策的重要影响[22]。Schubert(1965)进一步将法官的政策偏好简化为自由与保守(秩序)的意识形态谱系,从态度偏好的维度度量法官具体的裁判行为[23]。舒伯特曾将古特曼量表、因子分析运用于法学研究领域,通过统计分析将法官的判决进行类型化分析,以此探究大法官态度的变化[24]。

态度模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着司法政治学研究,其核心关切是如何衡量法官态度。早期研究主要以法官的社会背景或个人特征等变量表征法官的态度立场,比如Ulmer(1970)以法官的宗教信仰、出生家庭、政治出身等作为表征法官社会背景的自变量,以法官的投票结果作为因变量,认为法官的投票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25]。Danelski(1966)对大法官任职前的公开讲话进行了文本分析,以此测量法官的态度立场[26]。Nagel(1964)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119份法官的问卷资料,分析法官对于不同政策的价值趋向以及过往任职经历与司法判决之间的关系。[27]也有学者通过法官的投票记录来辨识其基本的态度立场,Segal和Cover(1989)以1953-1988年涉及公民自由案件的法官投票记录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证实了法官偏好与其投票行为的相关性[28]。

但这些早期研究、特别是用法官前期判决来测量法官态度的方法,难免陷入“用表决决定态度,再用态度解释表决”[29]的循环论证。Segal和Speath改用外部标准,如提名大法官的总统所属的党派、被题名时四份主要报纸的相关评论、大法官在下级法院任职时的早期表决等来测量法官的意识形态。两位学者在《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一书中用法官态度系统检测,阐释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程序、意见撰写分配、实质判决等制度,并且围绕态度模型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说和阐释[30]。

法官的政策偏好是固定不变的么?司法能动主义似乎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以Martin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测量法官态度的方法。Martin(2002)运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方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ethods)拟合了1953-1999年美国最高法院所有任职大法官态度的贝叶斯测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多数法官并没有恒定的态度理想点(ideal point),法官的态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31]。此后,Martin(2007)运用数理模型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认为法官的态度取向决定着法官的任职和此后的司法行为,但是这样的意识偏好并非稳定,也会随着时势的变迁而改变[32]。Martin(2012)进一步建构了司法决策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支持哪方当事人也有自身的偏好,而且当法官不满意其他法官的观点时,也往往可以自由的写出自己的偏好倾向,不受外部压力的影响[33]。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度模型的相关研究在方法意识、方法内容和方法价值方面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态度模型的研究议题也不断迈向纵深。Glynn与Sen(2014)讨论了法官的个人经历和心理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他的裁判决定。该研究对美国上诉法院224名法官审理的1000起与性别有关的案件进行了分析,发现与家中有儿子的法官相比,有女儿的法官在性别问题的投票上更加有女权主义倾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同理心在法官裁判中的重要影响[34]。

(二)分权模型(Strategic Model)

态度模型挑战了法律模型的主导地位,将法官的价值偏好而非单纯的法律文本(案件事实)看作是理解司法决策的重要线索,然而,法官投票一定是真诚的么?分权模型挑战了态度模型这一潜在的假设。广义上的分权/策略模型将法官看作是政治行为者之一,其行为受到政治场域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与制约。本节主要探讨在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场域下对法官决策的研究,下一小节(制度模型)探讨更广意义上的策略模型,亦即影响法官决策的内外部制度因素。

Marks(1988)是分权模型的先驱者,他指出在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制度安排下,司法行为受到其他行为者、如总统和国会的制约,一般情况下,美国最高法院会通过策略的(不真诚的)行为顺从立法者意见,以防止自己的判决被国会推翻[35]。Spiller和Gely(1992)第一次实证检验了美国最高法院在劳动关系领域中决策的策略性考虑,该研究先后收集了1949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的所有决定、最高法院民主党人的比例以及美国劳工协会(ADA)的分数等数据,验证了国会与法院互动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司法策略[36]。Ferejohn和Weingast(1992)以及McNollgast(1992,1994)等又进一步在理论上证成了立法机关对司法决策的影响[37]。

此后分权模型的拓展主要来自对分权与制衡的制度安排的理解,由此,司法政治学与议会政治产生了紧密的勾连。在美国式参众两院分享决策权,同时总统拥有否决权的制衡体系中,究竟谁拥有在某些政策议题中的最终话事权——是参众两院的中位投票者(floor median voter)、专业委员会的中位投票人(committee median)还是拥有否决权的总统?Segal等(2011)推导了诸多博弈模型,并采用1954年到200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案件,在控制法官态度的前提下,验证了虽然法院并不总是理性估计议会推翻其判决的可能,但在法院与其他行为者政策偏好差距较大时,法院倾向于约束自己的行为[38]。

态度模型与分权模型孰优孰劣?虽然两派学者之间不乏分歧甚至直接争锋,但多数学者都承认两个模型之间存在相当的互补性。在司法权保障较好的司法环境中态度模型极具解释力,而在缺乏法治传统的转型社会,分权模型则具有更强的解释力。Iaryczower等(2002)对阿根廷1935-1997年间1646件涉及到政府司法审查的案件进行了分析,验证了法院的策略性选择,在总统可以控制议会的情况下法官判决政府败诉的可能性降低,反之则增强[39]。Helmke(2002)以分权模型为基础,并以阿根廷最高法院1976-1995年间7562项法官裁决意见为分析数据,发现即便是在缺乏司法保障的国家,法官也会判决政府败诉。法官的判决与政府的选举情态相关,在政府相对软弱的时期,判决政府败诉的比例会显著增加,从而产生逆向的法律-政治循环[40]。类似的,Epstein等人(2001)通过模型假设对俄罗斯宪法法院进行了分析,指出随着俄罗斯政治环境趋向统一和稳定,宪法法院对政治机构趋向于顺从[41]。

(三)制度主义模型(Institutional Model)

严格说来,制度主义模型也属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策略模型,制度主义同样强调制度环境对法官行为的规范与限制。外部制度环境为法官追求政策目标提供了基础的秩序,内部制度结构要素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法官决策的动力[42]。早期以Robert Dahl和Martin Shapiro的研究为代表,Dahl(1957)侧重于分析制度本身而非法官个体,认为美国法院多数情形是与其他政治联盟站在一起的,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多种利益团体相互合作的结果[43]。Shapiro是司法政治学的重要先驱,主张法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案件本身,还应该注意到法院的政治功能,以及在政治体系中结构性位置(Shapiro,1963)[44],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既是竞争关系,又是互补关系(Shapiro,1968)[45]。司法权力同样受到政治体系的限制,法院可以通过议会多数派和上诉机制了解民意,从而实现更为精细的社会控制(Shapiro,1980)[46]。总之,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塑造了司法行为的目的和意义,透过制度考察司法行为,可以进一步理解司法行为的行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关于制度主义模型的研究可以从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两个维度展开。

内部制度研究侧重于强调法院系统内部的决策以及审级间关系。早期内部制度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在大法官共同裁决的制度设置下,从案件选择、投票到判决写作都充满了法官之间的互相牵制与策略选择[47]。Owens与Wedeking(2011)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进行了文本识别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法官书面意见陈述的详略程度往往受到其他法官意见的影响[48]。研究者在下级法院决策过程中也同样发现了策略性行为。Miller与Curry(2017)通过对1995-2012年间美国上诉法院多个法律领域案件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专门研究特定法律领域的法官更加倾向于作出符合其态度偏好的决定,此外,当合议庭中有专家型法官时,其他法官的投票结果往往与他们保持一致。这一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专业化法官在许多法律政策领域具有潜在的影响力[49]。类似的策略性互动也同样发生在美国陪审团决策过程中。Lynch和Haney(2011,2015)先后两次进行模拟陪审实验,发现经过陪审期间的协商和讨论,大部分的陪审员都改变了自己的最初的选择,陪审团的人员构成、内部情绪氛围、协商讨论的模式等均是影响陪审员决策的可能因素[50]。

在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也存在策略性行为。具体来说,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的存在一定的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关系,上级法院判决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否一定得到下级法院的遵从,在下级法院漠视上级法院的判例时,上级法院是否可以通过改判或改判的威胁予以规范?Songer(1994)等人以1961-1990年查封和扣押案件(search and seizure)为分析对象,他们发现整体而言上诉法院倾向于作出与最高法院一致的判决,但是上诉法院并非对最高法院绝对服从,由于案件事实的复杂性,上诉法院也会对最高法院的判决进行模糊性解释,从而扩展了表达本院自身意愿的空间[51]。Lax则从最高法院调卷令的角度(certiorari)探讨为何最高法院采取四人裁决(rule of four)而非多数裁决的规则决定是否调卷,通过模型建构,他认为四人裁决方式增强了最高法院的策略空间,这种不确定性也强化了下级法院受到的审查以及改判的威胁[52]。

与内部制度主义对应,相当一批研究者探讨更广泛意义上的外部制度,如选举制度、公民认同等。研究全球司法治理现象(judicialization)的学者们认为执政的政治精英在面临不容乐观的选举前景时,倾向于向法院赋权从而寻求政策议程的长期化。Ginburg(2003)探讨了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宪法法院发展,提出了“保险理论”的解释框架,认为政党的分立以及政治不确定性会影响宪法法院权力的行使[53]。类似的,Finkel(2005)[54]和Rios-Figueroa(2007)[55]都用墨西哥的政党轮换案例探讨司法改革进程与司法权行使之间的关系,认为政治机关之间的分权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系统运行的有效性。

还有研究者进一步将公众舆论引入司法决策研究。Vanberg(2011)在考察德国立法与司法关系的博弈模型中加入了议题透明度的考量,发现议题透明度可以显著增强司法权。[56]Gibson(2008)通过嵌入式实验调查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合法性进行了讨论,发现政治赞助和攻击性的广告会削弱最高法院的合法性,而政策声明或者以某种方式作出决定的声明,并不会对法院的合法性造成影响[57]。Canes-Wrone等(2014)研究了法官选任制度对司法判决的影响,通过对1980-2006年间州最高法院判决的2000多起死刑案件和12000多项司法决定的分析,验证了在不分党派选举和再选制度中,法官面临着维护死刑判决的巨大压力,法官需要对公民意见作出反应。此外,公民投票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只在利益集团开始锚定法官作为其战略目标时才会显现出来[58]。Madonna等(2016)对1967-2010年的总统政策议程项目(presidential policy agenda items)和参议院每天通过的议案进行编码,探讨美国最高院大法官提名背后的政治博弈。经由描述性统计分析、离散形式的风险模型(Discrete Hazard Model)等检验方式,证明总统对最高法院提名人的公开支持发言往往会使重要政策通过的可能性降低[59]。

由是观之,上述三种彼此竞争的理论模型分别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挖掘出特定的分析维度和技术路线,对计算法学研究的展开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见图4)。在方法论层面,三种模型都接受了行为主义所提示的研究范式和理论预设,数理模型、科学量化分析成为了主要的研究技术。总之,态度模型、分权模型和制度模型之间的对立和分歧不仅规定了特定的研究取向,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构成了司法政治学的知识脉络和思考传统。

(图略)

图4:司法政治学中三种类模型的驱动方式

(四)深嵌于犯罪学与法社会学中的计算法学

犯罪学和法社会学的研究是另一个认知计算法学研究场景的重要面向(见图3)。就学科特征而言,犯罪学以减少、控制和消灭社会犯罪行为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追求,它脱开了法律条文编织的概念框架,试图从社会基础视角观察、研究整体的犯罪现象[60];而法社会学试图将法律现象视为社会现象,并置于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内进行考察,其主体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整体性思维、民间立场、经验研究和法益分析[61]。从某种意义上讲,两个学科的基本面向也是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性和实证性的学科基因使犯罪学和法社会学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整合调动多重方法论资源,从而对法律事实和法律制度形成整体性、综合性和科学性的认识。从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数理模型和计量研究方法已经不同程度的运用于这两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然而囿于篇幅所限,本文难以对犯罪学和法社会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故作者仅就部分 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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