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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调整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反思及对策
【作者】 张勇王丽珂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刑事责任年龄;低龄未成年人;恶意补足;综合处遇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55
【摘要】

低龄未成年人涉罪问题频发,引起了学界关于调整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争议,无论是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引入恶意补充年龄规则,还是建立弹性刑事责任年龄规则的观点,均存在不足之处。从未成年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本质要求、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实质表现及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角度,都应维持现有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针对低龄未成年人的涉罪问题,应当以教育、矫治和帮教为主,建立健全亲职教育制度、综合处遇措施和收容教养制度,构建低龄未成年人涉罪行为的综合治理对策体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9126    
  
  

引言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暴力犯罪屡见报端,每次都能刺激公众敏感脆弱的神经,2004年黑龙江通河县一名13岁的男孩赵力宝强奸同村14岁的女孩,被宣告无罪后,因不满女孩父母提出民事赔偿,于被释放次日将女孩母亲捅死,后仅对其作出劳动教养一年半的处理。2006年浙江乐清市溪西村一名12岁的女孩用糖果将同村一名3岁女童诱骗上自家楼房,后用绳子胶带捆绑该女童致其窒息死亡。2007年四川荣县城区古城街一名13岁的男孩因不满家人约束其上网,将自己外公、母亲杀死;2013年广州东莞一名11岁女童因玩耍产生矛盾,将一名7岁女童杀死。2013年福建莆田涵江区一名14岁的男孩殴打完一名8岁女童后将其勒晕丢入粪池中死亡。2013年重庆一名10岁的女童在电梯里对一名1岁男童拳打脚踢后,并致其从25楼阳台坠落。2014年四川省自贡市一名13岁少女推倒一名3岁儿童,以为其被撞死,因害怕家人会因此被索赔,将其抛入粪池致其溺亡。[1]2015年10月,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3名不满14周岁的学生入室抢劫,致一名52岁女教师死亡。[2]2019年大连13岁的男孩将同小区一名10岁女孩杀害。[3]面对频发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暴力事件,因不满14周岁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逃脱刑法制裁,使刑法无法在刑罚惩治与社会保障方面给予有效回应,引发了公众对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吁。公众焦虑于现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否合理,过度豁免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是否能保证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刚性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是否因机械地强调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忽视了个案的正义。现行的法律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呈现出保护有余而惩罚不足的状况,这种失之于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在放纵未成年人犯罪。

一、关于调整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之争

在未成年人涉罪问题低龄化、暴力化的趋势下,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否需要重构,能否适应当下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满足刑法的预防和惩治功能,回应社会关切的报应需求,在激烈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中,对于调整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主要存在降低说、补足说、弹性说等观点。

(一)“降低说”

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1)现有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不能有效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是固定不变的,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状况、青少年身心发育特点作出调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成年人身心成熟逾渐偏早,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行为的初始年龄越来越低,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低龄未成年人已具备相当的辨认与自我控制能力,认知上也已具备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伦理基础。应当考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适当扩大相对责任年龄中暴力侵害行为的范围,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一些极其严重的侵害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对低龄未成年施暴者起到惩治和震慑作用。(2)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能够在短时间内遏制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势头。低龄未成年人的涉罪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但对低龄未成年人涉罪行为惩治不力是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法律规范,应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威慑作用,而现行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使得刑法的威慑力受到削弱,助长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欲望。(3)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助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刑法应当兼顾行为人和被害人双方的利益,片面强调保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利益的规定是不公平的。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恶性暴力案件后被训诫、收容教养或者释放,这样的结果有违公众朴素的正义观,无法抚慰被害人,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宽容实质成为一种纵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4)现行的低龄未成年人涉罪惩治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性。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行为,仅对其进行治安处罚和收容教养、工读教育,难以起到惩罚和教育的作用。目前低龄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惯犯,由于法律不能对之进行处罚,其肆无忌惮的反复犯罪,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法律对预防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缺乏规制力度,导致未成年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处,一味地强调教育感化,却又没有防止纵容的制度设计,结果不但无助于未成年罪犯本人的改造,其产生消极的示范效应,会诱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4]因此有必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将低龄涉罪未成年人纳入刑法的惩治范围,震慑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念头,从而真正起到保护未成年人的作用。

针对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设计有其特殊性,不能单纯地为回应社会惩治低龄未成年人涉罪的呼声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一降了之”并不能真正地解决低龄未成年人的涉罪问题,反而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效应。理由如下: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青少年必定身心成熟较早。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应用的普遍,未成年人接受的信息面扩大,文化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其生理和心理确有呈现出早熟的趋势,但这样的社会环境因素并不能得出青少年一定会有更成熟的心理,也并不意味着其会更早地拥有足够的判断和辨别能力。在当下社会里,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中充斥着大量的不良信息,反而更容易使年轻人缺乏判断,盲目跟风,走向犯罪。这更进一步说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的爆炸,知识获取的便利,意识文化的冲击,其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反而更容易受到影响,未成年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不能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得出完全正向的联系,不能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就得出年轻人一定身心成熟更早,需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规制未成年人可能实施的犯罪行为。如果认为社会经济越发达,年轻人身心成熟得越早,那么国际上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刑事责任年龄划分就应该越低,但事实上纵观世界上各国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5]其次,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有效地遏制低龄未成年人的涉罪问题。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希望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扩大刑罚的惩罚范围,从而将低龄涉罪未成年人纳入刑法规制的框架内,但其忽略了造成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恶性暴力行为的原因是多样的,简单粗暴地将其纳入刑法惩治的范围并不能起到有效的预防和矫治作用,反而会给这些少年犯贴上犯罪的标签,在服刑过程中无法避免交叉感染,使得这些少年犯更难回归社会,增加其再犯可能性。再次,将责任转嫁至刑罚,妄图用刑罚惩治来达到解决低龄未成年人的涉罪问题,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密苏里州的一项评估报告显示,该州176个平均年龄为14周岁的少年犯被随机分配分别接受多方面的教育或传统的监禁改造4年后,接受多方面教育的少年犯中有29%的人被再次逮捕,而适用传统监禁改造的少年犯中却高达74%。[6]最后,刑罚并非惩治低龄未成年涉罪行为的唯一手段。治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应当将其放置在少年司法制度中整体考虑,而非仅用刑罚的威慑力去镇压,对涉罪低龄未成年人应当用更温和的手段去教育、感化、挽救。我国现在并未建立相对完备的少年司法体系,但如果仅因少年司法体系未完善就要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中,有舍本逐末的嫌疑。

(二)“补足说”

该观点认为,在目前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多发态势下,引入英美法系中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是司法实践的一种实然需求,更是我少年司法体制进一步完善的要求。[7]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源于英美刑法理论,认为被法律推定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当控方有证据证明其在实施严重不法行为时具有恶意,即对行为的违法性性质有明确的认识并故意实施时,则可将其视为已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理由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1)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常情况下,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由于其身心尚未成熟,主观恶性较低,对于社会危害性不大,应当从宽处理。但是,面对个别社会危险性大、主观恶性深的行为,应该用严厉的刑事规则来补充宽缓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罚的震慑功能,体现宽严相济的价值要求,而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正是这一刑事政策最好的体现。(2)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能弥补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过于刚性的缺陷。我国现有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未考虑到未成年人的个体差异,无法对未成年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做出实质性判断,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定可以破除刑事责任年龄一刀切的做法,成为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有利补充。(3)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能缓解未成年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护之间的失衡。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处置应当坚持双向保护原则,然而很多学者认为现行法律单方面强调对未成年人的宽容,衍生司法纵容,其实是牺牲了受害人、社会的利益和刑法的公正性,造成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和保护社会利益之间的失衡,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能够弥补这一失衡。

然而,深入分析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不难发现,该规则在价值层面确实能够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提供一定的思路,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仍面临诸多问题,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无法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提供合适的“土壤”,该规则在我国缺乏适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理由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法律上对“恶意”的定义和判断很难达成统一标准。在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英美法系国家里对“恶意”的内涵也未达成一致,存在多种定义。虽然本质上都旨在表明行为人应具备相应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强调对于“恶意”应作出合理公正的价值判断,但实践中,各国基于不同的司法制度、技术标准,对于“恶意”的认定存在不同的操作方法,法庭在综合各方面因素对于“恶意”进行认定也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而是仅凭价值作出判断。这种抽象的价值判断在增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很容易导致裁决者的专断,使判决陷入不确定性。其次,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我国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中,主观恶意仅适用于定罪阶段,作为特定年龄段未成年人入罪的依据,并排除了恶意在量刑阶段的再次应用。[8]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面对低龄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行为,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需要明确的标准,无法像英美法系中先行收集恶意的证明材料由法庭作出实质判断,英美法系这种判例法国家能够实现一案一认定标准,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引入这样的规定将大大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无法有效运行。再次,恶意的证明标准规则无法与我国现行证明规则相适应。恶意的证明标准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适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恶意证明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与否入罪。在英美法系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恶意的证明标准存在“排除所有怀疑”“排除合理怀疑”“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明”“优势证据”四种标准,这四种标准本身在英美法系这种判例法国家的实践中就存在着颇多争议,无法形成统一证明标准,如果将该规则引入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中,我国现行诉讼规制中的证明标准又将如何与之匹配,将大大增加实践中的操作难度。

(三)“弹性说”

有观点认为,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则过于刚性,以绝对确定的年龄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是值得商榷的,这种刚性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则既存在先天制度缺陷,又具有潜在的制度风险。[9]因此主张不再“一刀切”地划分刑事责任年龄,而设计弹性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主要理由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刚性的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有违刑事责任能力变化的客观规律。不同地域、环境造成人的心智发育成熟程度不同,个体之间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存在差异,而同一个体是否具有辨认与控制能力也不存在清晰的界限,个体的生长发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辨认与控制能力是逐渐增强的,并非在某一临界点突然具备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不能以一个确定的年龄点的划定来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其次,刚性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则具有制度上的缺陷。各国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则的制定都是多方面衡量后作出的价值判断,是有政策性偏向的决策。当立法者没有为拟制的责任年龄与事实可以负刑事责任年龄之间的偏差留有变化的余地时,这种偏差就可能会产生制度上的风险,而弹性刑事责任年龄规则可以弥补这一风险。最后,弹性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应当引入情节标准,逐步取消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10]建立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应当逐步取消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否则,该制度仍然具有刚性制度的弊端,只有完全取消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定,通过情节标准的引入来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优越性。

针对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弹性刑事责任年龄规则片面强调弹性制度,主张契合刑事责任年龄认定的生物发展规律,但该制度存在明显的弊端。首先,弹性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则有违法律的准确性。诚然,刑事责任能力确实会因个体身心发育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是世界各国仍设定了确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这是在利弊衡量中作出的抉择,是法律精确性的需要,标准的明确性能大大降低法官擅断罪行的可能性。其次,弹性的刑事责任年龄有违未成年人保护的初衷。实行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对刑事责任年龄不设下限,容易无限扩大未成年人犯罪圈,对于低龄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也纳入刑法的惩罚范围,无法体现对未成年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后,弹性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缺乏适用的基础。

二、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不变论”及其根据

(一)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本质要求

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法律应当兼顾行为人和被害人双方的利益,片面强调保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利益的规定都是不公平的,认为当前社会上频发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暴力案件,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被释放或者训诫、教养的处理结果无法抚慰被害人,也体现不出刑法的公平正义,因此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11]本文不赞同这种主张。在我国,刑事责任的性质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即是存在于国家和犯罪人之间的一种具有法律特征的社会关系,其本质是行为人伦理性评价与社会性评价的有机统一体。[12]刑事责任的伦理性根据是指人具有相对自由的意志,并且能够对自身的行为选择进行价值评判,所以能够而且应当对自己意志支配下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刑法设定和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刑事责任社会性根据之所在。[13]这种刑事责任伦理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决定了刑事责任的价值功能具有人道性和公正性。首先,人道性的价值功能体现在刑事责任的宽容性和轻缓性,这种宽容性和轻缓性的价值功能要求国家在设定和追究刑事责任时,要对刑事责任的承担者体现出一种必要程度的宽容和轻缓。轻缓的价值体现在刑事责任的承担者所承受的刑罚程度上,宽容的价值体现在刑事责任承担者的范围上。其次,刑事责任的公正性价值要求在设定和追诉刑事责任时体现出公正和平衡,在刑事责任范围设定上体现出适中性和平衡性,即从犯罪圈到刑罚圈的设定都要适当、适度,使进入刑事责任范围的评价对象和惩罚措施与社会现实状况相适应,不枉不纵。刑事责任的公正体现为平等适用,这种平等是绝对平等与相对平等的统一。绝对的平等要求对任何人、任何犯罪行为绝对地、毫无例外地予以追究,一体适用。相对的平等则要求追究刑事责任体现实质的平等和具体的平等,充分考虑社会环境、具体的行为人、特定的案件情形、预测相应的法律、产生的社会后果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区别地落实刑事责任,透过形式上的差别而实现刑事责任本质上的平等,也就是真正的平等。因此,从刑事责任理论来看,设定刑事责任年龄的界限本质是体现刑事责任本质和价值功能的需要,而设定过低的年龄界限会导致责任概念的丧失,从而使得责任刑法的约束失去意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是各方面的,从刑事责任的本质和价值层面已经将低龄的未成年人排除于犯罪圈,就没有必要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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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宋英辉、苑宁宁:《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置规律研究》,载《中国应用法学》2019年第2期。

{2}赵天红:《未成年人不法行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探析》,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9年第2期。

{3}崔志伟:《保护与惩治之间: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争议焦点与类型区分》,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年第1期。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4}司伟攀:《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争论的再思考》,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7年第6期。

{5}张拓:《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弹性化之提倡》,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2期。

{6}杨统旭:《现行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困境及出路》,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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