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初探
【英文标题】 The Marxist Value Concepts of Law【作者】 陈友清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1990年
【期号】 6【页码】 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4589    
  
  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有待于深入挖掘的理论宝库,其内容涉及到法的政治价值、理性(规律)价值、经济价值、阶级价值、伦理价值、文化和历史价值等方面。以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和发展为线索,笔者把他们的法律价值观分为三个内容方面,即理性价值观、阶级利益价值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价值观。这样划分的意义在于,首先,世界观的不同,决定了法学理论的价值取向和选择的不同,以及法律价值观的科学水平的差异,其次,这样划分区分了他们早期法律价值观中的唯心主义倾向和后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法律价值观,防止把他们早期的法律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相混淆,有利于科学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再次,这样划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的阶级性和不断走向科学的发展性,可以防止教条地、神化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当然,这种划分也是相对的,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既有其发展的阶段性,也不是相互割裂、彼此毫无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在内容上有时也是相互交叉的。
  一、理性价值观
  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大概是“理性”这一概念了。“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可见理性是一个最高的原则和评判标准。理性也是马克思早期法律观的主要价值标准,其内容包括国家和法的本质、民主、自由、伦理、道德等。
  (一)法的存在价值在于追求和体现理性,理性是评价法和法律的首要标准。在法的本体论上,马克思是一个二元论者,承认在实在法之上有自然存在的客观法,即理性法。这里的“理性法”有时指客观规律,在用词上则以法和法律加以区分,在价值观上,实在法的价值就是体现和反映“客观法”。法律应当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2]由此,他指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是违背理性的,反映了非法,“即使它千百次地具有法律形式,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3]因为它违反了出版法的法的本质。这里可以看出,理性有时指的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理性的价值。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关系入手,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的反映,其核心是自由。在他看来,国家应该是伦理的、政治的、法律的自由的实现,“不实现理性自由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4]法律的作用是保证自由的实现,法律的强制是强制人成为自由的人。“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即实现了自由,哪里的法律就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所以,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退缩的,而且只是当人的实际行为表明人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时,这种表现为国家法律的自由的自然规律才强制人成为自由的人”。[5]可见,理性的法之所以有价值,仅仅在于它反映了人的本质——自由——的实现。
  (三)自由的含义。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性自由,具有以下的含义:(1)自由是人的天性与本质,实现人的自由是作为人的存在形式的国家和法律的根本目的,即自由不仅是人的目的,也是历史的目的。(2)自由不是任性,不是本能的毫无约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独立”或“粗野的本能”,一切都必须统一在理性之下。在国家中,这种理性则表现为法律。这种自由还意味着对规律的认识。(3)自由不是少数人的自由,而是多数人的自由、人民普遍的自由,不允许有特权或“复数的自由”。(4)自由不是空中楼阁。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的保守,不象康德和黑格尔那样去寻找“道德领域的自由”或“自由意志”,也不象卢梭那样寻找“意志自由”,他追求的是实在的自由,现实的自由。(5)实现自由的途径是民主制。因为君主制是人的本质、人的自由的异化,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性的上天”。而民主制国家中,人则居于首要地位,“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6]由此可见,在理性法律价值观中,自由是国家和法律的最高价值,也是最高评价标准。这里的自由有其现实的、辩证的一面,也有其抽象的、空想的一面,还有唯心的成分。他虽然把人的自由作为法的最高价值的追求,但在实现这一自由的途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上,都还有空想的成分。究其原因,是因为马克思在方法论上还没有摆脱黑格尔理性法思辩的束缚,他还没有开始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尚未认清现存法律限制和束缚人的自由的深刻社会经济原因。
  (四)国家的教育价值和法的伦理、道德价值。马克思认为,“国家的真正的‘社会教育作用’就在于它的合乎理性的社会的存在,……把个人的目的变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总之,国家应成为“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7]这里有着明显的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和社会契约论的印记,也蕴含着国家的教育价值。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不象十八世纪的思想家那样,把“契约”看成国家产生的条件,而只是当成一种逻辑前提,马克思是从自由的理性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国家的价值取向上理解“契约”的。马克思还认为,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才是符合道德的,因为自由就是“肯定的善”。在驳斥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辩护士们关于“出版自由是一种恶,因为人的思想倾向于恶”的谬论时,马克思写道:“自由出版物的实质,是自由所具有的英勇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8]“出版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类自由的实现”。[9]
  (五)独立的理性价值观。如前所述,马克思的理性价值观的形成得益于黑格尔的理性法,他甚至直接引用过黑格尔“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的概念。但马克思的理性法律价值观又不是黑格尔的翻版,而是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超越。(1)在理性的本质上,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由卢梭到康德的公益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而反对黑格尔的无人的“客观理性”,把全社会和社会主体的自由作为理性的本质,在世界观上,他是激进的,而黑格尔是保守的。(2)在国家和法律的关系上,“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就是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的体现”,“是上帝通过外化或异化自己的本质而创造的一切现实。”[10]而马克思坚持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11]黑格尔的思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证明逻辑。(3)在理性的价值取向上,黑格尔崇尚的是君权至上、国家主义,他把君主说成是“国家人格,国家的自我确信”,“人格化的主权,脱胎为人的主权”。马克思则始终坚持人民主权高于一切。(4)在实现理性的国家制度的选择上,黑格尔寻求的是小心翼翼的改良,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马克思寻求的是民主制,“一切国家形式在民主制中都有自己的真理,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有几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几分不是真理,这是一目了然的。”[12](5)马克思坚持历史主义的、辩证发展的理性价值观,反对黑格尔虚幻的、实质是君权的理性价值观,反对把理性与存在、理性法与实在法对立起来的自然价值观,也反对胡果的历史价值观,而认为理性不能脱离历史,不能摆脱实在法,而是实在法在历史开展中的不断展开和实现其自身价值,在发展中扬弃历史,在扬弃中实现理性,合乎理性的必然要变成真实的存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始于黑格尔的理性法,又不断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否定从而实现对黑格尔的超越。当然,应当看到,在理性法律价值观阶段,马克思还基本上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他还只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研究国家和法,尚未深入到人与物,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人与人关系的影响以及由这种人与物的关系所决定的国家和法律制度对理性和自由的束缚的深层探究法和法律的价值问题。因而,虽然他的理性价值观充满了科学、理想的火花,但也存在抽象、唯心和空想的因素,对未来仍充满迷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律价值观的建立,同样需要他实现对自己的否定和超越。而这种理性价值观,则是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不可或缺的理论渊源。
  二、法的阶级利益价值观
  (一)理论的矛盾与伟大的发现
  在马克思的理性法律价值观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到他思想的矛盾和深刻的苦恼。一方面,他清楚地意识到,在法和法律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决定着法和法律的价值取向,他承认“利益知道怎样诬蔑法——它指出法在外部世界将会产生的各种有害的后果;但是,它又善于用良好的动机,也就是善于通过深入不公平的内部精神世界的方法来粉饰不公平。法在外部世界的坏人之间产生恶劣的后果,而不公平却发源于决定它的那种高尚人物内心的良好动机”。[13]显然,这里“恶劣的后果”、“良好动机”“高尚人物”都是反语。另一方面,他坚持追求人民的理性、自由、公平、平等、民主等价值。他痛恨对私人利益的追求,认为追求私人利益的法律不是法,因为“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难道不法可以颁布法律吗?……私人利益也并不因为人们把它抬上了立法者的王位就能立法”。[14]然而,现实生活中,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以及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法令等等,无一不是以私人利益为价值追求的,它们不符合理性,但又确确实实是支配社会生活的法律。于是,在理性与现实的矛盾面前,马克思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马克思重新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同时,也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我这番研究工作使我得出如下的结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的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15]在概念上,他也放弃了模糊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启用了清晰科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发现,使马克思找到了研究社会的金钥匙,也找到了研究法的金钥匙。在法的价值问题上,他告别了理性价值观,代之以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阶级利益价值观。
  (二)阶级利益价值观的科学构建
  马克思主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14589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引证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