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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全球秩序重构进程中的法治中国建设
【作者】 公丕祥【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分类】 宪法学
【中文关键词】 全球秩序;全球治理;法治中国;自主发展
【英文关键词】 Global order; Global Governance; Rule of law in China;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6)05-0003-(0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5
【页码】 3
【摘要】

全球化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以新的型态在演进拓展。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乃是全球权力中心转移所引发的全球秩序的剧烈变动,以及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兴未艾。这是一个全球秩序重构的历史性进程。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今全球秩序结构,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处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的法治中国建设,不可避免地要顺应迅速变动的全球经济、政治、社会与法律环境,反映全球权力中心转移与中国重新崛起的法权要求,努力把握战略性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法治改革,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坚定地走出一条自主型的法治中国建设之路。

【英文摘要】

Globalization is not a thing of the past, but a new form of evolution. A prominent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s the drastic change of the global order caused by the shift of the global power center, as well as the ris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This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The peaceful rise of contemporary China has been or is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order, and promote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evitably to adapt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legal environment, reflec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hifting global power centers and the re emergence of China legal rights, to grasp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legal reform, continue to promote China's leg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452    
  中国与世界已经不可分割地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主题,与全球秩序重构及其全球治理大变革趋势交织在一起,遂而使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幅错综复杂、多元互动的运动格局。因此,深刻认识全球秩序重构进程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刻影响,对于我们清醒地把握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运动规律,确证自主型的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方位,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全球化时代是否已成过去?
  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一词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协作乃至相互妥协的客观现实。如果说15世纪前后的新大陆与新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401-404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从而揭开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序幕,那么,在其后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在近现代以来三次工业革命的强劲推动下,整个世界被纳入一个整体化的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相继出现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逐步造就了一个“无疆界的市场”,全球和区域经济与社会活动的一体化进程,似乎正在塑造出一个人类社会不曾有过的“地球村”。
  然而,扑面而来的当代全球化浪潮,却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显明的客观现实:当代全球性分裂的趋向正在出现。放眼当今全球社会,在国际政治领域,主权国家利益博弈加剧,民族主义运动广泛兴起,地缘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一系列战争、冲突和政治动乱频仍发生,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的背后,充斥着大国较量的复杂因素,由此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降至二战以来的冰点,以至于俄罗斯总理在2016年2月13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警告世界正滑向“新冷战”时代;世界正在进入恐怖主义的高发期,由中东地区战乱与恐怖主义所引发的欧洲难民危机,正在持续不断地冲击着申根制度和欧洲一体化进程,而欧洲一些国家抵抗难民潮的斗争,正在导致欧洲社会的分裂;尽管欧盟成员国一致通过协议,给予英国在欧盟中的“特殊地位”,以便能够在即将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中,把英国留在欧盟,但这依然不能消除诸多英国政治家和大量英国民众的种种疑虑,这表明欧盟的“离心力”在不断增长;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在欧美一些国家大选中的不凡表现,似乎预示着以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为表征的西方社会思潮的大变革时代正在到来,如此等等。在国际经济生活领域,情形亦不容乐观,全球市场正经历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动荡,世界经济发展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与交换的不确定变数增多;全球金融业领域险象环生,新兴工业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体系中的地位正在经受考验,金融炒家“绍罗什们”放言要做空亚洲货币;名目繁多的经济制裁充当着国家间政治斗争的工具,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已然成为经济霸权的代名词,欧美国家正滋长着日益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等等。此外,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国际社会反贫困的任务极为艰巨。
  面对着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些诸多问题,国际学术界的一些人士不仅发出了“全球化时代成为过去”的无尽感叹。
  二、当代全球化运动的新趋向
  当代全球化真的已经成为过去了吗?如何认识当今世界已经或正在发生的种种现象与事件?抑或全球化进程是否在以某种新的形式在曲折中艰难前行?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的基本看法是:当代全球化并没有成为过去,但是确实遭遇到新的情况,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正在改变着自己的存在型态与方式。应当看到,当今世界,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势头强劲,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运动的新的表现型态,甚或是一种主导性的载体形式;国际恐怖主义猖獗、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的冲突不断、地区动乱、难民问题以及气候灾难、能源问题等等全球性危机,以及消除贫困问题、粮食问题、落实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等全球性议程,都要求世界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至于当下世界经济领域中的种种问题,表明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日益显现,这一状况更加需要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全球性沟通与协调,更加凸显了形成协调合作的全球性政策与行动合力的紧迫性。再者,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兴起,呼唤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拓展了数字化、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空间,有可能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深度合作联系紧密的经济新时代。因之,当代全球化进程仍然在继续延展。
  同样应予注意的是,当代全球化运动中的种种挑战,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秩序结构的剧烈变动,全球权力中心格局正在发生转移。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对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版图产生不可遏止的巨大影响。这显然意味着重构世界新秩序的时代正在来临,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当代全球化运动日益呈现出新的样式。此一问题构成了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当代著名的国际战略思想家亨利·基辛格强调,“世界秩序观的危机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根本的国际问题”,提出“在当今世界,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尽管他声称在探寻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美国的领导作用始终不可或缺”,但也睿智地意识到“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2}493,序言pxix, 485,489基辛格所描述的新型世界秩序观,试图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两极对立,致力于确立一种蕴涵着“多样性统一”取向的包容性的世界秩序理念。正是这一点,也许恰恰表征着重塑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新的运动趋向。在这里,全球权力中心的深刻变动与迁移现象无疑是需要我们给予足够关注的。
  在文明社会国际格局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全球性力量中心的确立与转移是屡见不鲜的,在某种意义上亦是一条历史定则。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看来,一部世界历史乃是“理性”以曲折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过程,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交织着变化与重生。“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而历史发展只能在时间进程中得以落实。从时间维度上看,世界历史是一个由东方到西方的发展过程,“因为欧洲是世界历史的绝对终点,就像亚洲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一样”。而从地理或空间维度上看,“地中海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世界历史有关的三大洲就围绕在它的周围”。{3}36,58,177,211在这个弥漫着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氛围的笔调中,世界精神的“线性”般流淌的背后,恰恰会聚着生产、贸易、人口与国家法律制度的现实性力量。精神与实力的结合,决定了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
  在《论列强》一文中,19世纪普鲁士历史学巨匠列奥波德·冯·兰克简略地考察了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欧洲诸列强之间参与欧洲霸主地位的互动关系格局,深入分析了几乎要成为“世界君主国”的法兰西第一帝国重新雄居欧洲霸主地位的原因,指出正是法国大革命彻底终结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统一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表明“民主观念及民主制度是势不可挡的”,从而唤醒了沉睡的民族精神,使之有意识地行动起来,遂而使国民性得以重建、复兴和全新发展。“这是一场牵涉面广的普遍运动,而法国在这一运动中带领引导着其他欧洲国家。”因此,“只有法国才能获得最高权力,成为欧洲的霸主”。{4}198,197,196兰克的这一见解确乎独到深刻,把拿破仑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庞大帝国的内在奥秘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据说是受到兰克这一短篇著作的启示,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写下了《大国的兴衰》这部力作。不管人们对这部著作的观点及其结论性意见有何不同的看法,但是保罗·肯尼迪试图描述大国实力的变化以及所带来的国际格局的改变,则是应予肯定的理论努力。按照这位学者的看法,“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在不断变化”。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等诸多条件,这些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到制约作用。不过,总起来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从长期看,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由此,保罗·肯尼迪得出结论说:“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力量格局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不只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5}Ⅻ、ⅩⅩ、ⅩⅧ在这里,作者似乎在预示着一个全球权力中心转移的新的时代的到来。
  时下,国际学术界探讨全球权力转移的著述见解纷呈,见仁见智,其间的主流性的观点强调,当代全球化运动与全球权力中心转移进程交织在一起,现行的国际体系正在面临着一个剧烈变革与转换的历史性时刻,在这一进程的背后跃动着全球权力中心转移的脉博,反映了诸民族国家的综合国力的相对消长与变化;不仅如此,这个全球权力中心转移进程的方向,从总体上看乃是一个从西方到东方的迁移,是一个世界权力中心东移的历史性过程。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马凯硕教授以充满深情且乐观的笔调说道,西方称霸世界史的年代已近尾声,亚洲社会正以势不可当的力量东山再起。如果说在21世纪之前3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客体,驾驭历史的决定往往是在伦敦、巴黎、柏林和华盛顿特区等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的首都作出的,那么,“今天,西方世界之外的56亿人民不再接受由代表西方利益的西方国家单方面作出的决定”。如果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世界拥有到目前为止最开放和最具活力的文明,那么,在21世纪,对全球而言,亚洲的现代化正在向亚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蔓延,亚洲将是未来全球的主角。因此,马凯硕断言:“西方世界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世界,亚洲的崛起同样也会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6}1-9
  进一步来看,如何认识当代全球权力中心转移的时代方向?人们普遍性的意见是:中国的崛起已经或正在不可阻挡地改变着当今世界秩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重构国际体系的未来走向。有的学者不大赞同笼统地表达“世界权力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中心从欧洲向亚太转移”的模糊提法,认为欧洲与东亚实力对比的消长将成为影响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东亚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组成部分;尽管美国仍将保持世界级战略竞争者的地位,但是位于东亚的中国具有崛起为世界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的潜力,中国的崛起将使东亚拥有能够影响世界的“超级大国”,并且将使东亚成为世界主要的战略竞争地区。{7}67-71许多资深的国际政治家和战略家对于中国崛起在当代全球权力中心转移进程中的重大影响持有肯定性的看法。比如,基辛格认为,“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既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作为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行事的现代大国。”{2}286当然,作为一位睿智的国际战略谋士,基辛格意识到作为重新崛起的全球大国,中国对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当代世界秩序结构所构成的巨大冲击,但是他也期待着构建一个中美双方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秩序,强调“美中关系不应被理解为一场零和博弈,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之崛起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性失败”,因而试图提出一个所谓“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推动中美两国走上一条“真诚合作”的轨道,而不是“进入又一轮历史性国际斗争”,以期“建立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秩序”。{8}28,32,34又如,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清醒地看到,全球经济重心与全球权力中心之间的内在关联,高度评价当代中国的崛起对于当代世界的重大意义,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还经历着一次历史性转折,因为世界经济重心发生了位移,由此也引起了世界政治重心的位移。亚洲尤其是中国正强劲崛起。”而中国重新崛起的深刻意义在于:这是“以和平方式迈出了这一现代化步伐,同时又得以保持稳定,此乃20世纪最伟大的文明成果之一”。所以,施罗德从300年前习惯于全球思维的德国伟大哲学家莱布尼茨那里获得启示,热忱地期望构架起欧洲-俄罗斯-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主张俄罗斯应当作为中欧之间的一座桥梁发挥关键的作用,强调欧俄中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展开密切合作,——这亦“极佳地诠释了各种文化之间进行的对话和人道主义的全球化”。{9}41-42,48-49再如,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面对当前的全球性危机更是发出了“世界需要中国”的申言,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大国,正在恢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地位,因此要适应多极世界的出现及其世界所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需要考虑建立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国际机构”,“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这种地位赋予了中国新的责任”。{10}62-63
  很显然,全球权力中心的变动与位移,特别是中国的重新崛起,正在极其深刻地重塑着全球秩序体系,成为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崭新趋向。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
  三、全球场域中的中国方位及其法治状态
  如前所述,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全球化浪潮,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全球秩序格局。在这迥然相异的全球场域中,中国的全球方位伴随着全球变革进程而交替转换。纵览全球进程中的中国方位的历史变动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是一幅全球权力中心迁移的历史场景之映现,是世界秩序图谱数度重绘的历史写照。不同全球场域中的中国方位生成着各具特质的中国法治状态,影响着中国法治的未来走向。
  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公元1500年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它通常被看作是“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分界线”。{11}269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瓦斯科·达·伽马(1498年)和费迪南·麦哲伦(1519-1522年)横跨地球的远洋航行,揭开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序幕,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发现美洲的后果就是把欧洲、亚洲和非洲连成一片”,{12}450第一次全球化运动遂而逐渐形成。诚然,航海大发现及其后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推动了欧洲文明兴起的历史进程,为西方世界取得支配性地位创造了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的欧洲已经成为全球权力的中心地区。实际上,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地理大发现’并不是必然走向欧洲的全球优势”,它对西方“突破”漫长的16世纪仅仅是有限的影响。与地理大发现同时发生的“是明朝专制主义的巩固,是奥斯曼帝国新世界大国的出现,是萨非王朝(safavid)统治下的伊朗重新统一,是伊斯兰教迅速扩张到西南亚,以及1515年后在北印度一个新伊斯兰大帝国的创立。地理大发现的重要性必须对照这个欧亚大陆扩张主义的巨大图景来看。”{13}38-39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的全球格局中,东亚尤其是中国的位置无疑至为关键和重要。应当说,19世纪之前的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以深刻的历史逻辑和大量的证据论述了从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的亚洲时代的全球中心地位及其意义,对1500年之后全球经贸格局的变动进行了独到的阐释,历史性地确证中国在1500年之后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从而对长期以来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发起了挑战。按照这位学者的看法,从1400年到1800年间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中可以看出,“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些白银“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充分展示了“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14}前言p1-2弗兰克的观点,为我们重新认识地理大发现时代到近代工业革命之前的全球权力体系及其变化,打开了一扇学术之窗,在国际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反响。
  与这种中国的中心地位相适应,晚清变法改革之前的中国法律系统,是一套自成一体、独具特性的制度安排与价值准则体系,具有法律伦理主义的鲜明特质,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基于信念伦理意义上的法律伦理主义类型。在韦伯看来,与关注严格的形式法与司法程序的西方形式主义法律类型不同,古代中国缺乏自然法和形式的法逻辑,追求旨在于有效调节与维护秩序的“实质的公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法官——典型的家产制法官——以彻底家长制的方式来判案,也就是说,只要是在神圣传统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他绝对不会根据形式的律令和‘一视同仁’来进行审判。情况恰恰根本相反,他会根据被审者的实际身份以及实际的情况,或者根据实际结果的公正与适当来判决。”这种实质主义取向的法律类型,浸润着儒教理性的现世秩序观,因为“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15}151-159,161尽管一些学者对韦伯关于传统中国法律性质的论述持有不同的看法,{16}179-184{17}103-117但注重道德上的正当性,确证道德律的神圣至上性,建构于“天人合一”的深厚道德基础之上并且以王道精神相标榜,这无疑是传统中国法律类型的意义之所在,构成了中国固有法律区别于域外法制(尤其是西方)的基本界限。作为儒家信念伦理的集中体现,传统中国的法律伦理主义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深厚土壤之中,成为文明社会法律之林中的一种独特的法律发展类型,与西方世界的法律形式主义彼此分别、平行演进,表达了中国社会的内生性的法理逻辑,奠定了古代中华法系的价值基础。16、17世纪的欧洲传教士写下了数量惊人的有关中国的报告,其中不乏对中国伦理性法律及其政制构造型态的叙述。“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没有什么比政府和行政部门更始终如一地吸引17世纪的欧洲人了。早在16世纪,门多萨就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从那以后,几乎所有人的著作都包含了对中国政府和行政部门的论述。”“因此,17世纪的欧洲人聚集了大量的、同时也理所当然较为准确的有关中国政府的记载。”{18}19这种情形也同样出现在启蒙时期的欧洲。比如,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的伏尔泰,倡导建立一种“开明君主制”的理想政制模式,这与儒家所宣扬的以“仁政德治”为特征的中国政制形式内在契合。他认为,“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古代中国政府之所以大兴公共工程建设,这与其家长制统治和施政理念密切相关。“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19}249人类肯定想象不出比中国这样的政治形式更好的政府,在这里,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在中国行政制度下,“一般法令出自皇帝,但是,由于有那样的政府机构,皇帝不向精通法律的、选举出来的有识之士咨询是什么也做不成的”。{20}509伏尔泰关于古代中国法律文明基本特性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个时期欧洲思想界的中国观。
  然而,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及海外殖民扩张的强有力推动下,欧洲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展,经济实力超过亚洲。于是,整个全球场域发生了剧变。从19世纪开始,中国逐渐丧失在全球舞台上的中心地位。“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780,779在这一新的全球场域中,中国先前那种君临天下的世界形象发生下移而日益处于边缘化状态。自19世纪2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经济衰退,而迅速发展的鸦片贸易,促使白银大量外流,加剧了国库危机和社会动荡。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及其后的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均以满清皇朝失败而告结束,外国列强迫使晚清政府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此形成了从“朝贡制度”向“条约体系”的转变。列强们凭据条约制度,掠取了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和内地通商权、开放商埠和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等许多特权,中国社会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诚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所指出的,“1842-1860年期间由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法律结构,是英国人对清政府打了两次战争之后强加给中国的东西”。“虽然新的条约好象是在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很不平等的,因为这违反中国的意愿被迫处于较弱的地位,只能听任西方的商业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入侵。”{21}151,153
  新的全球场域中的中国方位的转换,不可避免地促使中国法治状态的变动。随着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广泛冲击,原本自主演进的中国法律文明体系,被强制性地纳入所谓国际体系之中,催生了艰难的法治转型进程。20世纪初期十年的晚清法制改革,乃是一次推动中国法制转型发展的有限的现代化努力。这场法制变革运动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通过“采用西法”来“整顿中法”,以期收回领事裁判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清廷发布了改革诏书,号召朝野就变法事宣限期献计献策,各抒己见。刘坤一、张之洞在著名的“江楚会奏”中鲜明地提出了“整顿中法”与“采用西法”并重的变法主张,确乎切中了变法更强的关键,且与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压力密切相关。无论是“整顿中法”,还是“采用西法”,清廷推行新政的基本目标,就是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参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22}16进而,企望通过法制改革的行动,收回治外法权,维护司法主权。而受清廷之命具体负责修律和法制改革事务的沈家本、伍廷芳,则更是强调废止领事裁判权对于推进法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沈家本不仅深谙中国法律,而且也熟读西律。他认为:“方今中国,屡经变故,百事艰难。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23}383唯其如此,才能逐步消弥中法与西法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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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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