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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刑事程序公正的国际标准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上)
【英文标题】 International Criteria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he Amend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Part II)
【作者】 岳礼玲陈瑞华【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比较法
【中文关键词】 程序公正 公正审判权 人权保护 无罪推定 辩护权
【期刊年份】 1997年【期号】 3
【页码】 44
【摘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了“公正审判”的词语,作为国际人权法律的一个准则,“公正审判权”已有40余年的历史。其宗旨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保护公民个人免受不合法、专横地剥夺人权或其他的塞本权利和自由。关于公正审判权,国际上有众多的标准。其权利的内容大致可分三种:防御性权利;救治性权利;推定性权利。其标准包括公正审判;独立审判;法庭中立;无罪推定;及时获知被控罪名和理由等等。我国新修订的刑诉法在加强对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程序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辩护权得到进一步保障;进一步完善了强制措施、审判方式等。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修正后的刑诉法在一些方面与刑事司法的国际最低标准仍存在差距。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012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改。这个新修改的法典已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在这个新修改法典的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如何处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规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公正审判的词语。然而公正审判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它的理论及实践的发展状况如何?这些问题还尚未在我国的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领域真正地展开讨论。我们愿意借此一席之地贡献我们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材料收集及初步的研究成果,希望法学研究的同仁及司法工作者加入到我们对此的研究及探讨行列。本文拟分三部分对此专题进行探讨:一、简述什么是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它的具体标准及其内涵;二、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接近和达到国际刑事程序公正标准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及其差异;三、存在差异的根源及法律改革的困难所在。
  一
  公正审判权[1]作为国际人权法律的一个准则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权利的设立是用来保护公民个人免受不合法、专横地剥夺人权或其他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特别是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这一宗旨决定了虽然公正审判权利原则适用于每一个诉讼案件,但由于其主要的原则和标准更多地涉及刑事诉讼中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设立及保障,因此它对在刑事诉讼中如何保障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具有重大意义。
  在当今世界,涉及审判公正性的标准无以计数,而且较复杂,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但大体上可分为下述三类:(1)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基本人权公约,如:《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2]《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Inhuman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3](2)联合国所属机构(如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制定的有关刑事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法律文件,如《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等等。(3)一些重要地区的人权保障条款。它包括非洲人类及人民权利宪章(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Right)以及美洲人权公约(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等多个全球及区域性公约。这些法律渊源随着人权保障在诉讼中的加强以及诉讼民主化的发展进程有逐步扩大和越发具体化的趋势。对公正审判权进行解释的主要国际机构包括:人权委员会;欧洲议会及人权法院;美洲内议会及人权法院等。这些国际机构通过对一些案例的解释更加详细阐述公正审判权的内涵及不断发展和构造这个权利。
  从内容上看,这些国际标准除极少数涉及犯罪的受害者在刑事司法中的权利保障以外,大都是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标准。这些权利大致可分为三种:(1)防御性权利。即为对抗控诉方的指控、抵销其控诉效果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如获知被指控的罪名和理由,拥有为准备辩护所必需的时间和便利,获得辩护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不受强迫自证其罪,获得翻译的有效帮助,对他方证人予以质证并申请法院传唤本方证人出庭作证,等等。(2)救济性权利。即对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裁判,要求另一机构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程序性权利,如要求法院对其所受的逮捕、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进而要求保释,要求有关机构对其所受的非法逮捕、羁押或错误判决给予赔偿,要求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所作的判决予以复审,等等。(3)推定性权利。即通过赋予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一定的义务,而在客观上使受追诉者享有的程序保障,如在被依法证明有罪之前推定无罪;受到独立、公正无私法庭之公开审判;不因同一行为而受双重追诉、审判或科刑,等等。
  从立法目的上看,这些国际标准虽然在世界各国国内不直接发生法律效力,但在国际法律文件中设立这些标准旨在为各国刑事审判程序和刑事司法活动提供一种“最低限度”(minimum)的法律标准和要求。这种“最低限度”标准有以下特点:(1)它们能为各国普遍适用。这些标准超越了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评价其刑事审判制度和程序公正性的基本标准,也是各国在其刑事司法改革中所要实现的基本要求。任何国家和地区只要承认了这些标准的合法性,即有义务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全面贯彻这些标准的要求,以确保其刑事审判制度具备基本的伦理基础。(2)它们属于最必要和最起码的标准。确立和遵守这些标准并不一定使各国的刑事审判制度完全符合正义的要求,但不遵守这些标准则必然导致刑事审判的不合理和非正义,从而使那些受裁判影响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3)它们具有开放性和容纳性。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不断通过制定一些新的国际法律文件,增设新的国际标准,以促使各国在优先满足这些标准要求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其刑事司法的伦理水平和保障程度。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在一个国家的刑事审判制度中确立这些国际标准具有两方面的直接意义。首先,符合这些标准的刑事审判程序具有形成公正结果(尤其是使受刑事追诉者免受不公正的定罪和科刑的结果)的能力。这些法律标准为国家对个人的追诉和惩罚设立了一系列的障碍,使刑事被告人拥有与追诉方相对应的程序权利,甚至还拥有一些必要的“特权代并使其具备为维护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而与国家进行平等抗争的机会和能力。由此确保国家对个人所作定罪、科刑决定的公正性,最大限度地防止冤枉无辜,从而减少美国学者德沃金所说的关于刑罚的“道德耗费”(ethical cost)或“道德错误”(ethical error)。其次,坚持这些标准可确保受刑事追诉者在审判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对待,即作为一个自主的法律主体,与国家官员拥有同样的人格尊严,并与他们一起进行平等的协商、交涉及理性的争辩、论证和说服。由此使受刑事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不沦为被动承受国家追究、消极等待国家处理的“客体”,也不沦为被国家机构仅仅用来协助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而本身即成为一种“目的”。在这些法律标准的保障下,被告人可以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其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得到承认和尊重。
  不仅如此,一种刑事审判制度确立了这些国际标准,还可以确保国家追诉机构和裁判机构的权力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使国家对个人的定罪决定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作出,并建立在阴确的刑事实体法原则和规则的基础上,从而使法庭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得到受刑事追诉者及其他广大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和信服,保证国家的法律实施过程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这有助于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法治秩序。
  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能否在中国适用?对于这一问题、不少学者和专家尚存有疑义。有人认为、所谓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实际上是一些西方国家通过联合国的法律文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标准,它们体现的是西方国家的法律价值观、是与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相协调的,因此,只有东方法律传统、实行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中国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在自己的法律制度中贯彻这些标准,或认为这些标准过于理想化;还有人坚持认为,在刑事审判领域根本不存在什么“国际标准”、“最低标准”或“基本标准”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实行什么样的刑事审判制度,完全是它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这些观点强调的是各国刑事审判制度的特殊性和个性,反对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和对本国法律的妄自菲薄,但它们忽视了各国刑事审判制度的普遍性和共性。实际上,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今中国也是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随着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生活在不同社会的人们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共同点也越来越多。人们对什么是最理想的刑事审判制度、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如何确保被告人、被害人的基本权利等问题也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尽管他们在不少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二战”以后,联合国在其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中均设有关于保障受刑事追诉者权利的“最低标准”。在过去的20年里,联合国及其所属的国际组织在不少法律文件中就刑事审判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制定了越来越详尽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几乎涵盖了刑事审判程序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无法再以本国国情、法律传统、社会价值等的特殊性为由拒斥那些越来越为各国所公认的公正审判的“最低标准”。另一方面,当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在于,承认个人、主体与国家一样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法所规范和调整的不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包括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如何对待其本国的国民,尤其是如何对待那些可能被剥夺基本权利的国民,这再也不仅仅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或所谓“不容外来干涉的‘内政’”,而是可以为国际法律规范直接或间接调整的事情。对于任何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违背基本的人道性、公正性和合理性标准的行为或作法,都应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尽可能的制裁。因此,如果说在刑事审判活动领域存在着一些绝对的、最高的权利保障标准确是令人可疑的话,那么刑事审判程序中“最低标准”的存在则是几乎不容置疑的。那么,中国究竟适用哪些有关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适用联合国在各种法律文件中制定的所有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国际法律文件都不为中国所承认,也当然对中国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那些中国已经参加或承认的国际公约中确立的公正审判标准对中国政府确实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因为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国参加或批准的国际公约在该国具有高于其他法律的效力,所有与该国际公约相冲突的法律或规定均属无效。例如,中国自1980年起先后签署、批准并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对于这些国际公约中有关刑事司法标准的规定,中国政府负有在立法、司法等各个领域加以贯彻的义务,这些国际标准在中国是适用的。又如,中国自80年代初恢复参加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活动以来,参与起草、制定并参加了一系列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如《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等。这些法律文件中有关公正审判国际标准的规定对中国也同样适用。
  二
  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作为有关国际人权法律文件确立的基本人权保障标准,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任何人受到国家机构对其基本权利和自由(尤其是个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进行的非法或任意的限制或剥夺。这些标准集中规定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第14条之中。根据这一条款,任何一个受刑事追诉者在其刑事责任被判定时均享有“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法庭举行的公正和公开的审判”。由于这些标准都是有关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最低限度标准,因此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又将其直接称为“基本的公正审判标准”(the basic fair trial criteria)。[4]在下面的论述中,笔者拟按照《公约》第14条为被告人确立的各项权利保障的顺序,对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作一分析和评价。对于其中每一个标准,笔者均参照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所作的有关评论、解释,力图对其内容和适用范围作出准确的分析。当然,由于各国在社会制度、政治结构、经济制度、法律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它们在确立和理解公正审判国际标准方面会采取不同的方法,甚至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笔者在此分析和介绍的是国际人权组织为各国的刑事审判活动确立的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因此,这些标准及其内容和要求应理解为普遍适用于各国。
  (一)公开审判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第10条和《公约》第14条(1)的规定,受刑事追诉者享有获得法院公开审判的权利,这被视为公正审判的基本要素之一。公开审判包括两大基本内容,即整个法庭审判过程的公开和法院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所作的最终裁判的公开。获得法院的公开审判既是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也是普通社会公众的一项民主权利。为了保证被告人切实获得这一权利,法院的审判一般应采取口头和公开的形式,法院有义务将公开审判的时间和地点预先公布于众,并且为公众旁听法庭审判提供充分的便利。在审判过程中,法院或法庭不得将在场旁听审判的人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而应允许当地人、国内其他地方的人甚至国际观察家在场旁听,并且允许新闻记者在场报道。
  公开审判的例外情形应受到法律的明确限制。法庭在作出不公开审判的决定之前,应当慎重考虑在此情况下作出不公开审判的理由是否要比保障公众或个人因公开审判所获得的利益的理由更加充分。如果公开审判的例外情形不能充分证明举行不公开审判是完全合理的,那么法庭应当考虑只不公开审判一部分,或者只是将法庭采纳证据的过程不子公开。公开审判的例外情形主要是指:由于民主社会中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或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时,法院可以不将审判过程的全部或一部分向社会公众(包括新闻媒介)公开。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解释,[5]不公开审判所赖以存在的道德理由主要是指有关诉讼参加者的陈述将会对旁听者产生有伤风化或者令人畏惧的影响。在涉及性犯罪的案件中,这种道德理由尤为突出。在为避免使公共秩序受到威胁而举行不公开审判的情形下,法庭必须考虑到公开审判是否足以造成这种威胁。为避免“国家安全”受到破坏,法庭应考虑审判过程是否涉及国家的国防秘密。审判过程中涉及的当事人的私生活利益主要是指其家庭生活中的利益,例如离婚,监护,涉及性犯罪的少年诉讼程序,这些问题在公开审判过程中会受到无理的损害。
  尽管存在一系列公开审判的例外情形,但是法院所作的实体判决必须公开,除非这样做会对少年被告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或者诉讼涉及儿童监护权的争端。判决公开的主要标志是法庭当庭以口头的方式宣布判决的全部内容,或者将判决书公开发表,以使被告人及其他社会公众了解判决的内容和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理由。
  (二)独立审判
  根据《宣言》第11条和《公约》第14条(1)的有关规定,确保受刑事追诉者获得由依法设立的合格、独立和中立无偏的法庭举行的公正审判,是刑事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之一。1982年,国际律师联合会(International Bar Assoclation)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十九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司法独立最低标准的规则》1983年6月,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司法独立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世界司法独立宣言》。上述两个法律文件试图为建立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最低司法独立标准”作准备。1985年举行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就法院和法官独立问题为各国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的标准和规则。独立审判的根本意义在于,避免法庭的审判因受到外界的不当干预而可能出现的任意性或偏见,确保受刑事追诉者获得公正的审判。
  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解释,[6]一个法庭要做到独立进行审判,就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设立并执行审判职能,即根据实体法的规定对案件进行裁判,依照程序法的规定进行审判活动。这一审判独立的核心要求又被称为“实体独立”或“职能独立”。为确保法庭的独立审判,法律必须建立一系列旨在约束法官活动和保障法官顺利履行职责的职业行为规范,如禁止法官从事政党活动和经营活动,保证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享有言论豁免权等,同时每个主持法庭审判的法官的任职条件必须得到保障(即法官的“身份独立”),法官必须独立于法院内部的其他法官及上级法院(即法官的“内部独立”),而且法院必须在整体上独立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社会团体及政党(即法院的“整体独立”)。在审判独立的上述保障条件中,法官的身份独立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身份上的独立性包括:法官的任职、提升必须由依法设立的专门机构严格依据法官的能力、品质及经验等因素决定;法官的调转、惩戒、降职、免职等事务必须由法定的专门机构严格依照法定的正当程序进行;法官的任职期间、退休年龄、薪金待遇等必须由法律明确加以保障,并且不因法官执行审判职能而受到不利的影响。
  (三)法庭中立
  法庭中立(Impartial,又译为“不偏不倚”)是一项与独立审判有着密切联系的国际标准,其基本含义是,法庭在制作法律裁判时应当将其结论建立在经过各方辩论和质证的客观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而不受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压力、诱导、威胁或不适当的干预,不论其来自哪个部门或个人。对法庭中立威胁最大的是法庭成员在审判之前或审判过程中对控辩双方中的一方产生偏见(bias or prejudice)或者对案件事实或裁判结论形成预断(prejudication)。如果说审判独立因为要求国家建立一种能确保法官严格依照法律规则进行审理和裁判并免受任何外在因素不当干预的法律机制,从而为法官公正审判创造了较佳的外部环境的话,那么法庭中立则要求法官在审判时不得对案件的结局存有先入为主的预断,也不能对控辩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产生偏见,从而确保法庭审判的公正性。审判独立的实现仅仅为法庭中立的形成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外在条件,但法庭中立的完全实现尚需其他一系列条件的保障。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解释,[7]判断法官是否保持中立地位应当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1)主持法庭审判的法官是否在诉讼过程中处于主导或决定性的地位;(2)法官是否在审判之前和审判过程中处于主导或决定性的地位;(2)法官是否在审判之前和审判过程中产生了会对其裁判结论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的预断性意见;(3)法官是否在开庭审判之前已经参加了有关诉讼活动而又不得不对同一个案件作出裁决。一般而言,法官遇有下列任何一种情况都会被认为难以保持不偏不倚的地位:一个原来在本案中曾担任检察官或者辩护律师的人现在成为主持法庭审判的法官;主持法庭审判的法官曾积极地参加在审判前对本案进行的秘密调查,或者曾在本案的初审或其他已进行完毕的程序过程中担任裁判官;法官与案件中的当事人有某种足以对公正审判构成威胁的关系;法官与诉讼正在争议的事实或案件结局有直接或间接的个人利害关系;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或裁判结论的形成有明显的预先判断;存在着其他足以导致人们对法官的中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理由,等等。因此,为确保法庭保持最低限度的中立性或者不偏不倚性,法官遇有上述任何一种情形,或者在其他任何一种会导致人们对其中立性产生怀疑的情形下,均必须放弃对本案的审判或者回避。
  (四)无罪推定
  《宣言》第11条(1)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公约》第14条(2)规定:“凡受刑事追诉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推定为无罪”。这被视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保障,也是公正审判的一项基本要素。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解释,无罪推定包含以下基本要求:(1)在任何刑事案件的审判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由控诉一方承担,这一责任是不可转移的;(2)无罪推定是一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但控诉一方要推翻这一推定,必须在有权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的机构或者个人面前,将被告人有罪这一论点证明到确实存在的程度,或者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3)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承担任何有关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责任,裁判者在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存有怀疑的情况下,应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4)无罪推定既适用于审判阶段,也适用于审判前阶段,它始终赋予所有国家司法机构一种基本的义务或责任:在诉讼过程中不得对审判的最终结果作出先入为主的预先判断;(5)无罪推定原则意味着被控告者在审判前的地位及应享有的权利。这就要求将审判前的被羁押者和已决犯区别开。羁押被嫌疑者的理由应被限制在保证他们能够出席审判,防止他们对证据的妨害,以及防止进一步的犯罪发生。执法人员不应将审判前的羁押作为对被羁押者所实施的刑罚。
  无罪推定实质上是一种对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保护性假定,它通过赋予被告人在法律上处于无罪公民的身份和地位,确保其享有一系列的特殊权利和保障,使其拥有足以与国家公诉一方相抗衡的能力。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的解释,被告人在审判前所享有的保障,诸如不受与其被控告的罪行不相适应的强制措施,在被采取搜查、扣押乃至羁押等限制其隐私权或人身自由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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