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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环境权保护的体系化构建
【作者】 刘婷【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环境保护法【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10【页码】 92
【摘要】

当前正处于民法典的编纂阶段,环境权的确立对于构建“绿色民法典”具有重要意义,但环境权的保护仅立足于民法原则性规定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从民法整体角度出发探讨如何构建环境权的体系化保护,且环境权的确立亦有利于改变民法与环境法之间割裂的现实。环境权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其在权利主体和权利范围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如何在民法框架内寻找环境权的权利领地,关系到环境权保护的实务可操作性。因此,在厘清环境权与传统民事权利之间的界线的前提下,应对环境权的主体予以适当扩张、对环境权的客体采取开放式立法模式,以实现环境权的生态化拓展;应当明确环境权的权利临界点,将容忍义务作为衡量环境权权利边界的标准之一。此外,在权利救济方面,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方面的外部制度配套,以期更好地实现其应有功能和目的,同时保障环境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的衔接,并完善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411    
  
  空气、水、阳光……这些大然赋予人类生存的环境资源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变得不再那么纯粹!环境关乎人类的生存,是人类生命与健康的基础权利。民法作为万法之源,要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民法典编纂的“绿色化”立法理念却成为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共同探讨的热点话题。尽管近年来,环境权越来越受到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关注,但不可回避的是环境权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其在立法技术和司法审判实务方面均存在不少难点。本文主要从体系化构建的整体角度出发来探讨环境权民法保护方面的立法及司法的实然和应然模式,并提出民法典编纂的“绿色化”立法构想。
  一、发掘:环境权的从无到有——环境权的出现与民法回应
  (一)环境权的定义
  环境权作为一项新型民事权利,尤论立法界还是实务界尚未在基本定义上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环境权理论自上世纪60年代被提出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环境权,但抵制甚至拒绝承认环境权的声音也同样存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加快,生态文明理念已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立法层面更是对此予以积极呼应。但在环境权纳入我国未来的民法体系之前,至少各界应达成对其基本定义的共识。鉴于环境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应在其定义中仅突显环境权某几个方面的重要特点,且考虑到环境权作为一项新型民事权利,其法律内涵会随着理论与实务探索的深入而不断拓展,因此笔者将环境权简单定义为:特定的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不认为环境权系民法体系内专有的私权,环境权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但本文所要探讨的环境权系以私权为中心,并主要研究如何在民法体系的架构下编织环境权的法律保护网。
  (二)环境权保护的“抢地盘?”
  1.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对比
  环境法作为公法,更强调企业和公民等社会主体在环境保护方面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民法作为私法,更为侧重的是保护民事主体所享有的私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公权力的介入,还需要从私权角度出发对民众应当享有的环境权予以确认,以捍卫自己的基本生态权利。可见,在环境权保护方面,民法与环境法只是立法角度有着不同,但并不存在立法领地争夺。
  2.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对话:环境权的确立
  民法涉足环境保护领域,是否与环境法之间存在“抢地盘”式的立法领地争夺?笔者认为不然。在环境保护领域,环境法与民法确实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织,但环境法自身的发展亦需要与民法展开对话,可如果环境权不列人民事权利之中,则民法无法启动民事权利的支点。因此,环境权的确立对于构架民法与环境法之间对话的桥梁具有重要意义。
  二、困惑:环境权的模糊地带——环境权的立法与司法现状
  (一)现行民法体系下有关环境权保护方面的立法与司法现状
  1.环境权方面的立法状况
  我国民法尚未针对环境权进行专门立法,相关纠纷的处理依据也散见于传统民事法律规定中。但最高法院在2015年发布了两部与环境民事审判有关的司法解释,即《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公益诉讼解释》)、《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环境权方面的司法现状
  目前为止,最高法院共发布了5批环境资源司法审判典型案例。其中与民事审判相关的主要有:2014年7月3日公布了九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2015年12月29日发布了环境资源十大侵权案例;2016年7月发布了十起矿业权民事纠纷典型案例。此外,截至2016年6月,全国共设立了558个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巡回法庭,其中审判庭191个,有15个高级人民法院设立了专门环境资源审判庭,福建、贵州、江苏、重庆等地已经建立起三级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而在环境资源民事审判工作方面,2014年1月至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民事案件227690件,审结195141件。[1]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司法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强,但我国立法在整体上缺乏对于环境权方面的体系化保护,环境权的法律地位还未被正式确立,但在此方面的现实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审判实务运用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
  (二)现行民法体系中有关环境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1.现行民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同一法域内、不同法域之间的规范不成体系。我国目前涉及环境权保护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各类行政法规之中,不同法规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我国的环境立法仍停留在行政法层面,重行政规制轻民事调整。在民法框架内亦尚未形成一套环境权保护的体系。
  (2)当前民法对环境保护的不足。现行民法体系下对环境权保护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侵权责任和相邻关系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权侵权责任构成上最终仍落脚于民事主体的人身或财产实际损失,单纯的环境污染本身很难构成民事责任。另一方面,传统民法上相邻关系多涉及邻里关系,很难与环境保护制度进行整体衔接,现有的相邻权在价值尺度上与环境权保护理念有较大差距。
  (3)环境司法实务中法官难以找法。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法官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其自由裁量权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由于我国在环境权益方面的立法起步较晚,且尚未形成体系,法官“找法难”势必会引起法官的“审判难”。
  2.环境权作为一项新型民事权利在立法方面存在的困境
  (1)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性。关于环境权主体问题,蔡守秋老师认为应划分为个人、单位、国家和人类;吕忠梅老师则将环境权的主体界定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具体为“公民”。[2]有些传统民法学者更因环境权主体不特定而拒绝接纳环境权作为民事权利列入民法。
  (2)权利内容的模糊性和冲突性。环境权与传统民事权利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环境权的权利内容本身难以确定。纵观世界各国在环境权方面的立法,对此亦未有统一的认识。环境权与其他传统民事权利之间的模糊性与冲突性又成为传统民法学者质疑环境权的重要理由之一。
  (3)侵权救济的有限性。任何权利诉求的最终目的都是期望在受到侵害时获得切实的权利救济。尽管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但我国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司法实践中,最常用到的就是损害赔偿,而关于排除侵害制度则尚未能广泛适用,且传统的民事责任救济方式在环境权益保护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探寻:环境权的权利领地——环境权的扩张与临界
  (一)环境权与其他传统民事权利的界线
  1.环境权与人格权
  尽管环境权侵权的损害结果最终可能影响到民事主体的人格权,但将环境权保护单纯从扩大人格权保护角度出发则会忽视环境权的个性,无法更好地实现生态化民法典的目标。事实上,倘若从侵权理论角度来分析,环境权与人格权是互相独立的民事权利。首先,侵犯人格权的加害行为通常是对被害人的直接侵害,而环境权侵权行为针对的是环境,系通过环境媒介对民事权利主体造成生命健康损害。其次,人格权的侵权责任往往须以损害结果的产生为必要条件;环境权的侵权行为是否实际产生损害结果并不是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而是以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程度为重要考量标准。
  2.环境权与相邻权
  质疑环境权的学者还认为,可以通过深化相邻权的相关理论来保护公民的环境权,但笔者认为即使试图在传统相邻权理论上进行突破,也不可能完整回应日趋扩张的环境权益诉求。尽管诸如采光权之类的相邻权确实容易与环境权产生混淆,但仔细分析,两者在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相邻权是以一定范围内不动产的相邻为前提,而环境权没有这种要求。例如通风权,通常是基于相邻的建筑物遮挡而导致其他相邻个体在享有正常的通风权方面受阻。其次,相邻权是基于生活性环境的权利,而环境权更注重的是生态性环境。这意味着相邻权保护针对的是对正常品质生活的阻碍行为,而环境权的保护则针对的是对生态的破坏行为。
  3.环境权与物权
  有学者还认为,环境权其实就是传统物权的应有内涵之一。[3]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环境权与物权确实存在交叉,但物权本身远远不能涵盖环境权所有的内涵。传统物权法单纯地关注环境资源中的经济价值,而将环境因素中生态的、非经济性的价值排除在民法制度保护体系之外。而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构成环境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渔业权等这些被学界公认的准物权,这些权利是否需要与物权法脱离呢?笔者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脱离物权法予以专门立法,可以在现有的物权法体系内丰富准物权制度。事实上,准物权本身还是属于财产权,但由于这些权利客体涉及环境资源,不可避免地与环境权发生交织,但并不能与环境权本身形成实质吻合。
  (二)环境权的适度扩张
  1.环境权主体的适当扩张
  关于环境权的主体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国家在内的一切法律关系主体;狭义上的主体仅限于公民。[4]尽管理论界有不少学者将环境权的主体限于公民,甚至将环境权直接表述为“公民环境权”,[5]笔者认为,环境权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权利,环境权主体问题很难予以绝对界定。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还应注重环境权主体与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逻辑衔接关系。具体而言,每一类民事主体应该在其自身的法定权利范围内行使环境权利,因此,环境权的主体问题应针对具体的环境权种类予以分别讨论,而不是将环境权作为一个模糊的整体类别来看待。也就是说,应当根据民事主体的分类来分别研究各个民事主体应享有何种环境权利。鉴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期待,笔者认为在现有法定的民事主体框架下对环境权主体范围予以适当扩张,民法应赋予公民享有生态性环境权、国家享有环境资源所有权、企业拥有自然资源利用权和环境容量使用权、机关或特定组织拥有环境救济权。
  2.环境权客体的开放性
  根据我国现有民法体系下特别是物权法中涉及环境权客体的内容,环境权客体主要是指环境资源,如土地、野生动物、矿藏、水流、海域、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但环境权客体绝不应仅仅包含这些内容,民法所要保护的环境权客体会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而变得更为丰富化,如近年来全球都共同面对的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此外,环境权权利不仅仅包含环境权主体拥有美好自然环境的权利,还包括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如碳排放等特殊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环境权客体的范围界定不适宜以纯列举式的方式加以规定,而是应该采取“列举+兜底”的开放式立法,如明确土地、野生动物、气候、矿藏、水流、海域、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为生态资源,同时如碳排放等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特殊利益可以作为环境权的客体。
  3.环境权的生态化拓展
  从环境权的内容来看,环境权应当包含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6]其中,生态性权利是当前环境权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笔者认为,与民法典制定相关的环境权利类型主要有:
  (1)国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
  环境权与自然资源所有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然资源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是具有物化价值的财产,可形成国家所有权,但同时,自然资源又是环境的要素,同样可以归入环境权。因此,环境权包含或吸收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其自然资源管理权力的来源。尽管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进行规定,在形式上完成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物权化,但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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