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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刑事诉讼效率论
【副标题】 基于效益价值的法经济学分析(上)
【英文标题】 Treatise on Efficiency of-Criminal Procedure:an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with the Value of Efficiency(Part I)
【作者】 李文健【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效率 效益 成本 收益 错误成本 伦理成本 成本配置
【期刊年份】 1997年【期号】 5
【页码】 40
【摘要】

刑事诉讼效率价值既涉及到物质性因素,又涉及到精神性因素,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程序的运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二是效果的实现须符合诉讼主体的欲望和需求即合目的性。从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刑事诉讼同样存在投入与产生的关系即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问题,以经济性投入换取非经济性产出是其有别于其它社会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对刑事诉讼的效率机制进行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在刑事诉讼的投入与产出活动中始终占据着积极的、主导的地位,本文所言及的成本与收益的概念,也主要是从国家的角度而言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056    
  在当代社会,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效率的高低,可以反映出该国刑事司法制度在实现民主、公正途径中的科学化程度或进步性程度。鉴于此,世界各国无不将效率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价值目标而积极地追寻。
  对效率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难题―社会需求与资源稀缺的矛盾。面对这一难题,西方法律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到法学领域,开展了一些富有成效的探索。在这种研究工作推动下,效率一跃成为当代法学积极探索的一个价值主题。当前,我国法学界对效率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效率问题引入刑事诉讼领域作一尝试性探索,以就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效率的价值结构及其规定性
  (一)效率的价值结构
  近年来,国内学者比较乐于使用“效益”一词,并将其作为一个价值概念而反复提及。然而,效益一词的涵义较为混杂,汉语词典对该词的解释为“效果和利益”,但在西语中却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词与之相对应。人们多将“efficiency”译为“效益”,实际上是与“效率”同义的。笔者认为,“效率”与“效益”两个概念所表示或传递的价值内涵或价值目标是相同的。这如同我们谈“公正”与“正义”一样,二者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如果说二者存在着区别的话,那么也仅是对同一价值目标的强调面或侧重点不同而已。效率侧重于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过程价值,而效益则侧重于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价值。故而,人们在日常语言中往往对某一社会活动中所经历的过程状态的好坏以效率来评价,而对某一社会活动所导致的结果状态的好坏以效益来评价。事实上,就效率或效益所体现的价值结构而言,过程状态与结果状态是密不可分的。人们也总是结合事物发展的过程状态和结果状态,从联系的角度对社会活动进行效率评判或效益评判。如果某项社会活动仅呈现出一种好的结果,而产生这种结果的活动过程却是不科学或不合理的(比如浪费了许多经济资源),那么这一社会活动就不能说是有效益的;同样,如果某项社会活动只是过程简捷、经济,但其导致的结果却是违背人们的主观目的或愿望的,那么这一活动自然也不能说其是有效率的。可见,效率或效益的价值的内涵是一种二元关系结构。从哲学的角度讲,它呈现的是一种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发展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一般将其描绘成投入与产出之比。
  尽管效率抑或效益的价值内涵是一种二元关系结构,但人们对效率或效益的价值认定往往偏重于其结果状态。在社会活动中,人们多寄望于该活动能够产生出一种好的物质结果或精神产品,而对产生这种物质结果或精神产品的活动过程即方式或手段的优劣状况却关注得不够。在这一点上,“效益”一词的提法和使用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这一现象也反过来蕴示,在效率评价上,人们对社会活动发展的过程机制揭示得不够。针对这一缺陷,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从研究人的欲望(Wants)和需要(Needs)入手,提出和发展了效率机制学说。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欲望和需要是无限的,然而现实世界能够提供或满足人类需要或欲望的资源和方式却是有限的:第一,客观能够提供的物品是有限的,一定的经济资源只能提供一定的产品;第二,时间是有限的,生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使一切欲望和需要都得到满足;第三,由于一定的欲望或需要的满足要以他人提供的劳务为前提,而他人提供的劳务是有限的,因此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方式也是有限的。[1]鉴于此,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以有限的资源和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要,这就是所谓的效率机制(Mechanism of Efficiency)问题。于是,追求和探讨效率的解决方案或实现途径,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最热切的主题,以致于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用途中间进行配置的科学。”[2]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启示,即对效率的追求不能只偏重于它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把握生产或产生这种结果的方式、手段的过程机制,以求在最佳状态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要。故而,笔者在本文中更愿意用“效率”一词来表达这一价值追求。
  (二)刑事诉讼效率的价值规定性
  将效率价值导入刑事诉讼之中,问题显得比较特别,这种特别之处在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效率所体现的二元结构关系―过程状态与结果状态之间缺乏一种统一的测量尺度。不同于物质生产活动,人们可以根据其物质资源的投入与物质产品的产出之比对其效率的高低进行统一的经济性测量。而刑事诉讼是国家惩罚犯罪、保障无辜的一种社会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必须付出高昂的诉讼成本。这涉及到诉讼过程的经济性问题,其过程状态可以用经济尺度来衡量。然而,刑事诉讼毕竟不是一个物质生产过程,它的“产品”通常是非物质性的,该活动的结果状态往往是精神性的,而不能用经济尺度来测量。正缘于刑事诉讼结果的非物质实体性和非经济性,我们用“效果”一词更能切合地反映刑事诉讼的结果状态。于是,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效率评价就牵扯到两种尺度,它既涉及到物质性因素,又涉及到精神性因素;既要促使诉讼投入满足经济合理性的要求,又要保证诉讼产出符合人们的目的或欲望,产生好的效果。这种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纠合或许正是法律活动有别于物质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效率价值主要体现在:
  1.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既然刑事诉讼是一种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活动,那么在当今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其投入与产出之比必须符合经济合理性的要求。一般而言,追求经济效率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一种是多投入多产出,以达到经济效率极大化;一种是通过减少成本消耗,力求以最少的资源投入来达到效率的极大化;还有一种是投入的成本或资源不变,只是通过改进成本或资源的投入方式来实现效率的极大化。上述三种途径都不失为提高效率的有效方法,但在资源稀缺、成本有限的条件下,显然后两种方法比第一种更经济、更合理。在刑事诉讼领域里,究竟选择何种途径或方法来追求诉讼效率的极大化,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民情及本国的司法实际状况来决定。但是,面对诉讼成本高昂,案件积压严重、司法活动拖延的共同难题,世界各国不外乎通过科学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和合理地设计诉讼程序的方法予以解决。这是实现刑事诉讼效率的最主要内容。
  2.刑事诉讼效果的实现必须符合诉讼主体的欲望和需求。从诉讼效果而言,诉讼效率的高低并非体现为一定的物质结果或精神产品的量的多少,而是体现为这些物质或精神结果对诉讼主体的欲望和需求的满足程度。在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由分别代表国家利益的专门机关―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以及代表个人利益的诉讼参与人共同组成。因利益基础不同,所以,不同的刑事诉讼主体的欲望和要求也不尽相同。从专门机关的角度来看,开展刑事诉讼以是满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需要为重心的,其目的在于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即保障国家刑罚权的实现,以维护社会秩序。因而,国家专门机关对诉讼效率的考察主要表现在惩罚犯罪的覆及程度、准确程度和执行程度上。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角度来看,尽管其参与刑事诉讼的欲望和目的比较复杂,尤其是刑事被告人是被强制参与诉讼的,但一般而言,当事人参与诉讼是以满足个人利益的需求为重心的,他们都期望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祈求司法机关公正地实现对自己或他人的法律处置。因而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诉讼效率的考察主要体现为法律正当程序的实现程度、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及对裁判结果的满意程度等方面。可见,从诉讼效果状态来考察诉讼效率,应当兼顾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利益。因而,诉讼效率的极大化或最佳化是在满足国家(专门机关)的利益愿望和满足公民个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利益愿望之间实现的。笔者认为,对刑事诉讼效果状态的考察,实际上是对刑事诉讼满足刑事诉讼目的程度的评价。众所周知,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一双重目的既代表了国家利益,又反映了诉讼参与人的利益。可以说,刑事诉讼目的吸收了不同诉讼主体之间的综合欲望与需求,因而刑事诉讼对诉讼主体欲望与需求的满足实际上就表现为刑事诉讼效果的合目的性。
  总之,诉讼过程的经济合理性与诉讼结果的合目的性是刑事诉讼效率中两项基本的价值内容或价值规定性。诉讼过程的经济合理性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寻求最佳的方式来科学合理地利用诉讼资源,诉讼结果的合目的性实际上是要求刑事诉讼结果的实现必须符合公正、秩序和自由的价值目标。在笔者看来,刑事诉讼效率的价值实质是通过寻找最佳的方式,即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所以说,刑事诉讼效率的两项价值规定性是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的,这种联系性基于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间的相互包含或相互融合。许多有识之士指出,效率与公正、秩序或自由等价值目标是竞合的,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对公正、秩序和自由的追求。庞德认为,“我们以为正义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德行,它也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我们以为它意味着一种制度。我们以为它意味着那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它能使生活物质和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和做某些事情的各种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给予满足。”[3]庞德对正义的阐释实际上将其定义为一种效率机制。对此,波斯纳也深有同感,在其代表作《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波斯纳指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指效率。在很多的例子中,我们可看到,人们形容不经审判而定罪,无合理的报酬而取走财产或不能请求疏忽的机车骑车对被害人给予损害赔偿是不公正,在这些事例中,这些行为的最好解释是浪费资源。尽管不当得利原则可以从效率的概念导出,稍微思考,即可得到在资源稀少的世界,浪费是不道德的结论。”[4]波斯纳的这段话无非是想揭示效率与公正的某些竞合之处,它说明效率的价值内涵是比较丰富的,正因为如此,效率愈来愈多地被关注于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的专家学者们所赏识。在当代,效率不仅成为经济学家们苦心追逐的价值目标,而且也跃成为法学探寻的价值主题。
  二、刑事诉讼活动的经济分析
  法律经济学家认为:“法律所创造的规则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费用,因而这些规则的后果可当作对这些隐含费用的反应加以分析。而且,我们认为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类的经济概念是解释社会,尤其是解释理性的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反应行为的基本范畴。因此,立法官员和受制于法律的人们的理性行为有多大范围,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有多大范围”。[5]上述看法并非法律经济学家们信口开河的狂言,试从经济的角度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周围的法律事务以及我们所涉足的所有法律领域都摆脱不了经济效率规律的支配,都回避不了投入与产出这一经济机制的调理。作为一种特定的法律活动——刑事诉讼也同样如此,无论是从客观的表现上,还是从诉讼主体的主观认识中,刑事诉讼都是一种能够产生一定收益,同时又需要支付一定成本的活动。
  投入(Inputs)与产出(Outputs),这两个概念原本是用来刻画物质生产领域中产品经营规律的,然而,当人们以经济的眼光来观察诉讼行为时,则发现:“诉讼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受制于投入产出规律的经济行为。从微观上看,诉讼过程中各主体所作出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耗费同主体从诉讼裁决结果中所获得的收益之间的比值关系,制约甚至决定着主体的行为选择。在客观层次上,诉讼耗费与诉讼效益之间的关系体现和反映着诉讼的基本价值。”[6]在经济领域中,投入与产出又可用成本(Cost)和收益(Gains)的概念来代替。显然,一定的投入需要耗费相当的资产,这就构成了生产经营的成本;而一定的产出一般会给生产经营者带来相当的收入,这就构成了收益。借用成本与收益的概念来解析刑事诉讼活动,更宜于我们把握诉讼中的效率机制。
  (一)诉讼成本分析
  仅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活动所需耗费的成本包括直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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