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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英文标题】 On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onal Error in Law to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作者】 刘柏纯【作者单位】 广东警官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法律认识错误;刑事责任;关系;影响
【英文关键词】 cognitional error in law;criminal responsibility;relation;influence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6)08—0127—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8
【页码】 127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关系的传统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应本着立足于现实社会,尊重历史的精神,坚持客观、全面的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

【英文摘要】

A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age,it begins to be doubted about the conventional attitud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al error in law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Based on the real—life society and respecting to the history,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 should persist in the all—sided and impersonal view and combine theories and practice in our dealing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al error in law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331    
  
  

关于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问题,中外刑法史上一直坚持“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认为行为人的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没有影响,这种认识直到今天还主宰着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这一原则在社会发展节奏缓慢、法律关系并不复杂的时代是有其存在基础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法律无论在种类、数量还是在法律关系的复杂程度上,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也具有了复杂化的特点。为此,笔者拟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关系的历史渊源人手,结合外国的刑法规定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见解。

一、问题考源

(一)法律认识错误之含义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经常出现主观认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情况.这就是法律认识错误,现在也有学者称其为违法性认识错误,但在具体含义上并无争议{1}。

法律认识错误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的行为本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但他自己却误认为是犯罪。例如我国刑法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构成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该罪在犯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明知”,而某人虽然实施了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收购及代为销售的行为,但他却一直不知其所窝藏、转移、收购及代为销售的物品是赃物,直至犯罪分子被公安机关抓获才知道真相,其行为本来不构成犯罪,而他却误以为是犯罪。这种错误,刑法理论上称其为积极错误。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将自己的犯罪行为误认为是合法行为,许多法盲犯罪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根据我国刑法270条,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即可构成侵占罪,某人拾得他人数额较大的遗忘物后拒不交出,已经构成了侵占罪。而他却认为“拾到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即使不归还也不是犯罪”。这种情况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消极认识错误。第三种情况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这一点是明知的,但是在自己的行为所触犯的刑法罪名及刑罚轻重上存在认识错误。

法律认识错误产生原因有两点,一是不知道法律的存在,二是虽然知道法律的存在,但是对法律理解错误。

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关系问题,目前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是认为法律认识错误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没有影响,古老的“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仍在延用。目前,虽然不断有专家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是由于在理论界还没有出现比较成熟的为人们广为接受的观点,刑事立法也没有相关规定,这一问题仍在深入探讨中。

(二)历史略考

“不知法律不免责”(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是罗马法格言,它起源于不允许认识错误的诺曼底时期的绝对责任,后来发展成为被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普遍遵循的一项司法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行为人不得将不知法律作为抗辩理由,法律认识错误不阻却故意。

罗马法之所以主张“不知法律不免责”,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对法律关系的认识特点所决定的。在古罗马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法律关系简单且总量不大,在法律体系中,自然法占据主要地位,而且统治阶级还可以经常采用超法律手段来解决被统治者的刑事责任问题,从《十二铜表法》的具体规定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特点。在归责原则上,古罗马实现了从客观责任向主观责任的转变,将心理意图作为责任内容,而不以违法性认识为归责要素,这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

到了13世纪,刑法上的认识错误开始区分为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布莱克顿(Bracton,约1216—1268)认为事实错误可以作为抗辩理由,而法律认识错误却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及量刑。由于处理方式截然相反,所以之后的刑法小词儿都挺能整理论与刑事司法都十分重视法律认识错误与事实认识错误的区分{2}。人们对“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的信仰一直到19世纪末期都没有动摇。

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最近一百余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法律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法律类别被不断细化,新的法律层出不穷,法律条文更是数不胜数,不仅一般公民无法知晓国家的全部法律规定,产生法律认识错误在所难免。即使是专门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律师也只能熟悉部分法律,需要专业分工。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不知法律不免责”的信条不仅与社会发展潮流相悖,而且有违公正原则,“不知法律不免责”,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受到挑战,一些国家开始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不知法律可以作为抗辩理由,尽管这种变化是渐进的、不显著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

我国刑法史上虽然没有“不知法律不免责”的明确规定,但是类似于“不知法律不免责”的传统思想观念和做法却是根深蒂固。

如礼法并用是西周法律的基本特点。虽然一般认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出礼是则刑”是西周礼刑关系的一般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庶人不受礼的约束,统治者廿三制定了约束平民的礼,如不得僭礼越轨、犯上作乱,祭祀只限于家门等。而且礼具有执行上的强制性,违反礼要受到贬爵、流放、讨杀等惩罚,西周统治认为,知礼明法是每一个臣民的义务,不知礼明法绝不是减免刑罚处罚的理由,这一观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宋朝事实·卷16》载,宋太宗曾谓侍臣日:“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知识。比来法寺新案,多不识治体。”“不知法”可以达到“举动是过”的程度,可见识法的重要性,更谈不上不识法可减免罪责了。

直至现在,我国对法律认识错误的认识始终徘徊在“不知法律不免责”的范畴内,“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刑事立法领域仍占主导地位,质疑的声音还不足以动摇其存在的基础。我国的刑事立法始终没有对刑法中法律认识错误问题作出规定。任何人均不容许不知法律,每一个公民都有知晓国家法律的义务仍是社会主流思想。在1997年刑法修改草案的制定过程中,曾有学者主张在刑法中增加规定“对于不知法律而犯罪的,不能免除刑事责任;但是根据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没有被立法者采纳。在立法上对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予以规定还有待时日。

二、观点之争

日前,中外刑法理论界关于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影响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没有影响,目前,中外主张否定说的学者颇众,但由于法律传统和社会情况不同,其依据又有诸多相异之处。

1.外国学者的观点

(1)历史传统说。认为法律认识错误从出现之日起便同犯罪成立条件中的主观故意问题联系在一起,承担刑事责任从来就没有要求以违法性意识为条件,“不知法不免责”这条古老的罗马法格言所表达的含义本身就是:“犯罪成立条件的主观故意,不要求具备违法性认识”。法律认识错误没有成为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理由的历史渊源。该观点将历史传统作为依据,缺乏说服力。

(2)证明障碍说。英国学者奥斯汀(Austin)认为,法律认识错误具有证明上的困难,由于法律认识错误深藏于行为人的内心,他人无从察知。美国学者林德格恩(Lindgren)也认为,对被告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判断存在标准问题,如果标准仍要由法官确定,不能保证这一标准能够符合被告人的实际情况。如果标准依据被告人的主观责任状况确定,其陈述的真实性同样难以得到保证{3}。该观点将证明困难作为论据,回避了在犯罪主观要件的认定中同样存在证明困难问题,因此也是不充分的。

(3)社会需要说。认为排除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有利于维护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刑法具有他律性、强制性的特点,其适用不应为他人是否知悉所左右。如果允许法律认识错误可以成为违法阻却事由,就等于国家许可他人可以任意违反法律,德国学者洛克思(Lucas)对此总结说:国家如果把违法性意识作为处罚条件,就等于为国家为违反法律的行为提供了通行证,这就相当于国家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4}。而且,排除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也是实现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功能的需要。法律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是社会风俗习惯与道德观念的反映,为社会公众所广泛遵行,所以行为人即使意识不到行为的违法性,至少也应意识到道德及公益上的不当性,所以对法律认识错误者不能免除或减轻其刑事责任。该观点不能回答的问题是:提倡尊重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在当今社会已经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只强调社会需要,不注重维护公民权利,是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2.我国学者的观点

目前,否定说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仍占主要地位,许多刑法教科书都赞同此说,这同否定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深刻影响有关。我国的否定说学者认为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没有任何影响,其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点。

(1)我国刑法没有将违法性认识错误作为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可以表明其主观恶性程度。我国刑法11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即可构成故意犯罪,法律认识错误不阻却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该说将法律规定作为论据,却没有认识到理论对立法的相对独立性及指导作用,因而难以为人们所接受。

(2)我国刑法不以行为人是否知法为适用条件。目前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及法律意识还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法盲犯罪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就等于为法盲开具了故意犯罪的免罚证明,客观上会起到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的不良效果,因为不懂法的人不承担刑事责任,而懂法的人却要承担刑事责任。因而必须否定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5}。该说的不足之处是明显的,因为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不等于法律认识错误者一律减免刑罚。

近年来,受肯定说的影响,一些原本主张绝对否定说的学者在态度上有所松动,不再坚持绝对否定说,提出了基本否定说。该说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法律认识错误并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绝对化,不能排除个别例外的情况。如果原来并非所禁止的行为,一旦用特别法规规定为犯罪,在这个法律实施的初期,行为人确实不知有这种法律,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那就不应认为具有犯罪故意。”{6}至于“个别例外”的具体内容,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相关的论述。

(二)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法律认识错误可以成为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该说多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在属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美国、加拿大等国也有相当市场,坚持此说的中外学者虽然在基本观点上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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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330.

{2}张叫楷.刑法格青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99.

{3}张庆方.论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J).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2).

{4}冯军.刑事责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11.

{5}张明楷.犯罪论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127.

{6}高铭暄,等.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27.

{7}(日)小村龟二,等.刑法学词典(M).上海:上海翻译出出版公司,1991.256.

{8}(英)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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