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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论非国家行为体之网络攻击的国际法律责任问题
【副标题】 基于审慎原则的分析【作者】 张华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非国家行为体;网络攻击;国际法律责任;审慎原则;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英文关键词】 Non-state Actors; Cyber-attack,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of Due Diligence; Communityof Shared Future in Cyber Space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59
【摘要】 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攻击活动不仅损害目标国的安全和利益,而且会在国家之间造成不必要的指责、冲突和对抗。在现行国际法的框架下,将私人的网络攻击行为直接归因于国家,并因此追究相关国家的不法行为责任可以为受害国提供权利救济,同时有助于网络空间的法治化。但是,网络环境中的国家归因受到技术、政治和法律因素的限制。作为替代,审慎原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网络环境中的“责任赤字”。从行为标准、义务来源和一般法律原则的角度来看,审慎原则应当且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治理。但是,由于审慎原则在国际法体系中尚处于演进中状态,网络空间适用审慎义务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法律不确定性。需要警惕的是,任何试图以审慎原则扩大国家归因标准的努力都不符合现行国际法律责任制度,且会导致网络冲突的升级和军事化,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国际社会以条约形式细化审慎义务的内涵和外延之前,更为现实的出路应当是由各国秉持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
【英文摘要】 Cyber-attacks from non-state actors not only do harm to the security and interest of object states, but cause unnecessary criticisms,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the attri-bution to states of private cyber-attack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ational wrongful acts could provideinjured states with legal remedy and ensure the legalization of cyber space. However, the issue of attribution is perplexed by technical, political, and legal factors. As an alternative, the principle of due diligence could make up the “responsibility deficit” in the cyber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andard of conduct, source of obligation,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law, thedue diligence principle should and may apply to the governance of cyber space. Be that as it may, since this principle remains in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 application of due diligence in cyber space is faced with legal uncertainty in many respects. It is to be alarmed that any attempt to create new attribution rule on the basis of due diligence principle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existing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ill lead to the escalation of cyber conflicts and militarization, and threaten in- 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Before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due diligence principle is to be elaborated in the form of treaty, the more feasible way-out should be that all states bear the idea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cyber space”,and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cyber spa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7295    
  
  

一、导言

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特征,网络攻击很大一部分是由黑客、网络犯罪组织、商业公司、网络恐怖分子和叛乱者等非国家行为体发起的。“国家是否应该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活动承担国际法律责任”?国际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就此问题争议不休。从一般国际法的角度而言,此问题似乎属于伪命题——因为根据国家归因的基本原理,国家原则上无需为私人活动承担国际法律责任。当然,如果能证明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活动接受了国家的指示,或者受到国家的指挥或控制,又或者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国家承认并接受私人活动为国家行为的话,也不截然排除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可能。[1]问题是,在网络环境中,由于技术、政治和法律上的原因,受害国欲成功追踪到网络攻击的来源,进而识别相关行为体的身份,并因此在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之间确立法律联系,着实不易。[2]相应地,有西方学者呼吁应降低国家归因的既有标准,甚至主张引入全新的归因标准,以尽可能追究相关国家之国际法律责任。[3]

考虑到现阶段在现行国际法的框架下降低或者改变国家归因标准不可行,国际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大力提倡国际法上的审慎(due diligence)原则,[4]试图提醒相关国家对其领土内或其管辖下的网络行动加强监管,以避免严重损害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在《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简称《塔林手册1.0》)的基础上,[5]2017年新出台的《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简称《塔林手册2.0》)将审慎原则明确界定为网络行动相关之一般国际法原则,[6]显示出国际专家组就审慎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达成了一致意见。值得警惕的是,在《塔林手册2.0》出台前后,有不少西方学者主张,应将审慎原则理解为国家归因的标准,从而将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攻击行为直接转嫁到相关国家。[7]此危险论调一旦被接受,将导致网络空间的无序化,进而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中国是网络黑客攻击的受害国,同时也经常遭到西方国家有关网络黑客攻击事件的无端指责。研究非国家行为体之网络攻击所导致的国际法律责任问题不仅有利于从法律技术层面杜绝西方国家和媒体的不实之词、避免网络空间的军事化,而且有助于中国顺利实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目前国内外虽然不乏研究网络攻击之国家归因问题的成果,但以审慎原则为重点的专题考察尚属罕见。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探讨将非国家行为体之网络攻击归因于国家时面临的困难,以揭示网络空间治理中引入审慎原则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入解析审慎原则在现行国际法上的法律地位,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可能性,以及适用时的法律不确定性问题;进而,遵照国际法委员会区分“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工作方法,[8]阐释审慎原则无法构成归因标准的理由,以及网络环境中扩大归因标准将产生的法律风险,以避免审慎原则的滥用。最终,文章得出若干规律性认识,并指出未来网络空间治理的努力方向。

二、网络攻击与国家归因难题

在网络空间中,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活动可以产生与其地位不相称的巨大影响,[9]以至于当前的网络安全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非国家行为体发起的网络攻击事件。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攻击行动可能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亦有可能是出于相关国家的授意,又或者与国家有着形形色色的牵连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受害国都很难通过追究国际法律责任的形式以实现权力救济。这是因为:一方面,国际法律责任制度尚没有发达到直接规制个人网络攻击的程度;[10]另一方面,试图将个人网络攻击归因于国家,以实现国家之不法行为责任的追究,其实面临着一系列的技术、政治和法律难题。

首先,就技术层面而言,追踪网络攻击的来源受制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水平。经验丰富的黑客通常会采取篡改传输控制协议和互联网协议(TCP/IP)的方式,伪装身份以发动网络攻击。即使理论上通过IP地址即可定位网络攻击的来源,但实际情况是,一旦IP数据包中途被拦截或冒用,现有互联网科技无法确保对真正的攻击者进行精确识别。[11]如果网络攻击是通过“僵尸网络”,或者经由一系列过境国而发生,技术上的追踪将更加困难。在互联网科技尚未实现广泛且实质性的更新换代之前,追踪网络攻击的来源存在技术上的不确定性。

其次,就政治层面而言,网络攻击的追踪问题往往涉及他国领土或多个国家的管辖权,国际合作的需要受制于政治因素。有学者指出:在政治性网络攻击的情况下,一些外国政府可能根本没有兴趣合作。反之,攻击的纯粹谋利犯罪性质越清楚,溯源问题的政治性就越小。[12]此外,遭受网络攻击的国家并不总是情愿承认受到了网络攻击。这或者是因为缺乏充分的证据,或者是因为担忧进一步遭受网络攻击,也有可能是出于国家尊严和安全的考虑。例如,作为近年来“网络战”的典型,2010年伊朗纳塔兹(Natanz)的核设施遭受了“震网”病毒的攻击。虽然国际媒体将矛头指向美国和以色列,但伊朗自身拒绝承认遭受了网络攻击。[13]至于期待相关国家宣布对网络攻击事件负责,无异于“与虎谋皮”之举——因为相当一部分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攻击活动恰恰是国家为了逃避国际法律责任而选择的“代理人”攻击。美国和以色列迄今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对伊朗发动过“震网”攻击,[14]就是很好的证明。

再次,就法律层面而言,纵使可以成功追踪网络攻击的来源,并识别攻击者的身份,如何在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之间建立法律联系,仍然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根据传统的国家归因标准,纯粹的个人行为不得归因于国家,除非能证明个人接受国家的指示,或者在国家的指挥或控制下行事,又或者国家承认并接受个人行为为国家行为。最后一种情形在网络环境中显然不现实,因为相关国家之所以通过非国家行为体发动网络攻击,正是为了规避法律责任,所以无法奢望国家以明示或隐含的方式承认和接受个人行为。就国家归因标准而言,现实出路乃是证明非国家行为体受到国家的明确指示,或者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攻击行为是在国家的指挥或控制下发生。

问题是,国际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以来难以就国家控制的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在“尼加拉瓜诉美国军事行动案”中,国际法院指出:为了将尼加拉瓜叛军违反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归因于美国,仅仅证明美国向叛军提供了支持和资金是不够的,“必须证明国家对……军事行动和准军事行动实施了有效控制。”[15]“有效控制”(effective control)标准遂成为将私人行为归因于国家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在“塔迪奇案”中,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简称“ICTY”)的上诉庭认为:“国际法上有关将私人行为归因于国家的要求是国家对私人行为实施了控制,控制的程度因个案情形而异……没有理由要求在每一个案件中都适用较高的控制门槛标准。”为了确定波黑内战是否构成国际性武装冲突,上诉庭创设了“整体控制”(overall control)标准。该标准要求前南斯拉夫参与了波黑军事行动的策划和监督,而不单单是为波黑境内的塞族武装提供资金和武器。[16]国际法律责任中的“有效控制”标准和“整体控制”标准之争由此发端。

2001年编纂成功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二读)》(简称“ARSIWA”)第8条中并没有明确“国家指挥或控制”的具体标准,只是在评注部分列举了“有效控制”标准和“整体控制”标准。同年“9.11事件”之后,出于反恐斗争的需要,不少国际法学者和政治家开始呼吁应宽松理解ARSIWA第8条,因此提倡更为灵活的“整体控制”标准。在“灭种罪公约案”中,国际法院专门比较了“有效控制”标准和“整体控制”标准,坚持ARSIWA第8条中的控制标准应为“有效控制”。国际法院的裁决意在终止ARSIWA第8条中的控制标准之争,一定程度地消弭了国际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分歧。近年来,随着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活动,仍有不少西方国际法学者质疑“有效控制”标准。相应地,当发生网络攻击事件时,适用不同控制标准的国家自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归因结论。

此外,困扰国家归因的法律不确定性还源于证据标准问题。ARSIWA本身没有规定有关国家归因的证据标准,国际法上也缺乏有关证据标准的一般性规定,国际司法机构往往依据个案情形而适用不同的标准。根据英国国际法学者切斯特·布朗(Chester Brown)的归纳,国际司法实践中适用的证据标准大致包括:初步证据要求;排除合理怀疑;令人信服的证明;优势证据标准;充分证据标准。[17]在网络环境中,国家归因所适用的证据标准是不确定的。相应地,需要多少数量的证据方能充分证成国家责任也无定论。更何况网络行动具有极强的私人性和隐秘性,受害国获取相关证据的难度更大,以至于有学者主张网络环境中的国家归因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或降低证据标准。[18]但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相关国家恐怕很难会去主动承担举证责任,而且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使得网络环境中的证据标准获得差别待遇。

鉴于上述困难,实际上很难将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攻击归因于相关国家,并实现国际法律责任的追究。为避免出现法律责任的真空,同时也是为了提醒相关国家应确保其管辖或控制下的私人网络行动不至于危害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国际法理论界和实务界近年来一直呼吁应将审慎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19]

三、审慎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的法律依据

审慎原则与国际法律责任密切相关。无论是国际司法裁决,抑或国际法委员会有关国际法律责任的编纂活动,均涉及审慎原则。在网络环境中遭遇归因难题时,审慎原则自然第一时间成为最“冠冕堂皇”的替代性法律工具。

(一)审慎原则在现行国际法上的地位

审慎原则的核心要义在于要求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个人行为不至于严重损害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20]随着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出现了“私人化”的趋势。[21]由于国家一般无需为个人违法行为直接承担国际法律责任,所以个人行为俨然成为国家规避国际法律责任最为便捷的借口。为杜绝这一法律漏洞,从法律体系完整性的角度而言,有必要为国家施加一种特定的法律义务,从而使国家因个人行为而间接承担一定的国际法律责任。通俗而言,国家在明知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个人行为有可能损害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时,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而非“作壁上观”,否则会因为“疏忽”而招致法律制裁。简言之,审慎原则其实是为追究国际法律责任提供了额外的国际法依据,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的法律回应。

审慎原则源于主权原则。就权利的角度而言,主权意味着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事、物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就义务的角度而言,主权要求国家应确保其领土不被用于损害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由此观之,审慎原则可谓主权原则的“自然延伸”。和主权原则相伴,审慎原则在国际法上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随着国际法涵盖领域的不断扩张,审慎原则出现了多个脉络,且始终处于演进中状态,因此目前很难用单一的模式来准确界定其外延。不过,综合国际司法裁决、国际条约、国际法委员会的编纂文件,以及相关的国际软法文件,审慎原则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界定:

1.作为行为标准的审慎原则

审慎原则要求国家在履行相关国际法义务时应尽到适当注意,或恪守警惕,构成判断国家是否善意履行国际法义务的辅助标准。著名国际法专家马尔科姆·肖亦认为:“审慎原则实际上被普遍接受为一个最适当的标准。”[22]以1872年的“阿拉巴马号仲裁案”为例。在美国内战期间,由于英国未能采取措施阻止其造船厂为美国南方邦联制造并武装军舰,仲裁庭裁决英国未尽到适当注意,从而违反中立法,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3]又如,在2005年的“武装行动案(刚果诉乌干达)”中,由于乌干达未采取充分的措施以阻止其军队掠夺刚果自然资源,国际法院在裁决乌干达违反“警惕义务”(duty of vigilance)的同时,亦违反1907年《海牙陆战规章》第43条所规定之占领军义务。[24]由此可见,当审慎原则作为行为标准时,其本身并非独立的国际法义务的来源,而毋宁是“寄生”于相关的国际法义务当中。

2.作为义务来源的审慎原则

作为义务来源,审慎原则经常和审慎义务交替使用。审慎义务最为经典的表述出现在“科孚海峡案”中。国际法院在该案中指出,每一个国家均负有这样的义务,即:“不得在知情的情况下,允许其领土被用作有损他国权利的行为”。[25]这一表述业已被接受为国际习惯法规则,并成为审慎义务的权威范本。

需要指出的是,“科孚海峡案”有关审慎义务的表述过于原则抽象。随着国际法部门法的发展,审慎义务在不同的国际法领域出现了更为具体的表达,其中以国际环境法最为典型。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就庄严宣告:“各国……负有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沿袭了这一原则。[26]在1996年的“核武器咨询意见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国家存在一般性的义务,即确保其管辖和控制下的活动尊重他国,或国家控制区域外的环境,该义务属于国际环境法的有机组成部分。”[27]上述有关审慎义务的表述其实包含了国际环境法领域的“不损害原则”和“预防原则”。[28]在此意义上,审慎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既可以视为习惯法规则,亦可以视为基本原则。

此外,在诸多涉及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中,审慎义务亦频频现身。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UNCLOS”)第194条第2款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的进行不致使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并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其按照本公约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对比上述较为抽象的表达,这一具体规定实际上仍然承袭了“科孚海峡案”和国际环境法领域有关审慎义务的核心要义。

简言之,“科孚海峡案”较为抽象的审慎义务目前已经被公认为国际习惯法规则。国际条约中蕴含审慎义务的条款或者已经构成国际习惯法规则,或者正在向国际习惯法的地位迈进。无论如何,审慎义务兼具条约法的基础和国际习惯法的基础。

3.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审慎原则。

在不少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审慎原则经常被归为国际法原则或一般法律原则的范畴。例如,《塔林手册》的主编迈克尔·施密特(Michael Schmitt)极力倡导审慎原则应拓展适用至网络空间,其理由是:审慎原则作为一般法律原则,适用于国际法各个领域,除非国家实践或法律信念排除这一点。[29]问题是,他并没有阐释为何审慎原则当然构成一般法律原则。

关于“一般法律原则”存在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指一般国际法原则,其次才指各国国内法中的原则;另外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这只能指国内法中的原则。著名华裔国际法学者郑斌指出:这一争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原则的本质决定了它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法律体系,而是所有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30]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将“一般法律原则”理解为国内法中共同的法律原则似乎更为贴切一些。[31]因此,在国际法的形式渊源体系中,一般法律原则应该是各国国内法中共通的那些基本法律原则。

在罗马法中,当论及土地所有人的义务时,通常会强调“用不损害他人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土地”(Sicutere tuo, ut alienum non laedas)这一原则。追根溯源,审慎原则似乎可以视为国内法有关土地所有人义务之原则在国际法层面的映射。问题在于,“用不损害他人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土地”这一原则虽然与审慎原则的核心要义有重合之处,但其本身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亦是不确定的。[32]另外有学者指出,审慎原则其实是国际法上“睦邻原则”(good neighborliness)和“善意原则”(good faith)的体现。这一理解可以为审慎原则中的“不严重损害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提供理论注脚,但缺乏必要的司法实践支撑。基于上述原因,审慎原则能否构成法律适用意义上的一般法律原则,不无疑问。

综上所述,审慎原则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应视具体情境而定:首先,当国际条约明确设置了国家义务时,审慎构成行为标准,用于判断国家是否尽到了适当注意。此时审慎原则与条约中的义务交织在一起,起到辅助判断的作用。其次,审慎义务在不同的国际法领域的发达程度和表现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别。当国际条约尚未明确设置国家义务时,抽象的审慎义务作为国际习惯法规则,对国家行为起到最为基本的规制作用。如果国际条约所设置的国家义务恰恰是审慎义务的具象式表达时,不排除相关的义务同时构成国际习惯法或嗣后演化为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可能。除此之外,鲜见有国际司法裁决单独以一般法律原则的形式适用审慎原则。因此就现阶段而言,恐怕还不能“理所当然”地将审慎原则接受为法律适用意义上的一般法律原则。

(二)审慎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可能性

网络空间治理的法律规范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除《关于网络犯罪的布达佩斯公约》(“简称《布达佩斯公约》”)等少数法律文件外,国际层面上有关网络治理的文件大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无国际条约明确设置法律义务的情况下,审慎原则是否适用于网络空间呢?

《布达佩斯公约》第4条至第11条规定:各方应当建立必要的国内刑法体系,对非法访问、非法侦听、数据干扰、系统干涉、设备滥用、计算机伪造、计算机诈骗、侵犯版权和邻接权等网络犯罪行为采取立法和其他措施。公约第13条(“制裁和措施”)规定:各方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确保对网络犯罪实行有效的、适当的惩戒,包括剥夺自由权。[33]虽然有学者将这些规定视为审慎义务的体现,[34]但该公约本身并没有明确提及“审慎义务”,因此至多只能理解为在公约当事国实施相关义务时,审慎可以构成判断标准。而如果考虑到该公约有限的缔约国数量,[35]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网络大国对该公约的排斥态度,也很难据此认定网络空间存在具体的审慎义务。

从国际习惯法的角度考虑,条约规定的缺失并不妨碍“科孚海峡案”中抽象的审慎义务在网络空间的适用。实际上,联合国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府间专家组(简称“UN GGE”)在2013年发布的报告中建议:“国家应确保其领土不被非国家行为体用于非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活动。”[36]在2015年发布的报告中,专家组就“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其中包括:各国不应蓄意允许他人利用其领土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实施国际不法行为。[37]这两项建议的表述明显受到了“科孚海峡案”的影响。

“北约网络合作防御卓越中心”特邀国际专家组在2013年和2017年先后编纂出版了《塔林手册1.0》和《塔林手册2.0》。《塔林手册1.0》第5条题为“网络基础设施的控制”。虽然表面上没有使用“审慎原则”这一措辞,但其规定明显表达了审慎原则的内涵:国家不能明知而许可位于己方领土或在己方政府完全控制下的网络基础设施用于从事非法的和有害他国的行为。”[38]

在《塔林手册2.0》中,网络环境中的审慎原则得到了更为明确和详细的阐释。《塔林手册2.0》第二章不仅明确以“审慎”为题,而且将该原则与主权原则、管辖权一道,界定为网络行动的一般国际法原则。这一改革显示出专家组着力提升审慎原则的法律地位,意图对国家规制网络行动施加最为基本的法律义务。规则6的内容是:“一国应采取审慎态度,不得允许其领土,或处于其政府控制下的领土或网络基础设施,被用于实施影响他国行使权利,和对他国产生严重不利后果的网络行动。”[39]这一规定仍然沿袭了“科孚海峡案”中国际法院有关审慎义务之表述。

伴随着《塔林手册1.0》和《塔林手册2.0》的出台,“审慎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这一问题理应争议渐消,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国际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讨论网络空间的审慎原则。从国际习惯法的角度来看,《塔林手册1.0》规则5和《塔林手册2.0》规则6的规定并没有实质性地超越“科孚海峡案”中抽象的审慎义务,因而无需苛责。不过,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特邀国际专家组将审慎原则提升为“一般国际法原则”的努力有待商榷,似有过度“拔高”之嫌。[40]而鉴于当前审慎原则在国际法体系中处于不断演进的状态,该原则在网络空间中具体如何适用尚存在一系列的不确定性,由此注定了现阶段国际社会对该原则的接受程度是有限的。

四、审慎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的法律障碍

在国际关系“私人化”的时代,审慎原则在国际法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该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在国际法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审慎原则通常被视为国际法律责任语境中最为模糊的术语之一。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际法委员会在编纂国家法律责任条款草案时最终删除了这一概念;[41]另一方面,目前鲜见有国际条约明确以“审慎原则”为题来界定相关的国际法义务。相应地,审慎原则在适用时可谓“灵活性有余、确定性不足”。尽管近年来不断有国际司法裁决涉及审慎原则的适用,但大多是依托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审慎义务,缺乏独立性和一致性。国际软法文件和学术论著也无法就审慎原则的内涵和外延达成共识。总体而言,除“科孚海峡案”中较为抽象的审慎义务外,国际法上缺乏更为具体的有关审慎原则的统一界定。在网络环境中,虽然审慎原则的适用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面临着诸多法律困境。

(一)审慎义务内涵的不确定性

在不同的国际法领域,审慎义务的发达程度不一,以至于很难以统一的模式来概括一般国际法上审慎原则的内涵。以审慎原则大行其道的国际环境法领域为例。在国际环境法语境中,审慎义务属于“不损害原则”和“预防原则”的范畴,因此和预防义务自然相通。在“多瑙河水坝案”中,国际法院曾经指出:“在环境保护领域,审慎与预防是必须的,理由是环境损害通常具有不可逆性,以及此类损害的赔偿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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