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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民事强制执行中债务人权益保障问题初探
【副标题】 从原则到制度的分析
【英文标题】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Obligor'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Civil Execution Procedure
【英文副标题】 Analysis from principles to rules【作者】 王杏飞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民事执行;债务人;人权【英文关键词】 civil ution;obligor;human right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6)08—0116—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8
【摘要】 强制执行是运用国家公权力来保障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然而在强调债权人权益实现的同时有侵害债务人基本人权之可能。为了公平保护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维护债务人之基本人权,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必须从贯彻宪法对人权保障的高度,确立利益平衡和执行适度的原则,加强对债务人财产、住宅、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的保障。这既是现代民事执行文明、人道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英文摘要】 Compulsive ution aims to implement the obligee’s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the public power.But in this course there are danger to the obligor’s basic human rights.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arties fairly,especially vindicate th'e obligor’s basic human rights,our civil compulsive ution law should protect the human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establish the balance principle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ution moderation principle,consolidate the protection of the obligor’S property,house,dignity,freedom and s on.This is not only the embodiment of ution civilization,but also the demand of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harmonious socie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319    
  
  

毫无疑问,现代法治的精义与真谛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任何法律制度的设置与运行都应该服从与服务于保障人权这一根本目的。从表面上来看,民事强制执行法是保障债权人利益得以实现的法律。因为概括地讲强制执行法无非解决三个问题:即由谁来执行(主体),执行什么(客体)和怎样执行(程序、措施、方式等)。这三个问题似乎都是以保障债权人利益为中心的。其实不尽然,民事执行过程不仅关系到债权人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的实现,而且与债务人的财产权、人身权等基本人权息息相关,如对债务人工资、居住房屋的执行。因此,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人权益保障问题就成为一项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载入神圣《宪法》的今天[1],在刑事诉讼法学界对“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双重目的已成共识的情况下{1},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却倾注所有精力与热情于“执行难”问题[2]。诚然,“执行难”的不断加剧,不仅已经影响到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而且有可能使人民群众对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念发生动摇。这决非危言耸听,“执行难”问题确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但我们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因为强调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而忽略对债务人正当权益的保障。鉴于此,笔者拟从执行原则与制度两个层面对如何保障被执行人权益问题作初步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民事强制执行立法有所裨益。

一、确立现代执行原则

(一)合宪原则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治国安邦总章程的宪法乃万法之源,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法的这种至上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任何与宪法相违背、抵触的法律、法规无效;二是宪法所确立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应该在各个部门法的原则与规范中得到体现与保障。强制执行法同样不例外,一方面强制执行法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另一方面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权必须在强制执行法中加以具体化。任何强制执行过程中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必须被禁止并能得到有效的纠正与救济。因为强制执行的过程是运用国家公权力[3]介人当事人私权纠纷,使业已确定的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强制执行的不当,可能直接侵害当事人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等基本权利。

事实上,宪法与强制执行法的特殊关系,更多地体现在被执行人权益保障这一层面上。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如宪法24条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关于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明确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第43条关于公民休息权利的规定等。这些基本权利在民事经济活动过程中同样可能受到其他民事主体的侵害,但是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的侵害是以国家公权力的名义直接剥夺民事主体的财产,甚至可能使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等受到侵害。而所有这些侵权活动,都是在执行名义的掩护下、由拥有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直接实施的,具有合法性的外衣。与私人侵权相比,它以国家有组织的暴力为后盾,因此其危害更烈,影响更大。正由于此,公民宪法性权利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危险。执行违法、执行不当侵害公民宪法性权利时,作为国家最高法律的宪法在直接维护国民权利方面的作用就十分微弱,因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违宪行为的审查和宣告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实施[4]。由于不存在诉讼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公民无法通过宪法诉讼来寻求权利救济。这就意味着执行当事人的宪法性权利受到侵害时,当事人无法将其诉诸司法裁判程序。包括最高法院在内和各级法院都不直接承担维护宪法实施、为宪法权利提供司法救济的功能。行政诉讼法也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法院受案范围之外。因此维护执行过程中当事人的宪法性权利,在“宪法没牙”的情况下{2},必须构建预防和规制执行权滥用的法律机制,来保障和维护国民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因此之故,从宪法与强制执行法的关系来研究执行立法与实践,就成为民事程序法学者的迫切任务。

大致说来,民事执行活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主要发生在以下场合:一是执行名义不当。违法的、不当的执行名义,是对民事主体权利的最直接侵害。因此确保民事审判公正是执行公正的前提与基础。我国民事执行名义除了法院裁判文书、支付令、调解书外,还包括公证债权文书和仲裁裁决等。为了确保执行名义的正确,有必要建立审查制度和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异议制度。二是执行措施不当。如违法扣押、冻结、查询、甚至拘禁债务人、非法搜查等即直接限制、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三是执行程序不当。如执行时间、执行措施不当,可能直接影响债务人本人、家属的生活安宁。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本身就已蕴涵着对抗国家公权力不当介入公民自由领域的意味,严格禁止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意思自治领域的侵犯;即使是国家公权力必须介入的领域,国家权力的行使也必须由专门的国家机关、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来进行。任何限制和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控制。民事执行权力的行使,同样必须立足于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二)利益平衡原则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5]民事强制执行的终极目标在于衡量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情况,既保障债权人的权利充分、迅速地得到实现,又使债务人的痛苦减轻到最低限度{3}。这就意味着,民事强制执行的目的,不仅在于以法律的强制来实现权利人的权益,而且要兼顾债务人的利益,保障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否则,如果强制执行之后的债务人流离失所,无异于将其逼到违法甚至犯罪的边缘,势必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危及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必须树立平衡执行当事人利益的理念。

强制执行的首要目的是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实现。从审判与执行的关系来看,民事审判是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裁判的方式来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活动,而民事执行是通过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来现实地实现债权人权利的过程。因为执行根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债务人不完全、适当、及时履行自己义务的情况下,债权人的利益无从实现,执行名义就可能成为“法律白条”。这无异于在向国民宣告法律的无能,社会信用就会恶化。强制执行作为保障当事人权益得以实现的最后手段,如果都无法确保权利的实现,不仅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正当权利的实现,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甚至由此动摇国民的法治信仰。其危害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因此强制执行必须能够保障债权人权利的实现。

当然,在强调保障债权人权益实现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对债务人基本人权的保障。现代法律以保障人权为宗旨,而且这种保障应该是平等的。民事执行名义所确立的权利大多是财产性权利,债权人财产性权利的实现不能影响债务人最基本的人权,包括生存权、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权、个人隐私、住宅权利。这是因为,就价值层面而言,人权应该高于债权。从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基本属性来看,人身权处于更高的位阶。财产以及财产权利都是为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服务的,都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而不可能具有目的性价值。人而且只有人才能成为法律的目的。这就意味着不可能为了满足某一主体的债权而牺牲其他主体的人权。

债权的不能实现或者权利期待的落空,是现代社会无法完全避免的商业风险。有利益的地方就存在风险,特别是在民事经济交往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通过民事执行名义所确定的民事权益,尽管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性。但其能否实现,还有赖于债务人的经济偿还能力。当事人在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时本来就应该对其资信状况、财产情况和信用记录有较为充分的了解。这种情况特别适用于合同纠纷领域。当然在信用普遍缺失的情况下,法律制度应该为其提供必要的便利。在债务人缺乏相应偿债能力的情况下,债权人利益落空是现代社会无法避免的商业风险。由此也必须厘清执行不能与执行难之间的界限。所谓执行不能是指债务人缺乏相应的偿还能力导致执行无法进行,其结果是执行终止。执行不能不是强制执行法所能解决的问题。正如在履行不能的情况下不可能强制履行一样。我们也不能将执行不能也归结于执行难。而执行难是指债务人有还债能力的前提下,由于执行机构或者被执行人的原因导致债务人权利不能实现。执行难才是我们执行工作要解决的难题。

同样必须承认,执行名义有时确实只有宣示的意义,如美国刑事判决中上百年的徒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执行。但这样的判决并不是没有价值的。相反,我国的刑法上实行的数罪并罚制度[6],有期徒刑的执行刑期不超过20年,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罪行的差别。至少,从执行刑期的角度看不能反映出罪犯所犯罪行的轻重。而美国刑法实行累加刑制度,数罪并罚时将多个刑罚累加起来,尽管可能导致判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刑罚的“荒唐”现象,但其宣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个加害人负全责的侵权纠纷中,如果加害人没有经济赔偿能力,法院是否不应该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呢?显然于理不通于法不符。尽管判决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在事实上不可能,但在“事清责明”意义上来说,这种判决仍然是有价值的。至少,受害人能够得到心理上的补偿与慰藉。而在保险责任和保险机制不发达的今天,这种补偿与慰藉也显得弥足珍贵。

从实践来看,一个使债务人走投无路的执行制度,不仅是不文明、不人道的,而且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债权的实现以危及债务人的基本生存与生活为代价,那么由此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的有关部门必须承担抚养债务人及其家人的职责,这反过来增加了政府的负担,因此债权人利益的满足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如果债务人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收入来源,便可能铤而走险,误人违法犯罪的歧途。这会严重危及到社会的安定,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民事执行程序应当兼顾双方当事人利益。

(三)执行适度原则

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符合三个条件,即手段的妥当性、必要性和法益相称性。妥当性要求所采取的手段是能够达到所追求的目的的。必要性是从“经验的因果律”来考虑诸种手段之间的选择问题,也就是要从以往的经验与学识的累积,对所追求的目的和所采取的手段之间的相当比例进行判断,保证所要采取的手段在诸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中是最温和的、侵害最小的。法益相称要求以公权力对人权的“干涉份量”来断定该行为的合法与否,要求在宪法的价值秩序内,对运用公权力所获得的实际利益与人民付出的相应损害之间进行“利益衡量”,使人民因此受到的损害比起公权力由此获得的利益要小得多{4}。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不仅要依法,而且要适度,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国民权利不受行政权力的侵害。

民事执行权力的行使也应该如此,借鉴与移植比例原则,我们认为执行法上应该确立适度原则。执行适度原则要求民事强制执行不仅能够有效维护执行当事人的正当利益,而且能够将执行中的损害特别是对债务人利害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这突出地表现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运用必须适度、适当,如要求被采取执行措施财产的价值应当与被执行标的额相当,而不能显著超过被执行人应履行的债务额。法院强制执行的目的是确保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因被执行人的主观原因难以实现时得到履行。这一目的决定了法院实施的执行措施只能以满足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的权利为限度,而不能明显超过这一限度。因此,法院在实施执行措施时应当遵循适度原则。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多处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9条的有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措施有十余种,而每种执行措施的对被执行人合法权益限制或剥夺强度不同。因此,在适用执行措施时,应当选择与实现债权目的所需手段强度相当的执行措施,既要禁止损害过大的执行措施的适用,又要考虑执行措施强度与实现债权目的手段之间的均衡性,选择妥当的执行措施。既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又尽可能地保护被执行人的利益。当然,与执行合法的要求相比,执行适度对执行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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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光中.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EB/OL).正义网,2003—06—21;陈光中.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合(EB/OL).正义网,2003—06—22;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的系统论趋向(EB/OL).中国民商法律网,2005—07—19.
{2}林来梵.宪法不能没牙(J).法学,2005,(6).
{3}黄松有.关于民事执行理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N).人民法院报,2004—09—15.
{4}杨临宏.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6).
{5}吴国平.守法:现代公民必备人格(N).羊城晚报,2005—02—24.
{6}禁止被执行人超常消费(N).法制日报,2001—09—30.
{7}江苏连云港市中级法院实施限制被执行人超常消费措施(N).中国教育报,2001—12—30.
{8}江苏常州法院推出“限制债务人高消费令”(N)人民日报,2005—08—03.
{9}赵钢.对人执行之辨析与执行立法之完善(J).法学评论,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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