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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应毫不犹豫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作者】 王恩海【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被害人;收容教养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64
【摘要】

刑法设置刑事责任年龄的意义在于防止司法腐败和确保社会长治久安,而非在于区分人的辨认、控制能力。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应对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和暴力化的有力举措,有助于发挥刑罚的安抚功能,防止被害人复仇。我国收容教养制度名存实亡,维持论所设计的种种举措难以实现“宽容而不纵容”理念,维持论同时将“教育”与“惩罚”对立,忽视了“惩罚”亦是“教育”的组成部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9119    
  
  

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确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脱胎于1979年《刑法》第14条,根据这一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担刑事责任,但需要“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近年来媒体报道了一些不满14周岁的孩子实施的恶性暴力犯罪,[1]几乎每一起都引发社会公众对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2019年10月,正值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期间,大连10岁女孩淇淇被13岁蔡某残忍杀害的消息“一时刷屏”,社会公众、专家学者围绕是否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展开了新一轮讨论。

显然,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一个立法而非司法问题,考虑到我国刑法修订的历史及现状,只要立法者认为“条件成熟”,列入刑法修正案草案,基本就能通过。因此,无论是哪一方观点,关键在于要说服立法者。笔者认为,在讨论这一问题前,首先需要明确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意义所在。

一、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意义

在四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中,刑事责任年龄在“犯罪主体”部分论述,在三阶层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中,刑事责任年龄则在“有责性”部分论述,但两者都认为已满14周岁是从14周岁生日的第2天起算。也就是说,在该时间节点前,行为人被认为不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一旦过了这一时间节点就被认为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据此,在四要件理论体系下,行为人因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构成犯罪,在三阶层理论体系下,行为人因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不具有罪责。

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反映问题的根本和实质,从常识角度出发,我们很难得出过了某一时间节点后人的认知能力就突飞猛进的结论,尤其是前后相差短短几秒钟就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显然超过了一般人的认知。“一天左与右,就可以左到无责、右到有责?一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让生理—心理从不成熟到成熟吗?这样的规定难道不该反思和改进吗?”[2]

其次,笔者注意到我国刑法规定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除贩卖毒品外,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放火、爆炸、投毒这7类犯罪都集中在对他人人身、财产的伤害,[3]而在我国,早在幼儿园时期即接受了“不得伤害他人”“未经允许不得拿别人财物”的基本教育,这一观念在中小学教育中被反复强调,退一步讲,即便是未接受义务教育的人,也能通过观察周围世界甚至通过自身实践而得出这一结论。显然,很难以某一时间节点作为判断人是否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标志。

再次,心理学研究表明,所有实施犯罪的人在心理上都有不成熟的特征,[4]即便是成年犯罪人,社会公众一般认为其生理发育成熟,智力也达到了普通人甚至超越普通人的标准,但这些成年人容易在情绪冲动下实施不冷静行为,从而涉嫌犯罪,我们能否依此作为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甚至不处罚的理由呢?现阶段显然很难得出肯定结论。

因此,传统刑法教科书将刑事责任年龄放在刑事责任能力部分进行论述,至少并没有反映问题的全貌,据此笔者并不赞同几乎所有持降低论的学者所主张的经济水平发展导致人的认知能力提前从而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5]毕竟,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即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字经》中也有如下表述:“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既然如此,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刑法均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呢?毕竟,依据笔者的观点,不管是否已满刑事责任年龄,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危害性也并无不同,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预防司法腐败。虽然四要件和三阶层理论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行为的定性存在差异,但在不给予刑罚处罚上则并无二致,是否接受刑罚处罚对被告人而言自然是“天壤之别”。如果没有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现阶段又不存在科学的、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确定人是否具有辨认、控制能力的心理学、医学依据,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只能采取“一案一议”方法,这必然容易出现司法腐败,由此导致出现不具有辨认、控制能力的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或者具有辨认、控制能力的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为司法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操作标准,除在极其少见的情形中,[6]判断行为人是否已满14周岁对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员都是极为简单的事情,司法实践中对年龄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印证被告人出生日期的证据上,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提升,这一争议亦越来越少。

显然,简单易行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严格杜绝了司法工作人员基于犯罪主体而导致有罪、无罪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因该问题而产生的不必要的争议。与之相对照的是评价刑事责任能力的另一个因素:精神状况。因为没有像年龄一样的、简单易行的操作标准,司法机关只能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被告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导致在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存在争议,如近期为社会公众广泛讨论的张扣扣案,辩护人建议司法机关对其做精神司法鉴定,但该申请并没有被司法机关采纳。

第二,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如前所述,6-11岁的小学生即已经知道不能伤害他人,也即对大部分自然犯具有辨认、控制能力,如果出现了该年龄段的孩子实施杀人、抢劫等行为的情形,根据前述观点,在符合其他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未成年人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多建学校、少建监狱”是全社会的共识,而且该年龄段的孩子体力弱,难以实施恶性暴力犯罪,同时可塑性又强,追究该年龄段孩子的刑事责任无论对国家、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是难以承受之痛,[7]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了不同于成年人的刑事政策。

综上所述,刑法设置刑事责任年龄的主要缘由和目的是预防司法腐败,保障社会健康发展,而非基于人达到14周岁即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满14周岁即不具有该能力。据此,笔者并不赞同主张取消刑事责任下限的观点。该观点主张,严格意义上的弹性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将会完全摆脱年龄的束缚,而依赖情节的设定及法官的自由裁量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从而主张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取消最低刑事责任年龄。[8]这种观点不仅容易导致司法腐败,而且忽视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对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值得商榷。

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理由

在是否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中,存在维持论、降低论和中间论三种观点,中间论实质上是维持论的变异,该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司法工作人员在年龄上的自由裁量权,与前述观点相冲突,为笔者所不取,[9]在维持论和降低论中,鉴于前述的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意义,笔者主张降低论,现有研究成果已从多个角度论证降低论的合理性,[10]现笔者着重论述两个理由。

(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直面社会现实的表现

虽然笔者主张人的辨认能力、控制能力与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但社会及经济发展带来的人们获取信息途径增加、离婚率上升、留守儿童增多等诸多社会现象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成年人犯罪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相关机构、学者针对司法实践的调研报告中。

最高人民法院对2013-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生效的100件校园暴力刑事案件进行了梳理,发现虽然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被告人占比只有34.59% ,但调研特意指出这与我国刑法规定上述被告人只对8类严重暴力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有关,“故不能全面反映此类人群的校园暴力实际发生率”。从学业分布看,涉案小学生占2.52%;初中生占33.96%;高中生占22.64%;职业技术学校及职业高中学生占26.42%;参与作案的无业人员占11.95% ,调研就此特意指出“校园暴力频发,校园暴力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11]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课题组也就此做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在2009年后持续下降,从2009年至2012年,全国法院判处的未成年人罪犯人数每年递减8.0% ,同时,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例于2009年后总体趋于下降。在这一大背景下,笔者注意到未成年人犯罪以14周岁至16周岁为主。14周岁的占27.75%;15周岁的占26.4%;16周岁的占33.14%;17周岁的占12.52%。已满14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犯2010年统计为42.01% ,2013年统计为54.15% ,增长12.14%;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同一时间段减少10.12%。调研特意指出,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在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等社会危害极其巨大的恶性犯罪、暴力犯罪领域特别突出,以故意杀人罪为例,14周岁的未成年犯所占比例接近50%。[12]收容教养研究课题组的调研结论同样是:“年龄小于14周岁的未教人员尽管占有的比例较小,但是伴随收容少年总数的减少不仅未减少反而呈现占比增加的趋势,反映出未教人员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13]

有学者在查阅、总结相关学者的调研数据和公安部的数据后,得出结论:“从全国调研结果来看已然可以判断出我国实施犯罪行为的初始年龄逐步提前,犯罪高峰年龄段不断前移,犯罪平均年龄不断降低,而这些具体特征的显现足以说明我国犯罪低龄化的趋势,同时更应担忧的是这种趋势依然在不断地发展而仍未有效地进行遏制。”“在犯罪低龄化的同时,我国也呈现出犯罪暴力化特征,未成年人实施的抢劫、杀人、强奸等暴力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并不断增加。”[14]另有学者在考察大量调研数据后指出,当前青少年犯罪问题已呈现出“量降质升”的两极化倾向:一方面,经过数十年国家与社会发展、政策与法律的综合效能发挥,青少年犯罪的发案数与涉及青少年人数等在数量上出现了显著下降,该趋势将持续保持相当长时期并在低位运行,可称之为“量的下降”;另一方面,青少年犯罪的类型性质却呈现出集中化、暴力化、低龄化的变化趋势,青少年实施的罪行日益集中在抢、伤、杀等严重暴力犯罪类型,低于目前刑法法定14周岁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暴行日趋严重,上述趋势将持续相当长时期并可能在高位运行,可称之为“质的上升”。[15]

虽然这些数据只是对某一时间段的总结,同时也不能反映该阶段的全貌,但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步减少的同时,低龄化和暴力化是现阶段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和司法面临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面对这一严峻事实,无论是刑事司法还是刑事立法都应有所回应,维持论者提出的所有理由均忽视了这一社会现实。“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16]

据此,笔者认为,降低刑事责任能力是刑事立法对这一社会现实的直面回应,刑法在预防、打击未成年人犯罪过程中理应有所作为。

(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助于发挥刑罚的安抚功能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必然意味着本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维持论大都认为,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发育程度,这种做法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因为判处未成年人刑罚尤其是监禁性刑罚,极易加大他们回归社会后的再社会化过程中的难度,并由初犯、偶犯向惯犯、累犯转变。”[17]笔者对此并不否认,但维持论只关注了刑罚目的,关注了刑罚对被告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刑罚功能,忽视了刑罚给社会和被害人带来的正面影响。

传统刑法教科书在论述刑罚时,大都侧重于刑罚目的而忽视了对刑罚功能的论述。刑罚功能是指国家制定、适用、执行刑罚所直接产生的社会效应,也即要实现刑罚目的,必须要途经刑罚功能这一环节,刑罚功能有助于刑罚目的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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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李玫瑾:《从刑事责任年龄之争反思刑事责任能力判断根据——由大连少年恶性案件引发的思考》,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2}张拓:《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弹性化之提倡》,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2期。

{3}张俊英:《“恶意反控责任年龄”规则的刑法本土化构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年第6期。

{4}杨统旭:《现行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困境及出路》,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年第6期。

{5}张颖鸿、李振林:《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适用论》,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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