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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论管理人在高度危险责任中的安全保障义务
【副标题】 以《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为中心
【英文标题】 On the Safety Guarantee Obligation of Managers in Highly Dangerous Responsibilities
【英文副标题】 Centered on the Article 76 of the Tort Liability Law
【作者】 王道发【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侵权法
【中文关键词】 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安全保障义务;无过错责任;责任的免除与减轻
【英文关键词】 storage area for highly dangerous materials; obligation of safety guarantee; no fault liability; exemption and mitigation of responsibility
【文章编码】 1001-2397(2019)02-0104-1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9.02.08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04
【摘要】

虽然《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管理人承担的责任仍然属于无过错责任,而不是过错推定责任。法律规定安全保障义务旨在限制管理人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效力,而且此种限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因果关系方面。在具体适用中,通过对管理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考量,证成受害人的损失与其自身原因的关联程度,再依据高度危险区域的危险程度和一般社会公众对危险的认识程度来最终决定免除或者减轻管理人的责任。厘清《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该条的定位和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文摘要】

Although Article 76 of the Tort Liability Law stipulates the administrator’s security obligations, the administrator’s liability is still non-fault liability, not fault presumption liability. The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duty of security is designed to limit the administrator’s effectiveness of mitigating or exempting liability, and this restric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egal causality.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it is proved that the loss of the victim is caused by its own reasons throug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dministrator’s fulfillment of the security obligations, and th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dministrator is exempted or mitigate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danger in the highly dangerous areas and the general public’s awareness of the danger.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ori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rticle 76 of the Tort Liability Law to clarify the “security obligations” stipulated in Article 76 of the Tort Liability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309    
  引言
  我国《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法律意义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同认识,也引出了对《侵权责任法》76条归责原则的不同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普遍通过考察管理人是否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来判断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从而最终决定管理人是否承担责任和具体的责任份额。此操作实际上就是将第76条按过错责任进行适用,这与将第76条规定于高度危险责任体系中的定位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即使将第76条定位于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管理人在第76条中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具体承担何种角色也存在较大的争议。
  本文试图围绕《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的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进行探讨,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明确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性质,从而厘清《侵权责任法》76条的法律意义,为《侵权责任法》76条的科学适用在解释论上提供可行的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在该条文中,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属于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如果社会交往中的危险超出了普通程度构成一种特别程度的危险,那么就属于危险责任的调整范畴而不能适用安全保障义务{1}。实际上,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一种法定义务与高度危险责任是存在关联性的。因为,在属于不作为责任原始形态的对他人侵权行为之责任领域内,监督者控制潜在危险的义务通常来源于他对危险源的控制能力{2}。这同样适用于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人。
  由于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规定于高度危险责任之中,因此,学界和实务界对该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性质存在重大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高危区域的管理人与作业人非为同一主体时,应将第76条定位为高危区域管理人责任的规范基础,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1]。依据此观点,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实际上就是判断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的规范标准。如果管理人证明自己已经尽了安全保障义务,则不存在过错,依据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不须承担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管理人已采取了合理的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前提下,可以推定受害人存在过失,因此可以减轻管理人责任[2]。依据此观点,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推定受害人存在过失的规范基础。即,只要管理人尽了安全保障义务,就可以直接推定受害人对损害存在过失。最终,依据过失相抵规则,减轻管理人的侵权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在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前提下,受害人仍然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品存放区域,才能认定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3]。依据此观点,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对受害人重大过失认定的限制条件。质言之,受害人是否构成重大过失,以管理人是否尽了安全保障义务作为必要条件。如果管理人没有尽到或者不能证明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不能认定受害人构成重大过失,就不能发生管理人责任免除或者减轻的效力。
  以上三种观点在规制路径上存在本质的区分。对于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同理解,也会对《侵权责任法》76条的定位认识产生本质的区别。如果将安全保障义务作为判断管理人过错的规范基础,第76条则是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独立责任类型。如果将安全保障义务作为判断或者限制认定受害人重大过失的基本条件,第76条则属于典型的法定免责或者减责条款,其以无过错责任作为归责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性质也存在分歧。在有些案件中,法院以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认定管理人过错的基本依据[4],这是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而在南京南站旅客抢越铁轨致死案中,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76条的规定,认为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最终判定管理人不承担责任。在此案件中,法院严格依据法定的免责事由进行判断,并没有对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的事实进行判定,更没有以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来认定责任,而是以受害人的重大过失作为免除管理人责任的法理依据。
  综上,由于学界和实务界对于管理人在高度危险责任中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认识存在分歧,导致了规制路径也存在差异。不同的规制路径对行为人和受害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不同的影响,最终决定了《侵权责任法》76条的规范目的能否实现。因此,不厘清管理人在高度危险责任中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性质,将会在具体适用中引起若干困境。
  二、可能引起的困境
  (一)事实层面:规制对象的不确定性
  依据《侵权责任法》76条的规定,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既可以得出管理人的过错,也可以判断出受害人的过错。在整个《侵权责任法》规范体系中,行为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一般用于推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例如,《侵权责任法》37条、第46条和第91条等具有安全保障义务性质的条款都被用于认定行为人的过错。而第76条规定,也可依据该内容来判断管理人的过错。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在事实层面上也可以依据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来推断受害人的过错[5]。此观点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和受害人的过错联系在一起。在管理人采取了合理的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前提下,可以推定受害人存在过失。此种观点固然有理。但事实上,如果管理人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措施和警示义务,也可以推定受害人过失。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就认为由于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直接引起了受害人的过失[6]。
  基于上述分析,由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对管理人和受害人而言都存有判断其过错的可能性,因此,《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仅从文义上看,无法辨识出其究竟适用于判断管理人的过错还是受害人的过错。质言之,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规制的对象具有模糊性。
  (二)规范层面:归责原则的双向性
  如果从构成要件和法效力上看,《侵权责任法》76条在形式上与过错推定责任没有明显的区分。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可以是过错推定责任的重要标志。在这点上,《侵权责任法》76条与第91条具有相似性,第91条就是典型的过错推定责任。
  但是,《侵权责任法》76条的归责原则认定在学理上存在一些论争。一种观点认为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3};另一种观点认为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4}。依据第一种观点,第76条属于无过错责任,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仅在责任承担阶段发生作用,而不影响责任构成。因为在无过错责任中,并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依据第二种观点,第76条属于过错推定责任。在此情形下,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则是判断管理人存在过错的直接依据,并决定最终的责任构成。无论是将第76条定位为无过错责任还是过错推定责任,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在规范层面都会对管理人承担的责任产生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无过错责任中,仍可以适用过失相抵规则{5}。因此,即使在无过错责任中,也能基于过失相抵规则,发生第76条所规定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之效果。
  由于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的适用中,都能产生“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的效力,因此仅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很难判断出第76条的归责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仅就第76条而言,如果将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过错推定责任的标志,也无法完全排除第76条属于无过错责任的可能性。而且,从体系解释上看,第76条规定于整个高度危险责任章节之中,也为将第76条解释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在侵权责任法规范体系之中,其他行为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一般可以作为过错推定责任的标志,但在第76条的适用过程中,该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归责原则的指示作用具有两面性,为责任类型的确定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三)利益层面:保护中心的模糊性
  在高度危险责任中,立法蕴含着两种利益的激烈冲突,一方面既要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保护高度危险活动对于社会进步的价值。“法律上要求高度危险作业人承担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益衡量的结果。虽然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但其本身仍然是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在认定高度危险作业时,同样要考虑作业的社会价值。”{6}《侵权责任法》76条关于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不单是要求管理人采取安全措施保护一般社会主体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它涉及保护管理人的行为自由。通过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强调,有利于平衡相关当事人的利益,防止不当加重行为人的责任{1}75。因此,第76条规定的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并不能说完全是对管理人行为自由的限制,它对管理人而言也有正面保护的价值。
  当然,管理人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对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采取措施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受害人在管理人的安全保障措施之下较之于没有安全保障措施,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在此情形下,也可以认为,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为受害人的利益保护而设计的。
  但是,从文义解释上看,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仍然具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例如,虽然管理人应采取安全措施,但是该安全措施是该达到“合理”还是“充分”的程度?对于管理人的警示义务,也存在尽到的警示义务是否明显的问题。这些都直接关系到管理人是否充分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在尽职状态上存在瑕疵,无论依据何种观点来解释安全保障义务产生的法律后果,都会对管理人和受害人的利益产生实质影响。
  由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既有保护管理人的一面,也有保护受害人的一面,因此,很难确定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在适用过程中,到底是以保护何者利益为中心。在形式上,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以避免受害人遭受损失为直接目的,且是管理人承担保护受害人利益责任的具体体现。而在实质上,管理人同样可以依托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考量达到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效力,从而保护自身的行为自由。但如果不明确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所指向的利益保护中心,就无法协调好其中蕴含的利益冲突,这也是厘清管理人在高度危险责任中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意义之所在。
  三、《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正当性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性
  《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的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内容主要来自于相关单行法的规定。例如,《铁路法》对铁路管理部门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行了规定[7],《电力法》对电力管理部门的安全保障予以了明确规定[8]。这些规定内容都属于高度危险区域相关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与《侵权责任法》76条的“安全保障义务”形成呼应。质言之,《侵权责任法》76条的“安全保障义务”都由具体法律规范予以特别规定。
  管理人依照法律规定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既有维持公共安全的积极意义,也有保护高度危险区域内危险活动和危险物的作用。毕竟,高度危险区域内的危险活动或者危险物对社会生活也有极大的正面价值和利益。所以,为了能利用其带来的好处,法律仍然要允许一定程度上此种可能发生损害的危险{7}。因此,对于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解,不能单纯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进行考量,同时也应当考虑其对于维持高度危险区域管理秩序的重要价值。
  因此,法律在规定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同时,也会规定社会主体不得扰乱高度危险区域的正常管理秩序。例如,《铁路法》51条规定:“禁止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对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的,铁路职工有权制止。”可见,相关法律也对禁止或者限制一般社会主体在高度危险区域的活动进行了规定。而对于一般社会主体而言,遵守法律规定既是不损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体现,也是谨慎注意自己人身和财产利益的基本要求。
  实际上,单行法对于一般社会主体要求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76条所规定的“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是对应的。例如,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内容就体现了这一点[9]。另外,《侵权责任法》76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之间也表现出了有机联系。《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的适用条件所要求的“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和“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受害人的禁止规定和道路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相互对应的。
  值得注意的是,“行人不得非法进入高速公路”不等于“高速公路经营者有义务确保无任何行人非法进入”{8}。这就意味着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功能期待并不是以成功防止受害人非法进入高度危险区域作为权衡标准,而应当以法律规定的具体要求为准。只要管理人依据单行法律规定的要求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就可以同时认为其符合《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的“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要求。另外,由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法律是确定、可知的,在这个意义上,管理人是没有任何理由推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因此,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性是具体的,这也为判断管理人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提供了可靠的标准。
  (二)“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无法防止受害人“故意”和“自甘风险”的损害
  《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的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来源于单行法律。法律规定安全保障义务既有维持管理秩序的考量,也有预防和避免普通大众非法进入高度危险区域遭受损害的功能。但是,应当理性对待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是说法律规定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就绝对能避免受害人进入高度危险区域。在原因力上,受害人的损失可能主要是自甘风险的后果,而不是管理人疏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结果。因此,《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的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有一定边界。
  具体而言,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防止受害人“故意”和“自甘风险”的损害。在受害人对非法进入高度危险区域遭受损害存在故意的情形下,无论管理人采取多么充分的安全措施和警示措施,都难以阻止受害人对于损害的追求。质言之,在受害人故意的情形下,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受害人的损害发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联系。而且,《侵权责任法》27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因此,如果管理人能证明受害人存在故意,那么就应免除责任。
  无论管理人是否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受害人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区域,本身就属于自甘风险的行为。在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的法律中,当受害人自甘冒险时,通常依过失相抵制度对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进行相应地减轻{6}162。在过失相抵的适用中,也存在过错比较的重要过程,以避免发生行为人因为受害人的轻微过错而免除责任的不公结果。可见,基于受害人自身的重大过失,管理人也可以产生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效果,而这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在一定意义上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
  尽管如此,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在管理人已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前提下,受害人自甘风险进入高度危险区域遭受损害的,该如何解释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受害人损害之间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在管理人已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前提下,可以推定受害人存在过失,因此可以主张减轻其责任[10]。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一方面,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和受害人的过失属于相互独立的对象,在逻辑上管理人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受害人是否存在过失不具有直接相关性。即使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受害人也可以基于自身过失而发生损害。另一方面,管理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受害人基于重大过失而发生损害,不仅可以发生减轻管理人责任的效力,还有可能发生免除管理人责任的结果。当受害人的重大过失是损害发生的全部原因时,可以免除管理人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法律对受害人进入高度危险区域行为进行了禁止或者限制规定,因此,受害人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区域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如果没有受害人实施该违法行为,《侵权责任法好饿但是不想动》76条就没有考量“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必要性。在《侵权责任法》76条中,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是以受害人非法进入高度危险区域行为作为前提条件的。在因果关系上,受害人的违法行为才是受害人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
  综上,在《侵权责任法》76条中,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一定的边界,该义务设置的意义不在于考量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因此该条款不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反之,将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用于判断受害人过错是否存在,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既然《侵权责任法》76条不属于过错推定责任,而且第76条又规定于高度危险责任章节,由于高度危险责任是危险责任的一个类型[11],因此第76条属于严格责任的范畴。高度危险责任作为最典型的严格责任,毫无疑问其免责事由应当有严格的限制。《欧洲侵权法原则》在设计严格责任的免责事由时,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危险程度越高,免责的可能性越低[12]。据此,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实际上是严格责任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管理人责任免除的限制条件。
  (三)“安全保障义务”的功能价值:因果关系上的价值考量
  《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的高度危险区域责任以管理人承担责任为前提,只是其以责任减轻或者免除对管理人的责任方式作了反向规定。虽然在责任构成中不需要对管理人的过错进行考量,但是不意味着管理人不承担一定的义务。这也是《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实质理由。
  在高度危险责任中,由于不需要考虑行为人的过错,因此规定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不是考量管理人过错的规范基础。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高度危险责任作为严格责任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为中心。而受害人的过错本身就是责任免除或者减轻事由,在这个意义上,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可以认为是对管理人责任减免效力的限制,此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完全以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来限制受害人的重大过失产生的减免效力,无法充分揭示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与管理人获得责任免除或者减轻效力之间的本质联系。
  实际上,“安全保障义务”不仅具有考量过错的规范作用,而且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承担一定的价值判断功能。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在侵权法中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包含事实判断和法律价值判断两个层面,前者判断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因果联系,后者进一步在法律价值上对前者予以修正和补充,并最终确定因果关系{9}。管理人承担的高度危险责任在本质上就是不作为侵权行为的后果。安全保障义务的作用就在于以法律规范的价值判断功能弥补不作为侵权中因果关系在事实性和相当性方面的不足{1}。因此,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也承担着判断因果联系的功能。
  《侵权责任法》76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第37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相似之处。有学者指出,在第37条中,如果经营者实施了其应当实施的作为行为,损害后果不会发生或者可以减轻,则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认为存在因果关系{10}。除此之外,关于《侵权责任法》37条,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在商场、车站、学校、幼儿园等场所,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商场、学校等安全保障义务人尽到安保义务的,对损害发生没有原因力,因而是第三人侵权行为{11}。此类观点认可了安全保障义务在认定因果关系上的法律意义,这同样适用于管理人的不作为行为与受害人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以管理人尽到了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以避免或者减轻损害,来解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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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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