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现行仲裁执行司法监督制度结构的反思与调整
【副标题】 兼论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
【英文标题】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Jurisprudence of Judicial Supervision over Arbitration Enforcement:
【英文副标题】 On the System of Non-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作者】 张卫平【作者单位】 天津大学法学院{卓越教授}
【分类】 仲裁
【中文关键词】 仲裁执行;不予执行;撤销仲裁裁决;执行裁决权;审执分离
【英文关键词】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judicial supervision over arbitration; executive power; executive adjudication power; non-enforcement; revocation of arbitral award; separation of jurisdiction and execution
【文章编码】 1001-2397(2020)01-011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0.01.09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116
【摘要】

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试图实现被申请人的权利救济和国家对仲裁更全面监督的双重目的。但由于这一具有司法监督职能的制度被置于执行阶段,不予执行事由实质上成为一种被申请人针对执行请求的抗辩主张,从而与司法审查监督无关。且由于抗辩一旦成立即具有废除仲裁裁决执行力和既判力的双重后果,导致抗辩主张与实际效果的背离。现行制度的这一结构导致了审判权与执行权(执行裁决权)行使的混同。这一结构性缺陷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认识上误认为仲裁裁决当然具有执行力。但在仲裁和执行法理上,执行力专属于国家司法机关,仲裁作为民间裁决要具有可执行性,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确认。这一过程是审判权的运用,而非执行权的运用。有鉴于此,应当专门设置对仲裁裁决可执行性的审查程序,即由权利人向法院提出对仲裁裁决的确认申请,法院予以审查确认。法院的确认裁决与仲裁裁决共同成为执行根据。该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理程序,兼具诉讼性和非讼性。该程序使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与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仲裁裁决的执行保持了一致,也进一步实现了审执分离,使国家对仲裁执行的监督更为合理。

【英文摘要】

The system of non-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is one of the main systems in the current judicial supervision over arbitration in China. Thi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ttempt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medy to respondent as well as the more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of arbitration by the state. However, because this system, 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judicial supervision, is placed in the stage of execution, the application of non-execution becomes essentially a defense claim of the respondent against the execution request, which therefor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judicial review and supervision. Moreover, once the plea is established, it will have the dual consequences of abolishing the enforcement and res judicata of the arbitral award, which leads to the deviation of the plea from the actual effect. This structure of the current system leads to the confusion between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power and executive power (executive adjudication power).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structural defect lies in the misunderstanding that arbitral awards are of course enforceable and are the basis for enforcement. However, according to arbitration and enforcement jurisprudence, arbitration, as a way of civil awards, has only res judicata, instead of enforcement force which is exclusive to the national judicial organs. To be enforceable, arbitral awards must be examined and confirmed by judicial organs. This process is under the domain of judicial power, not the executive power, and could not be assigned to the executive procedure. In view of this, at the time of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ivil Enforcement Law, as an adjustment of the system structure, special review procedures should be set up for the enforceability of arbitral awards. Namely, the right holder shall submit an application to the court for confirmation of the arbitral award, and the court shall examine and confirm it. The confirmation award of the court and the arbitral award jointly become the basis for execution. This procedure is a special trial procedure, which is both litigious and non-litigious. Once this procedure is set up, it will make the enforcement of domestic arbitral award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including both confirmation (recognition or non-recognition) and execution, and further contribute to realize the separation of jurisdiction and execution, which makes the supervision of national arbitral execution more reasonabl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920    
  

一、引言

在我国,仲裁作为民事争议司法解决的主要替代手段,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仲裁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发挥司法解决纠纷的替代作用,就在于仲裁裁决的执行力。这种执行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我国法律规定,对于仲裁程序所作出的具有给付内容的裁决,在义务人不主动履行义务时,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过,仲裁的审理和裁决是由民间的仲裁机构作为第三方实施的,尽管因当事人双方协议认同其审理和裁决而具有正当性,但仲裁毕竟不同于民事诉讼,即裁判是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经过更加复杂的程序作出的,有着更加严格的程序保障机制。因此,仲裁裁决需要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时,国家对仲裁的监督就十分必要。这也是国家对仲裁实行监督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根据。[1]其监督形式具体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司法监督与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这些司法监督均为事后监督,而非过程或事中监督。[2]

在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方面,我国目前有两种途径:其一,通过对是否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实施监督;其二,通过对仲裁裁决是否不予执行案件的审理实施监督。对于后者,在仲裁裁决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如果被申请人认为仲裁裁决不具有合法性,可以针对执行申请向法院主张不予执行。关于不予执行申请的主体、审查程序、不予执行事由以及法律效果的一系列规范,就构成了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一方面,人民法院通过对不予执行主张和事实的审查、裁决,实现了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另一方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也成为人们维护自己权益的一种重要的救济手段。

近些年来,随着仲裁案件的增加,申请仲裁裁决强制执行的案件数量也在增加,与之相应,主张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数量也在递增。虽然仲裁法规定,仲裁裁决确定后,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但如果当事人没有行使过这一程序权利,义务人还可以在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时向执行法院主张不予执行,以阻止执行的实施。一旦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依现行不予执行制度,不仅仲裁裁决会丧失执行力,而且也丧失既判力。[3]该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将通过重新仲裁或诉讼加以解决。正是由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既具有救济权利的功能,又具有迟延纠纷解决、影响仲裁功效的两面性,如何设置该制度一直是完善我国仲裁制度的重要问题。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前,人们的关注焦点主要在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以及不予执行与撤销仲裁裁决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是否应当与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保持一致,是否应当包括对于“法律适用是否错误”和“主要证据是否存在不足”的实体审查。这一问题在仲裁制度发展的初期人们尤为关注。[4]在不予执行与撤销仲裁裁决两种制度的关系上,正是由于两者的适用事由不同,导致两种制度之间产生内在冲突和矛盾。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不予执行与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得以统一,两者的关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但是,《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没有解决不予执行制度存在的其他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制度层面如何处理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的关系问题,不予执行是否为仲裁裁决程序救济的第二道防线,即当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被驳回后,义务人是否还可以通过主张不予执行阻挡其执行并实际撤销仲裁裁决。这样,就国内仲裁而言,是否应当废弃不予执行制度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5]

另外,一旦不予执行的主张得到法院认可,不仅仲裁裁决不能得到执行,根据法律的规定,仲裁裁决也将丧失其效力——不仅是执行力,还包括既判力。就此而言,不予执行的主张或抗辩实质上具有等同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功能。这一问题也引发了理论层面的追问:针对仲裁裁决执行力的抗辩何以最终自动转换成为针对仲裁裁决既判力的撤销主张?[6]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是否为一种独立的程序?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与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要件是什么关系?不予执行是仅对于国外仲裁裁决有意义,还是对于国内仲裁和国外仲裁都有意义?如果针对国内仲裁裁决也有意义,那么其意义究竟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也都紧紧缠绕着不予执行制度,亟须理清。

过去,人们对于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虽有研究和探讨,但一方面,其研究群体主要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和实务人员,例如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担任过仲裁员或仲裁案件代理人的律师、在法院审理仲裁案件的法官等。因此,对于仲裁裁决不予执行这一仲裁司法监督的探究,主要是从解释论和技术操作的角度对该制度本身发出的议论。基于实务工作的实用性需要,人们通常不会从理论和比较法的层面去认识仲裁裁决执行司法监督的应然状态,也就难于从理论上进一步深挖不予执行制度中更深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仲裁相对于民事诉讼而言,强调程序的简洁、高效,当事人的自主性和裁决者的自由裁量空间更大,因此,人们对于仲裁程序的理论研究不够关注。基于学科分类的原因,仲裁法学依附于民事诉讼法学,尽管属于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分支,却是民事程序法研究的边缘领域。同时,由于仲裁与民事诉讼程序原理的诸多共性,民事诉讼的不少理论及其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运用于仲裁领域,也就进一步弱化了人们对仲裁的直接研究。对于仲裁裁决执行司法监督的理论研究也相应受到影响。另外,由于仲裁裁决执行司法监督的研究多基于解释论的视角,也就自然地将其研究视域和中心置于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方面,导致人们的观察思考被限制在执行阶段,重点在于执行申请提起后,作为执行请求的抗辩的不予执行事由是否成立这一点上。这也必然导致将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与被申请人申请不予执行都归入不予执行的大类之中。实际上,两者在不予执行的主体,其主张的提出以及成立的条件、事由、效果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原本不同的东西却被归为一类,势必存在着制度结构上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跳出现行制度的解释框架,重新审视和思考仲裁执行司法监督的应然构造,以改进和完善我国仲裁裁决执行司法监督制度。

二、现行仲裁执行司法监督制度的构造

现行仲裁执行司法监督的特点是以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作为制度的核心。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该条第2款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4)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5)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在上述六种情形之外,如果该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依据该条第3款,在当事人没有主张的情况下依职权裁定不予执行。

在被申请人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之后,人民法院即组成合议庭对其主张的不予执行的抗辩事由进行审查。应当注意的是,依照有关司法解释,有的抗辩事由的主张具有时效性或程序限制。例如,关于仲裁协议无效的抗辩主张,如果没有在仲裁程序中主张而仅在执行程序中主张的,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相反,如果在仲裁程序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了异议,则在执行中还可以作为抗辩事由予以主张。[7]

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抗辩事由不能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的抗辩,执行继续进行。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在仲裁裁决执行内容可分的情形下,部分存在抗辩事由的,该部分不能执行,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执行。如果执行内容不能分开,则整个仲裁裁决均不能执行。一旦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不仅不具有执行力,国内仲裁裁决还将自动丧失其他效力,包括既判力。当事人可以就原来的民事争议再行达成仲裁协议重新仲裁,也可以就该民事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谁敢欺负我的人》(法释〔2015〕5号,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47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2号,以下简称“仲裁司法审查规定”)出台之前,在程序上尚有争议的是,对于驳回不予执行抗辩的裁定是否给予程序救济,例如是否可以提出上诉或申请再审。对此,“仲裁司法审查规定”第20条明确规定不得就驳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

关于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事由,对于非涉外仲裁裁决,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的规定与《仲裁法》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的规定有所不同,前者保留了法院对仲裁裁决更多的实体审查——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有错误的,都构成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这样的规定不仅未与《仲裁法》的规定保持一致(《仲裁法》没有将这两项事由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而使得仲裁裁决无效具有了二元标准(不予执行的实际结果是导致仲裁裁决丧失效力),也使得法院对于仲裁的司法监督超越了边界。对于是否存在不予执行事由的实体审查使法院实际上成为仲裁的“二审”法院,彻底否定了一裁终局的原则,也最终否定了仲裁对司法解决纠纷的替代作用。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与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不一致,也导致了主张不予执行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之间的微妙关系。“仲裁法解释”第26条规定,一旦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被驳回,当事人不得在执行阶段主张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因此,一些当事人更多地利用不予执行而非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来请求获得救济。虽然《民事诉讼法》修改(2012年)之后,这种基于事由差异的选择不复存在,但由于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管辖与仲裁执行管辖的法院有可能不一致,从而导致审查结果有所不同,当事人在策略上依然会考虑救济方式的选择。

法院对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相比对非涉外仲裁要宽松一些。这一宽松度就体现在不予执行的事由方面没有将“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和“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作为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事由(《民事诉讼法》第274条)。除了涉及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外,人民法院几乎不涉及涉外仲裁裁决的实体问题。

依照现行制度,一旦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仲裁裁决不仅不能执行,同时也将丧失效力。当事人可以为民事争议重新选择解决路径。显然,这一法律效果仅适用于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对于国外仲裁机构和我国港澳台地区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因为司法管辖权的原因,我国内地法院不能裁决撤销。国外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只有在经过我国内地法院承认或认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得到我国内地法院的执行,但不承认或不认可并不影响这类裁决的效力。也因此,有人认为,不予执行制度仅对国外仲裁才有意义,因为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有可能违反我国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从维护我国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我国有权拒绝执行该国外仲裁裁决。但对于国内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就没有意义了,完全可以通过撤销仲裁裁决制度防止不合法仲裁裁决的存在,也就实现了不予执行制度所要达到的救济目的。(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对于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有可能违反我国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我国法院不能予以撤销。)从这一点可以发现,国外以及我国港澳台仲裁裁决执行的司法监督与国内仲裁裁决执行的司法监督在构造上存在明显差异。

从上述制度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的基本构造是,法律赋予被申请人主张不予执行的权利,法院通过对是否存在不予执行事由的审查,对仲裁裁决进行监督。这一构造的前提是,在执行开始前首先假定作为执行根据的仲裁裁决是合法有效的。制度特点是,在执行阶段开始后,借被申请人申请不予执行之机,实现对仲裁裁决的监督。这种监督构造方式可以概括为“执行中司法监督”,区别于本文将讨论的“执行前司法监督”。

三、现行仲裁执行监督制度构造的问题及成因

(一)现行仲裁执行监督制度构造的问题

在认识和把握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时,让人困惑的是,被执行人关于不予执行的主张在性质上是抗辩还是执行异议?[8]

从司法解释的用语来看,在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的“仲裁法解释”中,被执行人提出的不予执行主张被称为“抗辩”。在此使用“抗辩”一词,不外乎是指针对对方的主张或请求而进行的防御。被执行人所提出的不予执行主张是针对仲裁裁决权利人向法院提出的要求强制执行仲裁裁决请求的抗辩。但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5号,以下简称“仲裁裁决执行规定”)并没有使用“抗辩”一词,而是使用“申请”一词。例如,该解释第7条前段规定:“被执行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并已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或者被执行人、案外人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提出不予执行申请并提供适当担保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从原来的“抗辩”改为“申请”,似乎意味着司法解释者对于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主张在认识上的微妙变化。“申请”显然比“抗辩”更具有程序性意义。“申请”通常是要求法院开始一种相对独立的程序,具有程序请求的含义。相对而言,“抗辩”仅仅是一种对于对方请求的回应和防御。最高人民法院“仲裁司法审查规定”第1条对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类型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并没有将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作为一类独立的案件。但“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11条却又将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争议作为一类案件。

被执行人提出的不予执行主张是以权利人申请执行请求的存在为前提,因此,被申请人要求不予执行的主张不是一种独立的请求,应当没有疑问。根据被申请人的请求对抗辩事由是否成立的审查程序也就只能是一种附随程序,而非独立的程序。但从“仲裁裁决执行规定”将围绕不予执行的争议称为一类案件来看,对于不予执行事由的审查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独立性。这种主张和程序上的独立性与不予执行事由的独立性有关。因为不予执行的主张针对的是执行根据——仲裁裁决的合法性,而非仲裁裁决执行的程序事项或要件,因此,认为该主张并非执行异议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被执行人提出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主张与案外人提出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主张,后者完全不涉及作为执行根据的仲裁裁决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而是主张执行根据与自己无关,因而作为案外人不具有履行义务。因此,案外人的主张应当属于执行异议,与前者有着本质区别。两者作为抗辩主张的行为与作为执行异议的行为,在程序效果上也不相同。对抗辩不成立的认定没有救济程序,对执行异议不成立的认定,异议人则享有程序救济的权利,可以就此裁决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也正是因为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不是针对仲裁裁决的抗辩,而是独立的案件,“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2条和第9条规定案外人主张不予执行的案件需要单独立案审查。不过,“仲裁裁决执行规定”将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也作为独立的案件立案审查就存在问题了,因为作为一种抗辩显然不应作为一种独立的案件予以对待。

现行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不予执行的事由是针对仲裁裁决本身的合法性。这是我国仲裁执行司法监督结构的一大特色,也正是现行制度最大的问题所在。因为执行机构对执行根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显然与执行阶段的性质是矛盾的。针对法院裁判的执行,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执行机构不能对作为执行根据的裁判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如果认为作为执行根据的裁判有错误的,应当通过再审程序予以解决,与裁判无关但涉及实体权利义务争议的,可以另行提起诉讼(《民事诉讼法》第227条)。当然,也有人认为,不予执行事由针对仲裁裁决的合法性,恰恰是司法审查监督必要性的具体体现。[9]国家对仲裁进行监督是必要的,但是否应当在执行阶段将仲裁裁决的合法性问题作为执行程序问题来对待,就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了。执行阶段中执行机构的职能是在满足执行条件的情形下,实现执行根据确定的权利义务。而对于权利义务的确定以及执行根据的合法性审查则是审判权的职能。这也是审执分离的基本要义所在。审判权和执行权是司法权项下的两种具有不同基本职能、不同性质的子权力,因为职能的不同,因此应当加以分离、分别行使。[10]审判权与执行权的项下都包含着裁决权。审判权项下包含审理权、调查权和裁决权,执行权项下包含执行实施权(其中包含了执行调查权)和执行裁决权。[11]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完全分离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

抗辩的性质和作用是需要考虑的另一问题。上述已经指出,将对于仲裁裁决合法性的质疑作为抗辩是不妥当的,这是从执行阶段的特征或性质角度来认识的。如果从执行请求与抗辩的关系以及抗辩性质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抗辩针对的应当是某种特定的请求。在诉讼法原理上,抗辩在性质上属于当事人主张的事项,即如果当事人没有主张该抗辩事项,法院不会主动就该事项进行调查和审查。抗辩只发生在有当事人对立的诉讼程序中。在单纯的执行中,则并不存在当事人对法院执行行为的抗辩,而只有对执行行为的异议即执行异议。

对于仲裁裁决权利人申请执行的要件,通常认为有以下几项:(1)执行根据已经生效并具有执行内容;(2)申请人是执行根据确定的权利人、权利承受人或者依法享有申请执行权的其他人;(3)履行期限届满,义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全面履行义务;(4)属于受申请法院管辖。[12]我们可以看到,被执行人就上述要件提出有关主张以及证据,不属于抗辩,因为即使当事人不主张,法院也有职责和职权审查和调查上述要件。被执行人提出的相关主张只是为法院提供更多信息,帮助法院更好地进行审查和调查。因此,主张不予执行不是对执行请求的抗辩。这里的矛盾之处在于,既然不是抗辩,却需要当事人主张,法院又不能依职权审查(唯一可以依职权进行审查和调查的是仲裁裁决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矛盾也是缘于仲裁执行监督的结构问题。

更突出的问题是,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作为仲裁执行司法监督的具体制度,不仅可以在不予执行事由成立时否定仲裁裁决的执行力,也可以否定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但不予执行的主张明明是针对执行根据即仲裁裁决的执行力的,却发生了撤销裁决的效力,执行程序同时成为审查判断执行根据合法性的诉讼程序。虽然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与一般民事诉讼程序有所不同,但也只能是一种具有诉讼性质的程序。[13]这种程序只能发生在仲裁裁决执行程序之前,而非在执行程序之中。因此,有人不得不将不予执行的审理程序定性为“废弃仲裁裁决既判力和执行力的程序,属于执行依据监督程序”。[14]该程序实质上成为执行中的再审程序。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84920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