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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之回顾、反思与建构
【副标题】 基于服务集成的视角【作者】 张鸿巍果晓峰
【作者单位】 (山东)鲁东大学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美国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刑事司法学博士}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回顾与反思;服务集成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98
【摘要】

长期以来,如何有效建构集成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等于一体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一直是理论界及实务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大量既往研究与实务探索表明,社会支持体系之完善程度特别是可得性及可用性,与未成年人司法之健全息息相关。在引入青春期概念基础上,本文综述社会支持的概念及特征,并回顾了其发展历程及所面临的挑战。继而以服务集成为视角,提出了未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构之可能方向:社会保护为框架、政府统筹为主导、家庭参与为基础、司法介入为保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9125    
  
  

一、青春期之应对:未成年人司法及社会支持建构之逻辑起点

作为人生的关键期,青春期是处理和调节未成年人偏差行为及压力事件的一个特殊的持续阶段。任何偏差行为及压力事件皆可能影响其不成熟的认知,继而导致身体机能障碍,而有适应障碍的未成年人则往往较易受朋辈及周边的负面影响,继而深陷违法犯罪。[1]鉴于此,《东亚及太平洋地区2001—2010年为儿童的承诺》(Beijing Declaration on Commitments for Children in the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for2001-2010)(简称《北京宣言》)第24条即要求,促进和保护所有儿童的最佳利益,重点放在儿童成长中的关键阶段,使干预对儿童具有最大和最长久的影响。为促成这个目标,宣言敦促各缔约国“具有充分发展个人能力、参与并为社会作贡献的机会,特别在青春期”。于此中,深入理解“青春期”(adolescence)对未成年人成长以及违法犯罪防控之重要性可见一斑。

青春期源自拉丁文adolescentia,原意是未成年人身心各方面皆逐渐成熟的成长阶段。在此阶段,未成年人经历生理、心理与社会的极速转变而逐步成年,较多性格与习惯皆同步养成。青春期的关键功能在于发展出综合的自我意识,包括个性化、与父母分离和个人身份,其特征是尝试及冒险精神的叠加,轻视长期后果,而对朋辈及其他社会影响之敏感性增强。[2]在2013年发布的《未成年人司法改革:发展路径》(Reforming Juvenile Justice:A Developmental Approach)报告中,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将青春期与儿童期及成年期不同之处界定为三种行为方式上:首先,相较于成年期,未成年人于青春期,特别是在充满情感之环境中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弱;其次,相较于儿童期及成年期,青春期中的未成年人对朋辈压力、网络暴力等外部影响,敏感性更高;最后,相较于成年期,青春期中的未成年人的判断与决策能力要弱于成年期。该委员会主张,这三种认知模式之结合正说明青春期是倾向于从事高风险行为的特殊时期,这些行为具有立即获得回报之较高概率,但亦招致有害后果。[3]

近年来,各国围绕未成年人发展的实证研究成果愈加丰硕,皆反复重申并强调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存在重要的行为差异,而这直接关系到司法系统的设计和运作。[4]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目的在于促进归责性,防止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并公平地对待未成年人,而这皆须通过矫正自新指导来实现。[5]尽管未成年人因受青春期影响及制约而视其违法犯罪为常态,但大多数未成年人仍得以矫正自新并逐步退出违法犯罪之列。无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以及犯罪如何定义,皆有大量证据表明犯有上述偏差行为的未成年人仅占全部违法犯罪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6]虽影响未成年人于青春期从事上述偏差行为的原因甚多,但其中最为核心及关键的莫过于社会支持体系特别是社会保护、政府统筹、家庭参与及司法介入之完善与否。比如犯罪学家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即认为,在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建构牢固的亲社会纽带(prosocial bonds)对青春期之未成年人犯罪防控至关重要。在他看来,一旦未成年人与积极向上且有生产力之成年人有着牢固依恋,其往往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包括教育及职业成就,而这有助于较为有效防控未成年人违法犯罪。[7]

二、儿童福利与未成年人司法衔接中的社会支持体系

作为儿童福利及未成年人司法衔接的重要理念基础之一,各国儿童保护概念及其相关领域皆具有复杂性和争议性。[8]历史上,儿童福利政策受到以成人为中心之发展范式的影响,并通过干预措施强化了该种范式。直到1875年,世界首家致力于儿童保护的组织得以成立,即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在此之前,尽管儿童完全失去社会支持的窘况并不多见,但诸多儿童并没有得到全面保护。[9]直到1899年少年法庭创设,其与不断发展的儿童福利紧密集合,社会支持体系的正向作用亦愈加凸显。诸多域内外实证研究清晰表明,完整、充实的社会支持体系可以比较有效地提升未成年人的社会交往,继而增强其社会融入;反之,则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鉴于此,诸多国际公约及各国法律对建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皆有规定。比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简称《北京规则》)第1.3条即明确,“应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其他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

同一术语在不同学科间的借用与交叉已是社会科学研究常态之一,“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亦是如此。该词本系心理学术语,其与人格发展、身心健康及社会适应关系的研究是心理学研究和应用发展较为迅猛的领域之一。“社会支持”的概念及其体系建构一直处于发展状态,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的解读亦有差异。比如西德尼·科布(Sidney Cobb)将“社会支持”定义为使人们相信其被关爱、被尊敬和被重视且是相互义务网络成员之信息(information)。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支持性互动,可以防止生活压力对健康的影响。科布则从病理学角度出发,主张社会支持可以保护处于危机中的人们免受各种病理状态的影响。此外,社会支持可以减少所需药物的用量,加快康复速度,并促进医疗方案之完善。[10]本杰明·H.戈特利布(Benjamin H. Gottlieb)与安妮·E.卑尔根(Anne E. Bergen)主张,在自然环境中,社会支持源于人际关系的开展,而这种关系本身为行为提供了支持意义。在他们看来,社会支持不是停留在供应者中并传递给接收者的商品,而是社会双方之间相互关系和情感特征的表达。[11]不难发现,以上研究对“社会支持”之理解略有差异,比如重心在于信息层面上的沟通,抑或情感层面上的满足,又或物质层面上的建构。但我们仍可从上述学者的论述与司法实践的总结中发现一些共同之处,比如,“社会支持”更多被视为复合概念,即将精神与物质等层面的各种资源整合、协调、集成,以便为社会弱者群体提供及时、有效服务,加快和提升人际交互,持续改善其生活境况。

相比之下,“社会支持”概念进入中国语境比较晚,但其运用迅速,已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学、护理学及病理学等传统领域。就未成年人司法体系而言,其又扩充至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检察、未成年人矫正等不同业务板块。早在197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八部委《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确立以综合治理的手段解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基本方针,隐约可见建构社会支持体系的呼声。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原则,即教育与保护原则、及时防治原则、综合治理原则及科学性原则,这些原则亦进一步为建构未成年人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提出了政策指引。同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团中央2018年2月共同签署的《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中,已明确提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但未对社会支持体系做出直接界定,实可见社会支持体系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至少在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中是如此。尽管这样,但从框架协议中大致依稀可见,目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主要是检察机关依托社会组织及爱心企业,开展社会调查、提供心理援助、建立观护基地等工作机制,对涉案未成年人提供行为矫治、文化学习、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支持。[12]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及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实务的理解,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大体指为了实现未成年人案件专业化办理与未成年人社会化综合保护配合衔接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其目的在于帮助涉案未成年人矫正自新,顺利回归社会。具体来说,社会支持涵盖社会支持主体(家庭、学校、政府、司法及社会组织)、社会支持对象(未成年犯罪人、未成年被害人)及社会支持内容(心理谘商、行为矫治、文化学习、技能培训等)等主要组成部分。不过,即便对建构社会支持体系重要性的理解日趋加深,但对社会支持体系内容以及其在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与流程中的具体地位、角色及作用的认识仍然有待加强。

向违法犯罪少年及被害少年提供可持续的社会支持,已成为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建构的主要主题之一,亦是儿童福利领域所持续关注的部分议题。不过,对在儿童福利领域与未成年人司法系统中各自徘徊的未成年人或双重参与的未成年人而言,当从未成年人司法系统转移到儿童福利系统,或者从儿童福利系统转至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时,其有时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服务作为社会支持。为此,珍妮特·K.维格(Janet K. Wiig)与约翰·A.图尔(John A. Tuell)提出警告,历史上儿童福利政策和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分开运作的,这是由不同法定任务、经费拨款、任务说明和服务计划所决定的。但儿童福利与未成年人司法间的断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成年人司法预期效果的发挥。[13]为解决这一难题,域外不断探索并试图破解儿童福利与未成年人司法衔接不畅的问题。比如,美国联邦立法通过在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司法系统中嵌入法律要求和资金激励措施,要求各州建立相应政策以解决这两个系统之间的链接不畅问题。[14]显然,这些衔接亦构成了未成年人司法自身有效运行所倍需的社会支持体系。

三、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回顾及反思

自创设伊始,各国未成年人司法既要应对老问题的滋扰,又要面对新问题的挑战,然更多的是新老问题的交织,例如校园欺凌、监护人性侵、网络成瘾、虐待孩童等。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之路艰辛而漫长;而这莫不与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吻合,体现一国的法治文明程度。[15]

在20世纪之前,各国社会支持部门相对较少。但进入20世纪特别是未成年人司法逐步建立、健全后,各国纷纷建立并加强了儿童福利机构的有效运作。比如,1912年美国联邦儿童局的成立打破了专门性政府儿童福利部门缺失的窘况。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亦率先建立了由政府资助的全国性儿童保护制度。[16]这些皆是儿童福利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为未成年人司法发展提供了更多社会支持与福利保障。

一如未成年人司法的曲折发展,我国社会支持体系的发展之路亦是一波三折。中外未成年人司法的不同之处,除了体现基本国情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总体状况把握及对国家亲权法则反思外,亦体现了社会支持体系建构及不同服务供应者具体作用发挥的巨大差异,特别是政府统筹的具体责任。[17]比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条要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政府组织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该法同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学校、家庭、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等各方面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4条明确了各级政府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职责,“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规划;组织、协调公安、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工商、民政、司法行政等政府有关部门和其它社会组织进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对本法实施的情况和工作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总结、推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经验,树立、表彰先进典型”。不过,上述条款内容仍过于笼统,没有明确执行主体,可操作性不强。在各省市随后制定的实施办法中,虽然有些省市对具体部门作了明确规定,但是有些省市仍对此语焉不详,特别是政府职责含糊不清,未能有效承担起政府于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构中的主导责任。比如,甄贞指出,政府作为社会资源调配的主责单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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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董邦俊:《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司法功能解读》,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4期。

{2}宋志军:《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3}牛凯:《构建少年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4月25日版。

{4}于沛鑫:《美国少年司法分流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中州学刊》2017年第6期。

{5}刘建利:《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2期。

{6}刘军:《该当与危险:新型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7}陈晓明:《论修复性司法》,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8}盛长富、郝银钟:《论少年司法处遇个别化原则——基于相关国际准则的分析》,载《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9}席小华:《社会支持视角下社会工作参与少年司法的角色与作用》,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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