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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新发展理念与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的互动
【英文标题】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gislation of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作者】 刘志云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
【分类】 金融法
【中文关键词】 新发展理念;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
【英文关键词】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gislation
【文章编码】 1001-2397(2019)02-0003-1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9.02.01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3
【摘要】

新发展理念是科学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再深化和新飞跃,是针对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而提出的战略引领,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指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概莫能外。同时,金融机构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决定了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于新发展理念的贯彻与落实具有特殊功能与重大意义。五大新发展理念为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勾画出了基本内容框架,而法律经济分析表明,必须选择从“低标准”往“高标准”过渡的立法模式。此外,新发展理念视角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实践与立法之间必须能够良性互动,并能通过法律经济分析方法来检验此种互动的效果,从而促进立法的进步。

【英文摘要】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s a deepening and new leap of CCP’s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of the current law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a strategic guideline for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whe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goes into a new stage. It will also serve as a basic idea guid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quite a period of time,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lso needs to be fulfilled under this concept. At the same time, the special rol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y and society determines the special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hen fulfilling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fiv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including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ness, openness, and sharing, outline the basic content framewor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gislation. And legal economic analysis show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hoose a legislative model that transitions from “low standards” to “high standards”. In ad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ust be able to interact well with legisl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such interactions can be tested by legal economic analysis methods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legisl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303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为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挑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同志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关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重要讲话中全面阐述了新发展理念的内涵及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问题更是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社会焦点。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将此问题的严重性与关注度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我国,有关商业银行日赚上亿元“暴利”问题以及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问题、污染项目信贷、操纵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投资者与消费者利益受损、员工“过劳死”等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问题的广泛关注。资金的融通既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枢纽,又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杠杆。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机构不仅应当注重增强其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还应充分利用它们作为社会资金供给者与分配者的优势,承担起督促其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特殊职责,促进企业自觉践行社会责任风气的形成{1},以贯彻和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让金融机构切实承担起这个责任,按照新发展理念重构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发挥立法的规范与引导作用,变得至关重要。
  对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基础理论层面,新发展理念有着怎样的理论突破与诠释?新发展理念对国内立法的内容建构与宽严标准的模式选取有什么互动?新发展理念视角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实践与立法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以及如何通过法律经济分析方法来检验?这些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二、“新发展理念”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一)“新发展理念”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传统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是新鲜事物,至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历史。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著名学者,包括弗里德曼与哈耶克是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代表人物,他们以“个人主义”作为价值基点,并遵循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一致的逻辑进路,得出企业利润最大化乃企业唯一追求的结论[1]。著名法学家波斯纳也秉承了这种观点,在其名著《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他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公司社会责任对于公司治理的效率问题。他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成本有很大的可能性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形式由消费者承担,公司不需要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股东的财富,并以此通过政治、慈善捐赠等做出贡献,履行社会责任则会削弱股东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2}。然而,支持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现代社会经济学理论”的学者认为,企业不仅是经济机构,企业在为股东赚取最大化利润的同时,还应当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做出贡献。他们从“企业社会互利价值观”“企业长期目标观”“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同等对待观”“企业经营伦理观”“社会网络价值观”“企业公民观”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不同角度阐明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2]。除了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合理性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从政治学、伦理学及法学等多学科视角加以研究[3]。
  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必然“与时俱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一种全新的指导理论,既蕴含了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责任理论,又突破了传统社会责任的范畴。
  一方面,“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后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其中包含了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传统理论的传承。具体包括:
  第一,“创新发展”理念包含了理论、制度、科技、文化四个方面的创新。其不仅要求金融机构自身的管理与业务创新,还要求金融机构利用其资金提供者或中介者的角色推动其他企业的创新,从而实现“金融机构的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与“社会网络价值观”和“功利主义”的立场具有一致性。
  第二,“协调发展”理念主张区域、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应实现协调发展,强调各方面的协同配合、互相包容、相互平衡。这与罗尔斯正义论关于“维持长期、有效以及稳定的社会合作体系,以维持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一脉相承,也与赞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同等对待观”具有一致性。
  第三,“绿色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一脉相承,要求金融机构自身内部管理及进行项目融资时应当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第四,“共享发展”理念中的“全体共享”“全面共享”“渐进共享”与支持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公民观”在对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方面具有同一性。金融机构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其自身发展与社会责任之间均是相辅相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考虑除了股东以外其他所有人的社会利益{3}。企业公民观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其认为,公司与公民不存在区别,都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的内在要求{4}。实际上,二者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一致,都要求企业承担相应责任,只是视角不同而已,实质上是一种分享的理念。
  此外,“新发展理念”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传统理论的传承还体现了对“发展权”理论的吸收与借鉴。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社会对“发展权”概念的广泛使用实际上表达了两种倾向:其一是“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增长,还包括人类各个方面的进步;其二是关心“发展”的不仅仅有政府,其成果也不是少数精英享用,而是全国以至全人类的共同关心与享用{5}。
  另一方面,“新发展理念”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内容上有所重合,但其全面超越了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传统理论。具体表现为:
  第一,“新发展理念”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奠定了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理论的思想基础。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但五大发展理念首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之魂,五大发展理念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正确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6}。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金融机构不仅要追求自身利益,还要求金融机构的自身发展与人民幸福相统一。
  第二,“新发展理念”具备“全面性”“整体性”与“系统性”之特征,其体系结构与内容均超越了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五大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是有机统一的新发展理念体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要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7}。因此,这一新的发展理念体系为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以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偏重于对某个方面加以论证,“新发展理念”从发展的动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的自然必要条件、发展的国际环境与必由之路、发展的根本目的等五个方面全面涵盖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构成要素。
  第三,“新发展理念”蕴含的辩证法具有整合传统理论之功能。“新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蕴含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辩证法的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同时,实施新的发展理念,要坚持系统的观点,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要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8}。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有着明显的“门派之见”,主要从某一概念来论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新发展理念”下,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是多维度、多领域的,并且各种社会责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就是说,“新发展理念”突破了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传统理论的局限性,有利于协调与解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传统理论之争,从而达成共识和认识的新高度。
  这种超越无疑也是“新发展理念”对我国新时期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实践以及立法的重大挑战,意味着我国金融机构应当自觉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立足点,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全面承担社会责任,并且要善于运用辩证法思想处理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问题。
  (二)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对贯彻与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特殊意义
  “新发展理念”作为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的指导纲领,金融机构因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贯彻和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事实上,从可持续发展观诞生之日起,金融机构就成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者{9}。金融机构是为实体经济从事资金融通服务的特殊企业,既是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核心参与者,又是社会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应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着对股东、员工、消费者、国家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乃至道德责任,承担着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义务。更为关键的是,金融机构在践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其在金融资源中的金融中介地位或角色带动甚至要求资金的需求者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并能通过市场的方式惩罚践行社会责任不良的资金需求者,因此,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具有全局性、导向性与全面性的特殊功能。
  所谓全局性,是指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具体而言,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注重宏观调控的作用,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要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金融机构这个最为关键的传递枢纽。也就是说,金融机构不能仅仅关注其盈利性,还要履行其社会责任,为配合国家宏观调控的整体布局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同样,由于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其利益的考量不能限于满足股东的利益诉求,其必然应考虑到金融消费者、债权人、员工、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权益的满足,而这些都是整个国民经济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杠杆作用,但是金融杠杆在放大资本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而金融机构的风险是系统性和全局性的,一旦爆发,不仅股东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会受到严重影响,其产生的“蝴蝶效应”甚至会使一国的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履行事关全局,可能关系到我国金融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新发展理念”是一种全局性思维,金融机构作为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重要载体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执行者,比一般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宏观,二者的契合意义重大。
  所谓导向性,是指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能够引导、带动乃至要求其他经济主体履行社会责任。金融机构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承担着维护金融市场有序运行、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提供金融服务等职能,在金融领域有着重要的号召力,可以产生引导和带动效应{10}。实证研究表明,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对区域资本特殊的聚合功效,还表现为对区域经济显著的结构调整作用,通过这种调整可以产生经济结构重组的结构动力{11}。也就是说,金融机构不仅具有一般的融资功能,还能够通过向不同行业不同经济区域投放资金,使其资金投向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而调整生产要素在不同领域的具体配置格局,有效鼓励或抑制某些行业和企业的发展,促进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金融机构经营活动本身就具有辐射带动效应,其可以通过筛选、监督等举措对客户施加影响,发挥资源调配的职能,引导其他企业践行社会责任。
  所谓全面性,是指金融机构践行的社会责任不局限于某一方面,而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金融机构在业务上以货币资金为载体,而货币资金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不能仅限于某一方面,不能因专注于绿色发展而忽视创新发展以及协调发展等。金融机构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核心与枢纽,又兼具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职能,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应该全面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既承担着对股东、员工、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又承担着鼓励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如果金融机构忽略了“新发展理念”强调的任何一面,其负面效果不言而喻。只有强调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全面性,才能有助于改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实现人民生活安康幸福。也唯有如此,方可与金融机构的属性及地位相匹配。
  因此,贯彻与落实“新发展理念”,对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且,鉴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与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在内容与作用方面不同,无法简单套用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与立法,必须对其进行专门研究与立法。
  三、“新发展理念”对我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实践提出的新挑战与立法标准的方案选择
  (一)“新发展理念”对我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实践提出的新挑战
  近年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全球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我国金融机构也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然而,以“新发展理念”观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实践存在严重不足。例如,以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视之,金融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配极不均衡,在我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等三个经济区域的分配也非常不均衡,金融机构践行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社会责任的动力严重不足。再如,由于金融机构具有将资金进行再分配的职能,其在促进“绿色发展”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政府层面[4],还是金融机构自身,都已经意识到了绿色金融业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金融机构出于利益的考虑,基本处于“边走边看”的状态,实践中金融机构在专门针对绿色环保等产业企业的信贷支持等方面,也没有配备充分的信贷资源。再如,在促进“开放发展”方面,我国金融机构的参与程度仍较低。我国金融机构长期处在国家政策保护下,远没有做好参与国际竞争的准备,离“开放发展”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距离。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市场与跨国经营基本还是为中资企业与人员的资金往来服务,未真正参与到国际市场上的同业竞争中。截至2017年4月末,已有来自37个国家的90家金融机构声明遵守“赤道原则”,但我国仅有兴业银行、江苏银行声明遵守该原则{12}。这表明,我国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规范的程度非常低,参与质量更是亟待提高。此外,在促进“共享发展”方面,我国金融机构协调不充分。金融机构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反映了我国金融机构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不足的现实,没有协调好与其他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总之,“新发展理念”对我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个方面对我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未来实践提出了全面的挑战。
  第一,“新发展理念”对我国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机构在优化资源配置与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贯彻和落实“新发展理念”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新发展理念”是国家层面的新发展策略,能对社会经济各个方面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也就是说,“新发展理念”对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将践行社会责任上升为金融机构的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全体成员恪守的共同信念或共同价值,促使企业中的员工主动识别社会责任,并敦促企业行动。同时,应将社会责任内化到公司治理结构,外延到业务经营模式,渗入企业的方方面面,成为金融机构的行动自觉。
  第二,“新发展理念”极大拓展了我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范围。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因美国工业化的完成而产生,特别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企业不再只专注于利润最大化,逐渐关注股东、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13}。“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公民理论”等新理论的提出,发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以股东利益、员工福利、慈善捐赠为主的狭义社会责任概念,开始逐步扩展到可持续发展、社区服务、消除歧视等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越来越宽泛,可以包括合理用工、环保、志愿者服务、供应链管理、绿色融资等。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责任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企业社会责任范畴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正是这种范围的开放性保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生命力。因此,在“新发展理念”下,我国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可以概括为“促进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这是一个涉及经济与社会共同进步、人类与自然相协调、国内与国际一体化、金融机构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协调进步的综合性社会责任体系。
  第三,“新发展理念”要求增强金融机构建立与健全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约束机制,将践行社会责任制度化。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是“内外兼修”的产物,不仅要求具有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更为关键的因素,是要具有完善的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机制。外部制度的价值正是在于提升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机制,使金融机构能够自主、积极、能动地践行社会责任。只有当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对考虑社会利益的企业进行“褒奖”,对不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抵制并造成损失时,企业才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核心经营目标一致时,才能嵌入企业内在的商业运作过程,企业社会责任才会得以实现{1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并建立了相应机制,投身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潮流中。实践也表明,知名度越高的金融机构,越倾向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力度也越大。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落实,需要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的共同作用,这与“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是一致的。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有赖于金融机构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发展理念”上,无论内部治理体系还是外部约束机制都需要加强和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以完善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督促机制,从而让“新发展理念”在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上具有落脚点与执行力。
  (二)“新发展理念”视角下我国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立法标准之选择
  面对“新发展理念”下我国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严重不足以及新的要求,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强相关制度建设来弥补不足及应对挑战。从法律视角来看,我国金融机构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相关立法的缺陷具有密切联系。《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相关立法并没有将社会责任嵌入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管理规则之中。《公司法

爱法律,有未来

》只是在第5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该条款只起到宣示性作用,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公司应如何践行社会责任这一法律义务并不明确。尽管近年来相关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自律性组织通过发布大量的规范性文件或指引等,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关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庞大繁杂的“制度体系”,但由于立法本身的科学性不足等问题,远未构成一个符合现实需要且强大有力的外部督促机制以鼓励我国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
  1.立法选择“高标准社会责任”还是“低标准社会责任”对于金融机构有效践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不仅应回应社会的发展,同时更要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在法律层面,相关机构与部门必须作出立法变革以应对“新发展理念”下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新挑战与新要求,制定出科学、合理、高效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法律体系,促进金融机构有效践行社会责任。反过来,这也成为贯彻与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部分。
  经过多年实践以及理论探讨,再继续讨论是否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已经不合时宜,唯一需要明确的问题就是,“承担哪些和具体怎么承担”{15},这在本质上是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采取何种立法标准的问题。立法标准要寻求践行社会责任中效率与正义之间的平衡点,其尺度较难把握。在“新发展理念”下,更是强调整体的协调统一及各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如果标准过高,可能会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如果不能生存与发展,践行社会责任无从谈起;如果标准过低,金融机构会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过度追求效率和利润,同样也会影响生存与发展。在法治原则之上建立制度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总是有吸引力的{16}。虽然“法律没有办法可用以强迫一个人做到他力所能及的优良程度”{17},“却为我们指明了我们想要做的人和我们旨在享有的社会”{18},即提供履行社会责任的规范性指引及所应达到的某些标准。
  各国的社会问题不同,社会责任也会不同。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达到何种程度,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只需要达到最低限度的标准即可。如德鲁克认为,作为社会的代表机构,至少要达到最低要求,保证个人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行为权利和公平均等的机会。唯有如此,公司才能成为社会的代表机构{19}。哈耶克也指出,只有“涉他人的行动”,才会引发对法律规则的阐释或制定,反之,那些非属“涉他人的行动”者,不应成为行为规则调整的对象{20}。另外一种观点则持不同态度,如乔治·斯蒂纳认为,企业的经营行为必须具有社会意义,企业应在最低限度之上考虑其行为可能带给股东和社会大部分人的影响,这应是一种考虑周密的制度{21}。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决策都是基于折中的考虑,最终选定的行动方案只是基于当时条件的最佳办法,不可能尽善尽美地实现目标{22}。虽然如罗尔斯所说,“理想的立法者最多是能设计出种种社会安排,使那些从个人的或集团的利益出发的公民们被说服得以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幸福总量的方式行为”{23},但不可否认,立法化不等于强制性,但立法化对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约束性明显强于一般的道德约束,而且履行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也可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24}。因此,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必须考虑到金融机构自身条件,不能超越金融机构自身发展,应与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国外学者通过研究56家非“赤道银行”和31家“赤道银行”的样本,发现“赤道银行”规模更大,面临的系统风险更高,平均每股收益也相对较高{25}。因此,在“新发展理念”下,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应以自身能力为限度,视自身能力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
  总之,法律应最恰当地被看作一种方式,而非简单的终结。这里存在一个重大的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即我们应该采取何种立法模式才能做好这种应对呢?更具体地讲,采取“高标准社会责任”还是“低标准社会责任”立法标准?为了能够得到合理的答案,我们必须通过法律经济学方法去深入分析。
  2.立法对“高标准社会责任”还是“低标准社会责任”方案选择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法律经济学分析表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立法策略对于促进实践以及落实“新发展理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的目的和任务在于以最小的牺牲和浪费尽可能多地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26}。同时,根据科斯定理,当交易成本过高且阻碍有效达成契约时,资源可否得到有效率的利用取决于法律对权利义务的配置。因此,在客观世界里,法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过法律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协商的障碍;另一方面,通过法律安排使协商失败造成的损害最小化,也即把权利分配给评价最高的一方,并使权利义务平衡。
  由此,为了选择最有效的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法律安排,笔者通过设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促进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五个维度分别作为目标函数,在选择其中一个维度作为目标函数时,其余维度作为约束条件,从而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选择合适的代理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视角探讨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以规范与促进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在理论分析部分,笔者主要基于博弈论的相关模型,以推导法律规范在实现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中的作用关系。在实证检验部分,通过所收集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数据和相关法律法规,检验法律法规对于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及其对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效用。
  具体来说,首先可以建立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参与者是立法者和金融机构,立法者通过立法可以对金融机构施加两种水平的社会责任标准,即“高标准社会责任”和“低标准社会责任”,金融机构为了应对立法者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同样有两种选择,即“高水平地履行社会责任”和“低水平地履行社会责任”。因此,立法者和金融机构的策略空间包括四种类型,分别是高社会责任、高水平履行,低社会责任、高水平履行,高社会责任、低水平履行,低社会责任、低水平履行。假设高水平履行产生正的社会效应,低水平履行产生负的社会效应。F是对金融机构低水平履行社会责任的罚款,c是立法者选择高水平社会责任的成本,d是企业低水平履行社会责任获得的超额利润,a_1是金融机构高水平履行社会责任时获得的社会收益,a_2是金融机构高水平履行社会责任时立法者获得的社会收益,a_3是金融机构低水平履行社会责任时获得的社会收益,a_4是金融机构低水平履行社会责任时立法者获得的社会收益。设定a_2〉a_1〉a_3〉a_4。给定金融机构低水平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是??,则立法者选择高水平社会责任(θ=1)或者低水平社会责任(θ=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Π_G(1,γ)=(F-c+a_4)+(-c+a_4)(1-λ)=Fγ+a_4γ-c+a_2
  Π_G(0,γ)=a_4γ-a_2(1-λ)
  令Π_G(1,γ)= Π_G(0,γ),由此进一步求解该模型的纳什均衡,探索不同类型的立法标准对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在厘清了立法标准的选择与金融机构选择履行不同水平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后,将据此建立企业层面的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并通过收集现有国内外对于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和金融机构实际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等相关数据,从实证角度研究立法选择对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模型的初步设定如下:
  Social Liability_it=Law_it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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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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