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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执行时效性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英文标题】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Nature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escription
【作者】 霍海红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执行时效;诉讼时效;性质;民事诉讼法;民法典
【英文关键词】 the implementation prescription; limitation of action; the nature; Civil Procedure Law; Civil Code
【文章编码】 1001-2397(2019)02-0164-1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9.02.12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64
【摘要】

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与1991年《民事诉讼法》之诉讼期限定性,到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时时效之路“开端”,再到2015年《民诉法解释》出台时时效之路“完成”,我国执行时效制度终于脱胎换骨。但与此同时,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趋同化也导致执行时效独特性和独立性的危机。本文建议取消执行时效概念,对于常规规则,以“判决确认之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在民法典诉讼时效部分作出规定,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统一化”。当然,这并不影响《民事诉讼法》对极特殊规则作出规定。

【英文摘要】

From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limitation of action in Civil Procedure Law (for trial) in 1982 and Civil Procedure Law in 1991, through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approach to prescription in revised Civil Procedure Law in 2007, to the final completion of the approach to prescription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ivil Procedure Law in 2015, the system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escription in China had finally made a thoroughgoing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prescription and the limitation of action will lead to the crisis of uniqueness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escript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e abo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escription. For the general rules, the form of “the limitation of action of the claims confirmed by the judgment” will be provided in the section of Limitation of Action in Civil Cod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limitation of action. Certainly, it doesn’t have any effects on some special rules fo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in Civil Procedure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301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开始规定申请执行期限,1991年《民事诉讼法》原样维持。不过,自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到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出台,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经历了重大变革:名称由“申请执行期限”修改为“申请执行时效”;申请执行期间从1年或6个月统一加长为2年;开始承认执行时效的中止和中断,并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应规定;将执行时效从法院的“立案条件”调整为被执行人的“时效抗辩”。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规则趋同,虽为正本清源之举,但也导致执行时效独特性和独立性的危机。继续留在民事诉讼法“自成一体”,还是奔向民法“实现统一”,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执行时效的性质为何、如何实现巨变以及未来何去何从,本文拟作系统性、理论性的描述、解释和展望。除个人研究兴趣之外[1],本文主要出于三个初衷:第一,民法典制定已到冲刺之时,这是执行时效立法体例重新选择的绝好契机;第二,解释清楚执行时效制度发生与变革的细节和背景,才能理解其本质、功能及限度,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未来的制度设计;第三,挖掘执行时效理论、立法与实践的移植因素和中国元素,以便确定哪些扎根中国国情,哪些只是徒具形式。
  一、“诉讼期限”定性的逻辑——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说起
  执行时效“出生”时的身份是民事诉讼法上的“诉讼期限”,立法表述也是“申请执行期限”,直到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时才开始转变。
  (一)初始定性:诉讼期限
  自《民事诉讼法(试行)》开始,申请执行期限的诉讼期限定性几乎不证自明,以至于民事诉讼法教科书通常都不讨论性质问题,只是强调“丧失申请执行权利”的严重后果。偶有论及“诉讼期限”性质,主要是两种情形:一是,强调申请执行期限与执行工作期限相区别,前者针对当事人,后者针对法院{1}391;二是,面对申请执行期限是否发生中断等争议,强调其诉讼期限性质以及“期间耽误”规则的解决方案{2}841,毕竟我国没有苏俄法那样的明文[2]。
  当时理论界有时也使用“时效”来指称申请执行期限:一是,我国学者对《民事诉讼法(试行)》169条作释义时指出:“本条是执行时效的规定”{3}121;二是,我国学者翻译苏俄民事诉讼法教材时,使用“执行时效”之翻译{4}119。不过,使用时效表述并不影响人们心目中的诉讼期限定性,因为我们当时并不会严格区分时效与诉讼期限,毕竟民法上尚无诉讼时效制度作为参照,这与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时特别强调“申请执行期间是时效而不是诉讼期限”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
  (二)他山之石:移植苏俄法的结果
  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借鉴于苏俄法。根据《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345条,“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只要案件当事人中有一方是公民,可在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时起三年内提交强制执行,而对其他所有案件的判决,如果立法未规定其他期间,则在一年之内可提交强制执行……”{5}119就连根据双方是否有自然人而设定不同期限,也是学习《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的产物,只是期间上进一步缩短,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169条,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个人的为1年,双方是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为6个月。
  立法上借鉴苏俄法在当时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连1986年《民法通则》初设的诉讼时效规则(如胜诉权消灭的效力表述、极短的普通时效期间、兜底性的法官裁量延长等)也明显具有苏俄法印迹。当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申请执行期限和民法的诉讼时效先后借鉴于苏俄法,形成了当前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二元并立”的格局,明显有别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虽然二元并立已从当年的实质之别变成今天的形式之分,但其惯性仍然不小。
  (三)规范对象:公法意义的申请执行权
  申请执行期限的规范对象其实是公法意义上的“执行请求权”[3]。执行请求权界定的是申请执行人与法院(国家之代表)的关系,只要申请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法院便认定其丧失申请执行的权利[4],这对关系中并无被执行人的位置[5]。这与典型诉讼期限的效力表述一致,比如当事人超过上诉期限后上诉,不再享有上诉权,法院可直接裁定驳回上诉[6],这里也无被上诉人的位置。既然申请执行期限针对执行请求权,就不可能属于诉讼时效范畴,因为诉讼时效针对私法请求权,直接界定权利人与义务人的关系。
  即使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483条已确立“执行名义所载私法请求权”为规范对象,执行请求权的思维也仍旧惯性存在。根据《民诉法解释》第520条,“因撤销申请而终结执行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再次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520条形式上背离了第483条的逻辑,应改造为:“因撤销申请而终结执行后,当事人再次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至于被执行人是否依据《民事诉讼法》239条所定期间提出执行时效抗辩,受《民诉法解释》第483条规范,第520条多此一举。
  (四)制度目标:无关被执行人
  制度目标决定规则设计。理论界常从稳定民事法律关系和社会经济秩序、防止执行工作无限期拖延、促使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等方面论述申请执行期限的存在理由[7],有关公益,有关法院,有关权利人(申请执行人),唯独无关义务人(被执行人)。这与作为典型诉讼期限的上诉期限的存在理由倒是一致(上诉期限被认为是基于维护法律秩序、及早确定民事法律关系{6}157、促使当事人尽早对权利处分与否作出决断、防止诉讼久拖不决{7}344等理由而设定),但与诉讼时效的存在理由形成了巨大反差(诉讼时效存在理由的核心就是“保护义务人”[8])。
  虽然《民法通则》以来,立法者和理论界对于诉讼时效存在理由的认知,的确有以公益保护和秩序维护为中心的明显倾向(这一度决定了极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允许法官依职权援用时效等规则设计),但未来应转向以“保护义务人”为中心,间接辐射到公益保护和秩序维护等层次,以贯彻诉讼时效的私人自治精神,毕竟能提出时效抗辩的是义务人,直接得利的也是义务人。在笔者看来,诉讼时效的存在理由体系不是一个“平行”结构,而是有中心与外围的“分层”结构。
  二、“时效”定性的“开端”——从2007年《民事诉讼法卡在了奇怪的地方》修正说起
  对于申请执行期限规则,200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涉及申请执行期限之处甚多:“申请执行期限”名称修改为“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不再作主体类型区分,统一加长为2年;开始承认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和中断,并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应规定。此次制度变革不仅对债权人利益保护产生了重要影响[9],也开启了通往时效之路的新征程。
  (一)为何迈向时效之路?
  申请执行期限从诉讼期限到时效的身份转向,总体上源于两个原因:一是,诉讼期限定性及其规则造成了理论矛盾,理论界展开反思并形成了突破性论述;二是,申请执行期间过短且不可中止和中断,造成了一系列苛求权利人(申请执行人)而纵容义务人(被执行人)的实践后果,司法机关自发进行了突破性试点。
  第一,诉讼期限定性及其规则,引发“判决确认后请求权的保护期间竟然不如普通请求权”的理论质疑[10],对权利人产生了“起诉不如请求”的制度激励{8}138。从比较法看,请求作为中断事由是个例外,大多数国家的法定中断事由是起诉和义务人承认,并无请求,目的是激励权利人尽快解决问题,而非任由他们不停中断以致形成拖延。我国则基于避讼、熟人社会等特殊国情{9}619作了相反选择,请求在中断事由中占据首要位置(《民法总则》195条)。问题是,可以增加请求从而产生对权利人“更有利”的结果,但不应使起诉变成对权利人“更不利”的方式。
  第二,20世纪90年代开始,理论界和实务界已提出设立申请执行期限中止和中断规则的主张。当时的统编民事诉讼法教材指出:“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有证据证明权利人曾催促义务人履行义务,并且义务人作出履行义务表示的,则中断执行期限、以义务人表示履行义务之日起,重新计算执行期限。权利人因不可抗力及其他障碍而无法行使请求权的,申请执行的期限即中止;从中止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申请执行期限。”[11]实务界也有人提出确立申请执行期限中止和中断规则的明确呼吁{10}。
  第三,诉讼期限定性及其规则,在实践中激励了义务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义务人利用“执行前和解”和“分期清偿”等方式将债务拖过申请执行期限、严重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一旦和解协议未履行,债权人可能面临申请执行期限已过而无法发动执行程序的困境{11}210,甚至连债权人在法官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因而申请执行超期时,最终只能依靠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参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267条精神,作为个案特殊情况妥善处理”的批复予以解决[12]。另外,常有债务人恶意利用分期清偿策略“逃债”,金融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此更有感触[13]。
  第四,诉讼期限定性及其规则,迫使权利人过快甚至违背意愿去申请强制执行,对当事人和法院均产生了不利影响。对当事人的影响主要是:债权人明知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双方已达成分期履行协议,也不得不申请执行,既加剧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12}425,不利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13},还增加当事人的成本{12}425。对法院的影响主要是:大量案件短期内集中到法院,增大法院的工作压力{14}247,造成法院的执结率不高{15},浪费司法资源{13}。对于权利人而言,申请执行期限规则究竟是必要的“督促”,还是武断的“强加”,这是一个问题。
  第五,某些法院已突破性地试点了给债权人发放债权凭证(再执凭证)等变通做法{16}。所谓债权凭证,是指债权人只要在申请执行期限内申领债权凭证,或者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法院向债权人发放债权凭证,债权人在该凭证指定期间内,发现债务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随时请求人民法院采取执行措施{17}174-175。这种做法对于保护权利人利益、压缩现行法申请执行期限规则的局限具有重要作用{18}195。不过,这种做法与作为债权凭证制度借鉴对象的我国台湾地区规则(债权凭证产生时效中断效果,自核发债权凭证时起,消灭时效重新起算)[14]差异巨大,也是事实。
  (二)时效之路,为何只是“开端”?
  无论申请执行时效之新名称,还是对中止和中断之新规则,似乎都显示申请执行期间的身份从诉讼期限转向时效。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基本共识,认为执行时效性质属于诉讼时效[15],或者是诉讼时效之一种{19}448-449。然而,这种转向只是“开端”,尚未“完成”。
  首先,申请执行时效作为执行“立案条件”,虽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不少质疑[16],但实践中尚未被直接否定。当时实务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主张,仍将申请执行期间作为必要条件,立案时若发现已超出申请执行期间,裁定不予受理;第二种主张,申请执行期间不再作为必要条件,但立案后执行部门可主动审查,如果发现超出申请执行期间,应裁定终结;第三种主张,申请执行期间不再作为必要条件,立案部门和执行部门均不能依职权审查,只能由被执行人提出异议{20}1285。司法实践通常仍按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18条进行执行时效职权性审查[17]。问题是,将执行时效作为执行部门的“立案条件”而不是被执行人的“实体抗辩”,实属对其时效身份的最大否定,因为时效并不消灭权利本身是前提。
  其次,申请执行时效虽有“时效”之名,但其存在理由却无涉“被执行人”。比如,全国人大法工委释义书对修改申请执行期间作“说明”时指出:“本法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间,是为了促使权利人尽快主张权利,及早稳定经济关系,避免时过境迁,难以执行。”{12}425该表述并未超出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以来对申请执行期限存在理由的传统表述。一个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制度,存在理由竟出奇地一致,本身就令人困惑。既然执行时效针对判决确认之实体请求权,直接得利的是被执行人,为何制度目标只是指出申请执行人为何失利,而不指出被执行人凭什么得利?大陆法系国家通常以消灭时效“统一”解决所谓执行时效问题,存在理由也统一以“义务人保护”为中心。
  (三)立案职权审查时效:为什么是执行时效?
  《民法通则》虽然允许和要求法官依职权援用诉讼时效,但民事诉讼一直坚持诉讼时效经过不影响权利人起诉,《民诉法意见》第153条甚至明文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然而,在《民诉法解释》第483条出现前,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必须在立案时接受执行时效职权性审查,即超过申请执行期间的,法院不予立案。起诉和申请执行,本是同一性质的权利,都是国家禁止私力救济后作出的权利保护承诺,不可能附“时间”条件。至于当事人起诉后能否得到胜诉判决,或者申请执行后能否圆满实现其权益,则是另一个问题。
  在笔者看来,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禁止法官依职权援用时效前,诉讼程序不允许法官在立案环节依职权审查时效并非更讲“私人自治”,《执行规定》允许法官在立案环节依职权审查时效也并非更体现“国家强制”。
  其一,《民诉法意见》第153条看似提供了私人自治空间,允许权利人起诉,但其实只是为防止立案环节拖延、影响当事人平等攻击防御而将职权援用分“两步走”而已:第一步,在当事人起诉时初步查明时效期间是否已过,只要不涉及如何理解和确定起算规则,起止时间确定便意味着阶段性工作完成;第二步,在后续庭审中进一步审查时效中止、中断等事由是否存在,以便最终确定请求是否已过时效,因为审查中止、中断等事由往往相对复杂,在审理阶段才能最终完成[18]。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如下质疑:法官发现时效已过仍允许权利人起诉,但又可依职权援用时效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岂不是白费功夫、浪费资源?看似矛盾,但只要将胜诉权消灭说与职权援用时效结合起来考虑,起诉权不消灭与胜诉权消灭的矛盾只是形式上的,实质上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后续”。
  其二,诉讼期限定性及其规则,使执行立案中的职权审查工作有可能“一次性”完成。一方面,在诉讼程序中,诉讼时效是否经过是立案后庭审实体审理的重要组成,而在执行程序中,立案后会直接进入采取执行措施阶段(《民事诉讼法》240条);另一方面,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前申请执行期间一直是“不变期间”,只有诉讼期限耽误,无中止和中断,全部审查任务在执行立案阶段相对更容易完成,而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的认定却复杂得多,不仅涉及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经验法则等常规性证明问题,还会涉及“优先保护权利人”{21}等司法政策,需要法官综合判断和反复衡量。
  三、“时效”定性的“完成”——从2015年《民诉法解释》说起
  对于执行时效制度,2015年是另一个关键之年。《民诉法解释》第483条第1款明确规定:“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该条款不仅正式终结了《执行规定》第18条“将执行时效作为立案条件”的立场,也使得申请执行期间的时效身份真正名副其实。
  (一)从“执行请求权”到“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
  虽然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时将申请执行期限更名为申请执行时效,但规范对象仍未完全摆脱公法意义之执行请求权的传统思维。重要证据之一就是,2007年之后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不少人坚持将执行时效作为执行立案条件,继续沿用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的立场。在此意义上,我们高估了《民事诉讼法》修正对执行时效制度的改造力度,或者说低估了《民事诉讼法》禁止职权援用执行时效的必要性。
  对于《民诉法解释》第483条,最高人民法院释义书给出的理由是“执行时效是消灭时效”{20}1285。这种抽象说明似乎不够,毕竟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已将“期限”改为“时效”了。其实,《民诉法解释》第483条的贡献在于从技术操作层面将“执行请求权”与执行名义所载“债权请求权”作出区分,改变了以往申请执行期间一直违反强制执行法原理的窘境。根据强制执行法原理,执行请求权虽因执行名义成立而取得,但执行名义所载债权人请求权,乃债权人对债务人之私法请求权,执行请求权则为执行名义所生公法请求权,二者性质完全不同[19]。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作为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的实体请求权,当然适用时效,与普通债权请求权一样。但执行请求权是当事人向法院请求执行的公法权利,不存在时效问题。
  为何执行时效制度长期未对执行请求权与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作出区分?除了前述直接照搬苏联法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立法者、理论界和实务界,不认为这种区分有何实际意义:既然执行时效的存在理由是督促权利人及时申请执行,以便稳定法律秩序、方便执行工作,只要对其怠于行使权利给予“制裁”即可,以便实现督促目标,至于究竟是从法院角度对强制执行申请“不立案”,还是从被执行人角度提出时效抗辩再由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无实质区别。今天开始区分执行请求权与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是因为我们开始区分职权主义与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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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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