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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法治中国”建设的问题与出路
【作者】 马长山【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治中国;制度笼子;困境危机;法治秩序
【文章编码】 1006-6128(2014)03-0005-1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3
【页码】 5
【摘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法治建设是在一种缺少社会根基的状态下行进的,因而权力一直难以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已面临着思想观念的价值撕裂、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错位运行、社会冲突的随机性迸发、拜金功利心态下的“丛林秩序”等困境和危机,因此,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需要以培育法治的社会根基为立足点,重建价值观体系、重塑体制机制、重组社会结构和塑造公民性品格,以此推动“法治中国”的早日实现。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6783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增长,一路凯歌的“GDP主义”渐渐成为过去,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贫富分化、利益冲突、体制外压力、道德沦丧、秩序失范等现象则日益凸显。这意味着,既有改革开放的能量已没有太多的释放空间,中国似乎又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何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精神,渡过改革“深水区”、化解变革风险、真正走上民主复兴之路,就成为当下亟待讨论与反思的问题,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一、为什么权力难以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法治不仅是一种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更是一种秩序状态和生活方式,它虽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统一模式,然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却是它的根本标志。回首我国30多年来的法治进程,就难免会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权力难以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可能有思想认识、体制机制、文化传统等因素,但更关键的问题则是法治根基的缺失。
  (一)执政党的反腐进路:工作作风——政治斗争——制度笼子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共已召开了七次党代会。回首历届党代会关于反腐拒变的表述、主张和举措,可以看出执政党对反腐和权力制约的思路变迁。
  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清除十年动乱造成的消极后果、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因此,十二大报告并未提及“腐败”,最多也只是把“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纳入党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腐败现象尚未蔓延,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的执政理念还尚未完全走出“政治正确”的逻辑,也没有权力制约的外在诉求压力,或许还有大不认可“先进政党”会产生腐败的某种情怀。
  十三大报告则第一次正式提出反腐主张,虽然它要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反腐败斗争,但其定性却是“少数党员经不起考验”;十四大报告提出,只有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才能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取信于民,并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要“建立有效防范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约束机制”,这才显示出权力制约的指向,但这种“约束机制”更多地还是建立在“党风建设”的基点上。
  十五大报告首次把反腐败提升到“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并提出铲除腐败要标本兼治;十六大报告又把反腐败从“政治斗争”提升至“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并进而提出“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力求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1}而十七大、十八大再次强调,反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并提出“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建立“权力运行监控机制”。这就意味着执政党开始把反腐提升到关乎“亡党亡国”的高度,也意欲通过“制度创新”来建立监督防控机制,但其落实力度并不很大。
  可见,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党和国家反腐的决心与手段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包括把反腐败从“政治斗争”上升为“政治任务”、从“整风教育”上升为“法制惩办”,从“取信于民”上升为“强化监督”,期间朱镕基还曾放出过“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这样的狠话,{2}然而另一方面,腐败形势却依然发展迅速,甚至还出现了“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从短期向长期演变”,“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的严峻形势,{3}“整体腐败”征兆凸显。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发表“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4}的讲话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人们才似乎又看到了反腐新希望。
  纵观执政党“工作作风——政治斗争——制度笼子”的变迁进程,不难看出90年代前是不大愿意承认腐败“内生性”的,而往往将其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等“外在”因素所致,虽然后来逐渐将其提升为“政治斗争”和“政治任务”,并认为其关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但一直都是一种“自我修复”性的努力,而不是“外在制衡”性的制度变革,因而缺少对“内生因素”的反省——即对制度本身可能产生腐败的足够认知。这就使得我们的反腐策略更多地呈现出某种“政治宣示”色彩,并在“党风建设”、“人心向背”、“长期执政”、“政治本色”的立场上予以阐释,因而也就更多地致力于从“拒腐防变”、“完善制度”、“严惩不贷”、“查办大要案”等一些“技术”层面人手来教育、防范和惩罚,而并没有通过深度政治体制改革,来真正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权力分解与制衡监督机制。尽管十八大会议后中纪委又发布了最新重大反腐成果,但从根本上看,反腐举措仍“跟不上”腐败形势发展的步伐。而事实上,如果不能深刻认识到“无论何种制度,只要权力不受控制就可能产生腐败”这样的“内生性”根源,如果不能从“技术”层面的反腐转向“深水区”的政改,如果还是走国家推进的老路、而社会根基脆弱的话,那么,实质性、外在化的权力分解机制就无法建立起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就难免成为一种写在纸上的“政治宣示”,而后果可能越来越具有风险性。
  (二)法学界的法治研究:制度化——模式化——中国化
  与党代会的反腐思路变迁相对应,在十三大之前,法学界也少有反腐的理论研究。因为上世纪90年代之前,法学界的主要任务还是致力于清理“左”的法学理论、大力推进“法学理论更新”,同时积极倡导“法制建设”。因此,此时还处于“制度化”进路的阶段,并没有太多“法治国家”的理论吁求。
  而90年代之后,特别是随着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入宪”,法学界迅速掀起了关于法治国家理论、中国法治道路的研究热潮。其中,法治国家的条件、要素、构成与模式等成为关注的热点,并对当时的法治建设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然而,这种基于西方经验和“普适”情怀的法治理论路径与设计,也在某种程度上把当代法治简单地化约为权力分立、人权保障、自由平等、法律至上等形式要件的组合,形成了一种模式化、定量化、结构化、并带有“启蒙”色彩的法治模块,从而忽略了法治更根本的内在属性和机制、法治的多样化形态和平衡性的发展取向,特别是对法治的社会根基与动力的研究较为薄弱,这就使其缺少对现实法治进程的关照性与契合度,难以很好地“接地气”。
  自2000年之后,法学界才开始对模式化的法治研究进路进行反思,并探求其“中国化”要素和品格。{5}然而,这种反思和探索还只是初步的、宏大的、图景式的,并没有太多具体的和可操作的框架,也难以回应当下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诉求、困境和问题。
  从法学界的“制度化——模式化——中国化”研究进路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法治理论研究与官方的反腐策略是亦步亦趋的,甚至很多时候是党和国家反腐策略方针的理论阐释者、证明者、正当性论证者,因而缺少真正的“自主性”。虽有放眼西方的法治理论探索,但过于注重“模式化”而脱离国情和法治基础,而晚近关于“中国化”法治的学术讨论又有宏大叙事之嫌。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有“政治正确”对法治热点问题研究的影响,也不排除我们习惯于宏大(政治)思维、不屑经验研究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其要害都在于未能充分关照法治建设所不可或缺的社会根基,因而就难以切中当下生活中的法治问题与及其动力源,也难以回应活生生的法治诉求。于是,法治理论研究也就无法提供一种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中国化”理论资源、思想启蒙和制度策略,甚至都无力影响执政党在“党风建设”框架下的反腐定位。如此下来,也就难以在理论上探索出一条有效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中国化的控权之路。
  综上可见,执政党在对待反腐和权力制约问题上,还主要是基于党风建设、“自我修复”性的“严查惩办”,并不是基于社会功能和法治框架的、外在化的“控权制衡”;与此相应,在法治国家建设策略上,反而突出了“国家管控”色彩。于是,虽然建设法治国家的方略已“入宪”15年,但它在具体实施中却更多地被法治外表下的政治理念所统摄,法治建设的步伐并没有达到预期,甚至在某些地方和领域还出现了倒退。而法学界虽然曾一度出现学术研究的繁荣局面,并形成了“启蒙主义”、“技术主义”、“本土主义”的不同路径,{6}但一直都忽视对法治社会根基的研究,尤其是对使“控权制衡”和“民间治理”成为可能的多元社会运行机制的探索明显不足。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执政党的政治定位和执政举措,还是从学术界的理论定位和法治探索,都未能从根本上触及权力制约之本。事实表明,必须有横、纵两种权力分解制衡机制的同时运行,法治才能得以有效确立,横向分权旨在使公权力由集中变分散,而纵向分权(多元社会对公权力的同步分解)则使得公权力由大变小,后一种更为基础和根本。因此,没有社会力量的崛起及其外在于国家的权力分解机制的形成,“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难免沦为一种口号。就是说,中国法治根基研究与建设的阙如,一方面使得中国法治进程难以转化成现实生活中的法治机制与秩序,而另一方面,也使得生活中喷涌出来的现实法治诉求受到忽视排斥,更难以转化为切实的法治动力,乃至不断累积新的问题、困境和危机。
  二、当下中国法治进程面临的困境与危机
  正是由于30多年来的法治建设一直是在缺少社会根基的状态下行进的,因此就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成效大打折扣。当改革发展释放出来的法治诉求与体制机制的阻滞之间形成严重的压力与壁垒时,法治困境和危机就会随之发酵和喷发。
  (一)思想观念的价值撕裂
  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正在走向一个多元化、破碎化、原子化的“混乱和分裂的世界”,并出现了“反政治情结的普遍化”,{7}于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政治的终结”、“人权的终结”、“西方文化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惊人话语不绝于耳,这说明,应对权威危机、化减社会风险、重建社会秩序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它在当下中国更显突出罢了。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曾在全国上下形成了锐意改革、开放进取的社会共识。时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极左”、“极右”思潮才逐渐泛起。那时政治风波刚刚过去,“苏东巨变”又震撼了世界,于是,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决策层“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这就“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底气,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8}而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对“姓资”、“姓社”问题予以重新“定调”,并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后,才弥合了思想分歧,改革开放也才进入了新时期。
  从邓小平“南巡”至今,执政党一直在不断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形成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等富有创新探索精神的执政纲领。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仅仅是一种从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从中央集权向民主法治的体制转型,它也是一种趋向世俗化、个性化、多元化、自由化、民主化的价值追求和文化选择的进程,这致使传统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思想信念和行为模式等开始从根基上发生破碎和瓦解;其次,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对“深水区”的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矛盾也随社会的纵深转型而累积和发酵,此时既得利益集团的固守、官本位体制和观念的惰性、对改革风险的忧患、极左思潮和民粹主义的兴起等等,又使得决策层很多时候都不得不在平衡中前进,这就导致某些正统“意识形态”难以克服体制机制的固有束缚、难以超越“维稳”和秩序的特定需求、难以摆脱对“西方渗透”的敏感防范,因而也就难以对新兴的权利诉求、底层的利益主张、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热切期盼、以及对权力制约与深入反腐的强烈要求等进行有效吸纳并予以合法化、制度化,继而也就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必要的价值指引、正当性评价与合法性论证。这样,就难免造成某些正统僵化的价值体系与社会价值诉求发生背离而社会价值诉求又纷乱上升的“自然状态”。为此,在这些正统僵化价值体系滞后和失效的同时,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原发性”的思想意识却在加剧多元化。“可以说,什么样的‘主义’都可以从中国社会找到,并且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有或多或少的社会影响力。”[1]而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权威和权力合法性的衰落、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无法有效进行、公权力内部的腐败每况愈下、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群体之间容易发生冲突、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9}北大法宝
  其实,2012年底,时任总理温家宝就指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2]而《人民日报》也评论道:“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但无论如何,改革已无法回避,因此我们“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3]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各种社会思潮的多元涌动与激烈“互殴”已经达到一个高潮。“冲突各派的观点,其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如何破解社会各界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时刻”。{10}正是由于缺少对“深水区”改革的明确指引和价值共识,社会思想难免陷入一定的混乱,价值信仰和社会信任都出现了危机,崩塌和扭曲也就随之悄然发生。“带路党”、“五毛党”、“美分党”、“标题党”、“柿油党”纷纷出笼,“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也争议不断,甚至有些争论都走上了街头,进行“公知约架”和“肉搏”。所有这些表明,某些正统僵化的价值体系已明显滞后于社会转型和改革进程,难以有效吸纳、整合新兴诉求并引导社会前行,因而社会的思想观念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价值撕裂,它不仅侵蚀着社会共识和理性商谈的基础,也会加剧道德失范、信仰迷失和社会信任的瓦解。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做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的论断,无疑就是对当下情势的战略回应与革新导向。
  (二)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错位运行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一直是在“摸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策略下走过来的,但到了改革攻坚阶段和“深水区”,石头已经摸不着了。事实表明,滞后的体制和制度已越来越成为中国发展和前进的障碍,目前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并固化为一种断裂社会,社会活力大大下降、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由于对社会矛盾的误判,形成了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社会溃败倾向日渐显露,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了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降低,这种“转型陷阱”导致了“严重腐败”和“法制失效”。{11}
  而另一方面,深蕴于社会之中的民众改革要求却呈现出日益高涨的趋势,{12}当固化的体制与日益高涨的改革诉求渐行渐远时,人们就不再仅仅是以改革诉求来垢病不合时宜的体制,也不仅仅是发泄对体制的失望情绪,而是常常会发生与体制相向而行的态度与行为,权威的公信力就难免因此受到巨大的冲击。比如申纪兰当选十八代表后,网络上出现了诸如“万年代表”、“从不投反对票”等大量的质疑之声,甚至侮辱谩骂,迫使山西省委书记不得不做出回应。{13}与此相应,“独立候选人”的事件却不断出现。{14}尽管这里尚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理性分析和警醒对待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但人民代表受到人民谩骂,“独立候选人”纷纷出现,这不能不说明对“两会”的选举制度和运行机制需要加大改革步伐了。再如广受关注的“唐慧案”,公众一直鼎力支持这位“上访妈妈”诉永州市劳教委的维权行动,在唐慧的赔偿请求被一审法院驳回后,《人民日报》也慷慨陈词:“每一个判例,都是公众法治信仰的基石;而每一次失误,都可能导致信仰的崩塌。”[4]然而后续的事实披露却告诉人们,唐慧案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也不那么“神圣”。{15}这说明,人们对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和司法制度的独立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甚至可以有意无意地忽略客观真实,并产生了某种相向行动。此外,2011年7月网络上晒出成都有四名“价格听证专业户”,其中一名老妇竟然19次参加过各类听证会并总是投赞成票,这引起网友疯狂拍砖并直呼“被代表”,称其为“最牛群众演员”,{16}本来是反应民意的“民主决策”过程变成了被谩骂和斥责的对象。如此种种,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体制内运行的不信任。
  就政治系统而言,“只要一个团体的成员在政治共同体中显露出最为强烈的相互认同感,那么,他们就会一直面临建立某种规范化的方式来理顺彼此之间政治关系的任务。最终为了使输出能够作为具有约束性的东西而被接受,团体成员就需要接受某种基本的程序和规则,这些程序和规则是同矛盾性的要求可以被规范化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5]223也就是说,当社会成员与体制运行之间具有较高互信度的时候,人们就会按照体制运行的指向来确定自己的生活态度、价值判断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当社会成员对体制运行产生怀疑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抵触制度,甚至放大制度的“不合理性”(其实未必是不合理的),进而会选择规避制度或“另起炉灶”的行为方式,这无疑就形成了体制外的逆向行动,从而导致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错位运行。这一方面会使得体制运行失去应有的社会信任、实际效力与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也难免会酝酿出反抗体制运行的潜在力量。长此以往,社会秩序也就危在旦夕了。前述与体制相向而行的诸多态度和行为,就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样一种体制内与体制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错位运行症候,它已成为法治秩序建构不可忽视的重要障碍。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此乃化解上述错位运行之根本。
  (三)社会冲突的随机性迸发
  社会冲突是无处不在的,而“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源自人类无数变动的需求”。[6]16冲突有时会危及稳定和秩序,但有时也会促进社会革新与变迁,不过一旦冲突强度过大、频率过高而失去了控制,那就很容易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纯收入1000-4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正是一个社会迈向更加多元、分化和冲突凸显的“不稳定期”。
  2012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达6100美元,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凸显、价值裂痕加重、官民对立情绪上升等等,中国似乎正在形成一个阶层和群体日益分化而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又缺少彼此宽容、理解与沟通的“分裂社会”,{17}社会稳定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此前我国的“维稳”策略又侧重于以武力为后盾的强力应对、高压“和谐”,也即一旦出了问题,就常常采取“死扛”(如“红豆局长”)、“推脱”(如“临时工干的”)、直至“震慑”(如拘留劳教)的套路,因此,就忽视了以保障权利诉求、舒解民意为基础的民生方案。这样,往往会使得民怨情绪剧增,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虚幻的“感受共同体”,也即常常把他人的遭遇与自身日常的生活体验与感受相关联,只要涉及到诸如城管打人、强迁自焚、上访被劳教、发帖举报被拘、抗议污染、农民工讨薪等,都会产生一种“命运与共”的阶层情感和境遇想象,同时也会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潜在的对抗心理,甚至是抱着一种“先骂了再说”的心态。此时,政府的“死扛”、不诚信与民众的谣传猜忌会相互传递和强化,很多人也就在并不很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冒然采取针对政府或者公务人员的群体性行动。我们从瓮安事件、石首事件、乌坎事件、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中可以看出,其突发性、随机性很强。这说明,我国的社会矛盾积聚过多,群体性事件的“燃点”分散,官民断裂较为明显。很多时候参与者并不是将其当作一种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维权行动,而是作为一种可以肆意发泄怨气的机会,凭借群体行为来遮蔽自己的“脆弱”和放大自己的参与价值,这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高风险的、甚至破坏性的社会运动。同时,这也表明,当下中国的多元社会发育尚不成熟,在国家与大众之间缺少必要的民间组织堤坝与缓冲,动荡和风险变得更加难以防控。
  更让人感到担忧的是,这种群体性事件还呈现有增无减、日益加剧的趋势。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2009年则超过10万起,参与人数已达307万人;{18}有些群体性事件的规模较大,甚至能达万人以上,并伴有冲击、围攻党政军机关和打、砸、抢、烧的行为,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也给法治秩序的建构带来巨大的阻力和障碍。
  (四)拜金功利心态下的“丛林秩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经济飞速发展、物质生活丰裕并不相称的却是价值迷失、道德沦丧和信仰真空。“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的是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后,洪水滔天。”与古代封建王朝不一样的是,现在的人们多了一个选择——移民。“除了底层民众因为没意识或没能力而没有移民的倾向之外,从权力到资本、到大众,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有强烈的移民倾向。一拨又一拨的移民大潮中,各路贪腐官员、权贵资本和流氓资本甚至还有占主流的趋势。被掠夺者因为不堪被掠夺而逃;掠夺者也因为担心被清算而逃。”[7]而那些无法移民的大多数国人,则不得不在就业与职场竞争、物价与薪水、住房与赋税、子女抚养与教育、医疗与养老等的巨大压力下生存,形成了普遍的焦虑、孤独、茫然心态,拜金主义和急功近利逐渐盛行,不顾一切、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的投机逐利行为便愈演愈烈,从而形成了既缺少理性的民主自由追求又缺少公共精神、规则意识、公民伦理和公民责任的扭曲人格。
  1014年沃尔夫斯坦大主教曾发出一声棒喝:“这个世界正急匆匆地走向它的尽头”,{19}这句话直到今天都成为西方焦虑与忧患意识的一种悲观表达。当下中国急剧变革时代的焦虑感和忧患意识似乎更为明显。每当打开电视、网页,或者翻开报纸,几乎都能看到各种让人心痛、恐惧而愤怒的消息,如各种有毒添加剂、塑化剂、痩肉精、地沟油、苏丹红、毒胶囊、三聚氰胺、速生鸡、黑心棉、黑心月饼、转基因……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做,而官方文件显示,中国出口商品质量总体上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出口欧美的食品合格率均达99.53%以上。于是人们疾呼,中国的食品安全不是不能控制,而是“内外有别”,国标“以吃不死为标准”,自己坑自己。{20}这种假冒伪劣、自相残害、易粪而食的严重后果已经逐渐显现,各种疾病的早发、多发现象就是其中一例。
  从整体社会环境来看,目前中国的社会风气似乎也在迅速滑坡。于是有人这样感慨道:“在这样一个过度物化的社会里,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使用着共同的手段。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信任的破产、道德的沦丧,你怎么指望每一个平民都淤泥而不染。举目四望,腐败几乎无处不在,官员腐败,国企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医生腐败,司法腐败,所有人都在腐败中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当社会处在这种状况中时,离危机已经不远了。”[8]这样,无疑就形成了一种不讲诚信、缺乏公德、“能搞到钱就算赢”的“丛林秩序”。究其原因,无疑与体制滞后、信仰危机、权力腐败、官商勾结、商德败坏、价值迷失、拜金盛行以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样一种“示范效应”和“激励机制”等因素直接相关,而在这种“丛林秩序”中,每个人都是受益者却又都是受害者,大家都在暗自庆幸又惴惴不安地编织着自身的陷阱和罗网,相互构建着破坏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悄悄地在蚕食着社会信任、公民品格、道德伦理和法律信仰,法治秩序也就难以形成了。
  三、“法治中国”建设的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
  事实上,建设法治国家“入宪”10多年来,恰恰是法治理论研究较为淡定和沉寂的时期,很多研究仍明显滞后于社会现实,尤其是对社会中涌动、高涨的法治诉求关注不够。从2013年初开始,法学界关于“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研究才开始升温,{21}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法学界才逐渐形成一股新的研究热潮。{22}然而,这种研究并不应像过去那样“一阵风”似的对《决定》进行政治诠释、挖掘和意义放大,而更多地应该立足对过去10多年来法治建设困境、法治理论研究局限的深刻反省,将目光从“国家”转向“民间”,恰是“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平等、自由和协商的社会领域的存在,始终是法治的根基所在”。[9]否则,我们仍将步法治建设现实之后尘,甚至会出现“新瓶装旧酒”和口号式的逻辑推演,这无疑不利于探寻走出法治困境与危机之路。
  事实上,当下这些法治困境和危机,固然是由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所导致的,但最为根本的,是在于国家统摄社会的历史惯性和现行体制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形成了国家权力无处不在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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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郑永年.为什么中国需要建设国家意识形态[EB/OL].(2013-01-29)[2014-04-09].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article-2013012976097.html.

[2]温家宝: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文革悲剧或重现[EB/OL].(2012-03-14)[2014-04-01].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2-03-14/content-5416343.html.

[3]宁要微词不要危机[EB/OL].(2012-02-23)[2014-02-11].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17192845.html.

[4]王石川.尽心呵护公众对法治的信仰[EB/OL].(2013-04-15)[2013-11-18].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415/cl003-21131258.html.

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5][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6][美]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M].王晓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肖知兴.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弥漫弃船心理[EB/OL].(2012-02-15)[2013-11-26].http://www.chinavalue.net/Management/Article/2012-2-15/198735.html.

[8]陈岚桦.警惕“全民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EB/OL].(2013-02-26)[2014-03-21].http://news.cn.yahoo.com/ypen/20130226/1626135.html.

[9]张文显.全面推进法制改革,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法学解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1).

[10][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1][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2][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宪章[M].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3][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M].顾爱彬,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4][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M].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5][美]亚当·赛里格曼.信任与公民社会[M]//李惠斌.全球化与公民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6][美]巴尔.三种不同竞争的价值观念体系[J].力文,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9).

[17][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8]温家宝重温邓小平讲话: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EB/OL].(2012-02-07)[2014-02-03].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2-07/103823894083-2.shtml.

[19]习近平: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EB/OL].(2013-11-14)[2014-04-17].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1-14/5500046.shtml.

[20][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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