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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最高法院访民的心态与表达
【作者】 侯猛【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分类】 法院【中文关键词】 天;冤屈;表达自由;维稳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3
【页码】 848
【摘要】

即使诉讼案件已经终结,一部分访民仍执著地进京上访。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要出“气”、讨个说法,也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现实世界中的“天”—中央。这个中央还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中共中央。即使希望一时难以实现,至少也要来北京争取到表达的机会,让中央能够倾听他们的冤屈。表达本身也就成为支撑他们继续上访的动力。但中央即使有心处理,也没有足够能力快速处理所有上访案件,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长期上访甚至滞留不归的访民群体。当他们越来越失望和绝望时,相互倾诉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反而增强了访民之间的情感认同和群体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增强,不仅意味着他们很难再回归到原有的社区当中;同时也意味着地方的接访工作,在中央维稳要求和访民抗争的双重压力下,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6693    
  一、问题与方法
  凡是进京上访的访民,必去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南城的永定门。这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以下简称“两办接待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以下简称“人大接待室”)、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接待室”)的所在地。到这里来上访的大部分人生活在社会底层。这种生活状态,不仅表现为他们在物质上相对贫困,在行动上表现为抗争和维权,同时又被主流社会所忽视和排斥。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世界,以及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观察和解释这些人的心态及其行为逻辑,有助于深化当代信访制度效果的讨论。
  已有的信访研究,比较偏重制度建构和改革建言,{1}例如批评信访对法律制度的功能替代和侵蚀。{2}也有一些基层信访的经验研究,{3}不过对访民特别是访民对法律认知的考察还不充分。由于制度的有效运转需要人的配合,脱离访民的需求和认知而提出逻辑上完美的建议,无助于现状改善。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重心是访民而不是制度本身,试图通过对访民群体的理解,来展现信访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及其局限。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各地来北京上访的访民,主要是到最高法院上访的访民。之所以研究最高法院的访民,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对自己多年最高法院研究的延伸,材料更容易获得和便于发现问题;但还有两个重要理由:一是最高法院访民的规模很大。尽管官方没有披露全部数据,但根据我的观察和调查,最高法院访民的数量可能占到全部进京访民的50%以上。如此大规模的人数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调查样本的代表性。二是在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的来访总量呈现下降趋势的同时,最高法院的来访数量反而呈现上升趋势。这一奇怪的变化,使得研究最高法院访民心态显得更为必要。
  表1全国各级法院来访总量与最高法院来访总量(人次){4}

┌──────┬────┬────┬────┬────┬────┬────┐
  │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9年 │前后增幅│
  ├──────┼────┼────┼────┼────┼────┼────┤
  │全国各级法院│3033725 │3331440 │3137214 │2825678 │1054794 │-187%  │
  ├──────┼────┼────┼────┼────┼────┼────┤
  │最高法院  │22340  │40927  │32133  │24144  │74083  │231%  │
  └──────┴────┴────┴────┴────┴────┴────┘

  本文主要的调查地点是位于北京南二环永定门附近的最高法院接待室,该接待室于2009年11月迁至靠近南四环的红寺村。由于最高法院访民往往还去其他接待室上访,因此,其他的调查地点还包括两办接待室、人大接待室,以及位于月坛南街的国家信访局。调查前后持续了2年。从2009年1月18日至2011年1月26日,{5}作者进行过7次实地调查访问,中间有一定的间隔性。前期调查主要集中在永定门周边地区、月坛南街,后期调查主要在红寺村。主要调查方式是参与观察。最初由一位常年在最高法院上访的李女士牵线,前后大约对40-50位访民进行过时间长短不等的访谈。在这些访民中,见到最多的是李女士,我每次回访总能见到她。因为她常年就露宿在最高法院接待室的街边。此外,还经常见过几位访民,而更多的访民只见过一次。除了主要调查访民以外,我还对从地方来京的接访者,包括各地来京的法官进行过少量访谈,并与访民的访谈材料进行对比,从而初步验证访谈的可靠性或真实性。
  二、漫长的上访路
  进京上访只是访民寻求诸多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很可能也是最后一种方式。当地方政府和法院难以满足他们的申诉要求,同时又没有其他关系可以摆平时,那些最为执著的一群人就会进京上访。以涉诉上访为例,大部分访民是由于对地方法院的终审判决不服但又不符合再审条件,从而逐级上访直至进京上访。但也有一部分案件当事人,尽管不服地方法院终审判决,但他们有实力因而也会想尽各种办法、调动各种关系争取法院再审,而不是将进京上访作为唯一渠道。相比之下,访民特别是进京访民是一群既没有强有力的关系,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只能去上访的社会底层群体。
  凡是能进京上访的案件,本身就表明具有地方难以解决的复杂程度。进京上访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访民多次进京上访的现象也就非常普遍。有的人到后来干脆就长期或常年呆在北京,不再回乡。这些人就是俗称的“老访民”或“上访老户”。每逢“两会”、“五一”、“十一”前后,是老访民进京上访的高峰时期。而在这些时间段,各地政府也在大规模调人进京接访或称“劝返”。长期滞留北京的老访民到底有多少,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散落在南城已有数个“上访村”。{6}这些“上访村”并非行政区划,而是大量访民由于集中住在一起所形成的聚居点。除了租住在“上访村”的访民,还有一部分访民住在老北京汽车南站的候车室,甚至露宿街头。特别是每年冬天,永定门桥底的人行通道里住满了人。
  对更多进京的新访民或并不频繁进京的老访民来说,他们常常要找临时住的地方。这么大的住宿需求量,也导致出现每天在接待室门口聚集的不仅有访民,也有为数不少附近旅店的“托”。他们混在人群中,不停地询问是否要住宿。例如,在中午接待室有两个小时的关门时间,他们就会允诺“车接车送”,中午将访民接回宾馆休息,下午开门再送回来。不仅是住宿,上访还促成了周边地区各种生意的兴起。像复印信访材料、法律咨询、餐饮,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在做生意的人当中,有很多自己就是老访民。他们或者复印各种信访政策法规叫卖,或者“以租养租”,即将自己租来的房间再转租床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访民会慢慢变成老访民。他们之间除了上访次数的区别之外,主要表现在生活状态和获取信息方式的不同。新访民进京,人生地不熟,往往会向老访民打探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各部委接待室的职能分工、办公地点以及在京日常生活的安排。这些信息很多时候是通过交谈分享获得的,因而也是免费的。
  对于新访民而言,案件由于终审不久,还有申请并获得再审审理的可能性。但老访民的案件拖的时间越长,新证据的获得就越困难,法院能够决定再审的概率也就越低。特别是2009年最高法院对上访进行改革以后,老访民的希望基本落空。改革主要是对上访案件进行重新分类登记,即区分为初访、续访和其他来访登记。初访和续访的案件类型,包括不服最高法院二审判决、不服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级法院”)二审判决、不服高级法院驳回、不服高级法院再审改判、申请执行监督。其他来访登记类型,包括持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级法院”)以下法律文书、最高法院已审查处理、非诉讼来访。其他来访一般只登记不接待,向访民说明情况后劝离。初访登记后一般都予以约谈,相比之下,续访被约谈的可能性就少很多。老访民的案件最终会被认定为信访终结,而不再约谈。
  在最高法院接待室约谈的几类案件中,不服最高法院二审判决来上访的情况极少,至少不会来排队领表,等待约谈。这是因为能够将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的当事人,其实力往往不一般,他们会动用各种关系例如,领导批示、人大代表转函或检察院抗诉等方式努力进人再审。最高法院约谈的大部分案件,是与高级法院有关。所谓有关,指的是这些案件经过了高级法院审查、判决或驳回裁定。这些案件即使到了最高法院,经过填表登记以后,约谈经常先由各高级法院派人进入最高法院参与接待。也因此,在最高法院接待室周边,不少省的高级法院在附近租房长期办公。各省法院“驻京办”扎堆现象俨然形成。
  大部分被约谈的案件,是已经由地方法院(包括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二审终审,当事人要求再审或继续申诉。涉诉上访案件的案由主要是刑事犯罪、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也有劳工、医疗事故、婚姻和邻里纠纷。土地房屋案件是最近十来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量出现的类型,而争议集中在赔偿或补偿金额的多少。上访时间更长的案件往往是刑事案件,这些案件的访民有的是案件当事人,有的则是案件当事人的亲属,不少已经上访了二三十年。我甚至遇到一个1956年最高法院刑事庭判决的反革命言论案件。案件当事人因为年老已经去世,但去世之前仍嘱托他的后代继续上访,为其平反,恢复名誉。更为痛心的是人命案,特别是人已经被枪毙的案件。因为涉及刑事政策调整或承办人责任追究,这类案件较之一般刑事案件,被翻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与上述大部分已经终审的上访案件相比,也有少部分访民上访的是正在审理当中的案件。访民的基本出发点是希望能够进京上访,让中共中央以及最高法院等中央部门来影响正在进行中的地方法院审判。调查中还发现,对正在死刑复核的案件进行上访的访民也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最高法院在2007年初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当事人的律师已经没有介人死刑复核的机会。{7}但当事人的亲属又迫切希望打听案件复核进展情况,或要求提交新的证据,因而也只能到最高法院接待室上访。
  三、“天”的想象与移情
  这些上访的案件究竟有多少被最终解决,实际上很难拿出精确数据。因为很多案件经过多次协调息访以后,访民可能又会因为各种理由而重新上访。从现有数据来看,2009年再审改判案件仅占到当年全国法院来访案件的1. 1%。而且这1. 1%的改判比例,是全国各级法院的案件,而并非仅仅是进京访民的案件。即使有进京访民的案件,那么改判结果也并不意味着访民对结果满意,其愿望已经得到满足。
  表2 2009年全国法院来访与再审案件数量(件)

┌──────────┬────┐
  │全国法院来访案件  │1054794 │
  ├──────────┼────┤
  │申诉案件      │255663 │
  ├──────────┼────┤
  │法院决定再审案件  │41575  │
  ├──────────┼────┤
  │法院再审直接改判案件│11669  │
  ├──────────┼────┤
  │改判案件占申诉案件比│4.6%  │
  ├──────────┼────┤
  │改判案件占来访案件比│1.1%  │
  └──────────┴────┘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力量,使得访民在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仍然矢志不渝进京上访?
  受屈申冤是激励他们进京上访的最大动力。这些进京上访的访民,很多是在地方受尽各种屈辱甚至暴力,活得没有尊严,没有“面子”,心中有“气”。{8}他们相信,如果在“地”方受到冤屈,“天”下总还是有说理的地方。而这个能够说理的地方就是京城,就是朝廷,就是中央。中央代表着“天命”,能够主持公道。也因此,地方千错万错,中央不会出错;地方千错万错,中央总会出面纠错来帮助访民洗刷冤屈。老百姓这样一种对“天”的想象和移情,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一直有京控的传统。{9}
  老百姓之所以存在着对“天”的想象和移情,来自于数千年来的中国大一统体制。大一统体制秉持天下观念。所谓天下观念是由上帝(上天)—王君—下土(下民)这样的上下关系所构成。将天之理念实践、扩展至全天下的,乃是“天子”。将天之理念作为实践目标而接受时,称之为“天命”。天命的内容,就是安定天下之民的日常生活。{10}而且,自汉代以来就有“诣阙上书”的传统,即任何人都可以在阙门上书。阙门位于宫城正门之前,“是将天子·皇帝之至尊自俗界区别出来,并对民众阐明皇帝所具现的礼法与秩序的装置”。“诣阙上书”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冤罪的再审请求。{11}
  这种向天子·皇帝上书的传统延续至今。过去皇帝是“奉天承运”,而如今中央则是受命于天。也许并非偶然,现在两办接待室的所在地先农坛,曾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春季亲耕的地方。所谓亲耕,意味着作为天子的皇帝要在此体恤民情,倾听民间疾苦。所以对于相当多的进京访民而言,案件在法律上终结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地方欺上瞒下,中央并没有获得真实的信息。他们想让中央知道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冤屈,从而一步到位解决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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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此,涉诉案件访民进京上访起初的主要目的地,并不是或主要不是到最高法院上访,而是要到中共中央上访。尽管两办接待室的工作职责中已经明确排除了受理涉诉案件,但在访民看来,如果法律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也许是国家法律本身有问题。在国家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判断,那就是“天理”。“天理”高于“法理”的观念,多少已经带有自然法思想的味道。最高法院实际上代表着国家的实在法,而中共中央则代表着高于国家法的“天命”即自然法。中央会秉持“天理”,来校正国家法律的不足,从而实现个案正义,维护个人的尊严。即使是现在访民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这种维权意识往往与反对权力滥用和制约权力的观念紧密联系,但访民反而寄希望代表“天命”的中央权力的介入和改变。这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借助于中央权力来制约地方权力滥用,能够实现公民维权效果最大化。{12}
  这种对“天”的想象和移情,既有真实的基础,也有虚幻的一面。因为案件如此之多,中央并不可能自行帮助解决每个访民的问题。但他们仍旧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进京上访,哪怕不再被允许登记和约谈,他们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变成信念,甚至迷信。2009年两会期间,一天下午最高法院接待室下班后,从小小的院子里竟涌出数以千计的人们。我遇到一位出来的中年妇女,问道:“问题拖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解决,为什么还继续来京上访?”她说:“我每年都来几次,也知道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但我还是要来,我就是来烧香拜佛的,希望将来会出现奇迹。”
  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越来越多的人也相信了,中央短期内不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他们残存的信念是,或许有一天中央政策会发生根本变化。所以他们会特别留意中央最高领导人每一次涉及信访的讲话,以期待政策的重大调整。但一切都需要时间。访民已经不期待自己的问题会得到很快解决,但进京上访已经成为必须、成为仪式、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的全部。{13}
  四、强化的群体认同
  相互倾诉强化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建构。访民最期望向中央倾诉,但由于上访案件数量巨大,中央没有足够能力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最高法院在内,最后还是要交由地方政府或地方法院来处理,短时期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于是,访民也会转而向局外人,特别是媒体倾诉,这样或许他们的案件能得到更快解决。有更多的渠道反映他们的冤屈,这也许是他们愿意进京上访而不愿呆在家乡的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媒体也只能帮助到极少数访民而不可能解决绝大多数访民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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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例如,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页26-29;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页58-71;季卫东:“上访潮与申诉制度的出路”,《青年思想家》2005年第4期,页5-9;李宏勃:《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信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炜:《公民的权利表达及其机制建构》,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丽霞:《民事涉诉信访制度研究—政治学与法学交叉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See, Carl F. Minzner, Xinfang: an Alternative to Formal Chinese Legal Institutions, 42 Stanford Journal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pp. 103-179

{3}例如,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三联书店2001年版;郑卫东:“农民集体上访的发生机理: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页75-79;应星、汪庆华:“涉法信访、行政诉讼与公民救济行动中的二重理性”,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3卷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191-221;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页39-55;张炜、张永和:《临潼信访:中国基层信访问题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数据一部分来自于《中国法律年鉴》,以及通过官方披露的相关信息推算出来(缺2007,2008年)。

{5}这次回访主要是因为此前的I月24日,温家宝总理第一次到两办接待室接见访民。相关报道参见张宗堂、邹声文:“‘让政府工作更加符合人民的意愿’—温家宝总理到国家信访局就政府工作听取来访群众意见”,载《人民日报》2010年1月26日,第1版。

{6}参见傅颖红:“‘上访村’的村民们’”,《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年第11期,页20-20;苏永通:“‘上访村’的日子”,《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年第12期,页54 -55;王健:“北京‘上访村’调查”,《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5S期页10-12;董瑞丰、葛维樱:“‘上访村’里看民情”,《瞭望》2007年第4期,页8-l0。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7]4号)。

{8}参见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页106-120;陈柏峰:“‘气’与村庄生活的互动—皖北李圩村调查”,《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页121-133。

{9}参见(美)欧中坦:“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谢鹏程译,载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512-551。

{10}参见(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页10-12。

{11}同上注,页109-111。

{12}See, Keith J. Hand, Using Law for a Righteous Purpose. The Sun Zhigang Incident and EvolvingForms of Citizen Ac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5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2007)114.

{13}我认识的一位江苏访民,在2011年两会期间被地方接访回乡。但回乡第二天就返回北京,尽管最高法院早就不再约谈他的案件。

{14}诉苦与认同的密切联系,还可见于革命时期的农民诉苦会。诉苦强化了农民的阶级认同和国家认同,共产党也因而成功实现了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页130-157;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页97-109。

{15}(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页1-2。

{16}有关群体认同的讨论,参见(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典型的空间隔离现象,是美国曾实行的“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它试图通过为不同种族提供表面平等的设施或待遇,从而使实施空间隔离的做法合理化。此外,还可参见黄怡:“大都市核心区的社会空间隔离—以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为例”,《城市规划学刊》2006年第3期,页76-84。

{18}(美)罗伯特·W.福勒:《尊严的提升》,张关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19。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19}统计显示,8月份的进京涉诉访比7月份减少了21.7%。参见荆龙、王胜全:“深入基层解决涉诉信访化解纠纷为国庆60周年创造和谐稳定环境—访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9月28日,第1版。

{20}参见罗书臻:“畅通申诉渠道规范案件办理保障公民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学文就申诉立案大厅一年来运行情况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1月19日,第1版。

{21}中国古代传统对于不能书写文章的庶民,准备了与上书等同的装置,即登闻鼓。所谓登闻鼓,就是在出现了通常的行政与司法手续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百姓、官吏请求再申冤罪的场合,用来击打的一面大鼓。参见渡边信一郎,见前注{10},页112。

{22}所谓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符合民众的生存伦理和社会公正感。参见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23}参见C.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act and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C. Geertz, LocalKnowledge, New York: Basis Press, 1983, pp. 167 -234;朱晓阳:《纠纷个案背后的社会科学观念》,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159-198。

{24}参见陈瑞华:“劳动教养的历史考察与反思”,《中外法学》2001年第6期,页657 - 673;陈兴良:“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以刑事法治为视角”,《中外法学》2001年第6期,页689-700。

{25}参见徐昕:“中国农民工为何以死抗争?”,《二十一世纪》2007年第4期,页114-123。

{26}参见(法)迪尔凯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372;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11-12。

{27}参见崔之元:“‘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页60-65。

{28}参见陈柏峰:“古今中国‘真相’了解体制暗合的思考”,载范忠信主编:《中西法律传统》(第四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67 -290。

{29}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66-168。

{30}参见“周永康在专题研究部署信访工作时强调实实在在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突出问题”,载《法制日报》 2010年7月17日,第1版。

{31}See, Yongshun Cai,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opular Resistance in China, The ChinaOuarterly(2008 ).193:24-42.

{32}肖波:“从‘权力导向’到‘规则导向’—论涉诉信访治理模式的转型”,《浦东审判》2008年第3期。

{33}参见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175。

{34}参见袁乐平、周浩明:《失业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87-220。

{35}上访成本的降低,除了体现在来京交通更为便捷以外,还有以下一些表现:为了解决有工作的访民的上访问题,专门的上访代理人也开始出现。当访民群体成规模以后,围绕着上访又形成了各个产业,不论出租、复印或餐饮。这些不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而且形成了上访的产业链。

{36}参见瑞士布伦诺·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189-190

{37}福勒,见前注{18},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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