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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江西社会科学》
司法效率的逻辑基础与实现方式
【作者】 程关松【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法学博士}
【分类】 司法制度【中文关键词】 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判断权;司法程序
【文章编码】 1004-518X(2015)08-0153-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8
【页码】 153
【摘要】

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判断权的实现过程也即司法活动的展开过程。司法效率植根于司法活动的过程,发端于司法权运行的程序,是司法公正的内化标准。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因此,司法效率应是嵌入司法公正结构的效率,服从司法公正的要求。在社会转型期,“诉讼爆炸”使得司法效率的价值凸显,旨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司法改革必须将决定司法效率的要素和影响司法效率的因素区分开来,创新提高司法效率的实现方式,明晰司法改革的正确途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8094    
我国正处于社会重大转型期,各种纠纷矛盾错综复杂、交叉重叠,必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才能高效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将纠纷的解决更多地纳入法治轨道,这意味着涌入司法程序的案件越来越多。为解决倍增的诉讼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国家将高效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高效是司法效率的一种良好状态,为实现高效的司法体制改革目标,必须正确认识司法效率的逻辑基础,妥善处理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创新提高司法效率的实现方式。
  一、司法效率的逻辑基础
  在传统的司法体系中,由于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矛盾纠纷较少,通过熟人关系筛选后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有限,效率无需作为基础性概念承担构造司法体制的功能。但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高度分化和复杂化,并在市场、货币、权力和网络媒介作用下网状化,产生了越来越繁复的矛盾纠纷,需通过司法途径及时解决,以便及时恢复人际交往,发挥财富效用。在此背景下,效率在司法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具有重要构造功能。
  按照传统司法理论,司法的根本价值是维护社会公正,而不是司法效率,效率是经济的根本价值。这种理论在维护司法公正的本质方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忽视了司法运行的客观规律。众所周知,司法权是一种基于事实与法律规定的判断权。联邦党人认为:“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1}(P391)可见,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我们知道,司法判断不是一个及时性的结果,而是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在司法领域中的运用过程。在司法活动过程中,法官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步骤和方法,并根据法律预设的时间和空间情景作出符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职业判断。司法判断过程是一个程序性约束过程,遵循程序约束是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程序法的对象不是人们的实体权利和义务,而是用来申明、证实和强制实现这些权利义务的手段,或保证在它们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补偿。”{2}(P17)程序法是国家根据程序性要求制定的规范司法活动及其过程的法律。司法效率只存在于司法程序之中,离开程序法要求就谈不上司法效率。
  从司法权的构成来看,司法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授予公民诉权;二是授予司法机关职权。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是保障个人权利实现的终极手段。司法活动是司法机关的职权与公民的诉权在法定程序内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司法活动过程中,法定步骤、方法、时间、空间都有特定的法律意义,它们约束职权的行使,保障诉权的实现。凯尔森认为,正是“程序法的一般规范,司法权力才被委托给法院。没有这一规范,也就不可能承认判决具体条件的那个人是‘法官’,是法律共同体的一个机关,不可能承认他的判决是法律,是一个属于构成法律共同体的法律程序的有拘束力的规范。”{3}(P163)司法过程和司法行为由程序法所决定。
  司法程序贯穿于整个司法过程的始终,司法权运行于司法程序之中,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人力和财力,始终存在司法成本问题。司法的程序性决定司法活动和司法行为需要支付一定的司法成本。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legal process)像市场过程一样,它的施行主要有赖于为经济私利所驱动的私自个人(Private individual),而不是利他主义者或者政府官员。”{4}(P678)在这里,波斯纳分析了驱动司法程序的经济动机。经济思考总会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司法活动中,不存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形,司法活动和司法行为内在地存在司法成本,产生司法效率问题。根据科斯定律,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条件下,能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故任何旨在提高司法效率的改革,如果脱离或弱化司法的程序性对司法效率的内在决定性作用,不可能是理性的司法改革路径。旨在提高司法效率的改革应以理性的程序设计为基础。
  司法活动是一项专门化的活动,它由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推动。由于司法主体的理性有限,并不能完全呈现案件事实,为保证司法活动实现法律所要求的公正,程序性约束成为公正价值实现不得不支付的代价,这是人类做出的理性选择。在司法程序中寻求司法活动和司法行为的效率是由司法的程序性属性决定的,司法效率也只能在程序改进过程中才能获得正当性与合理性。
  二、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辩证关系
  司法活动存在效率,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高效地实现公正,为此必须妥善处理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效率与公正的一致性以及效率与公正的价值排序问题。
  传统司法理论认为,司法的终极价值是追求社会公正,效率不是司法的价值目标,二者并不具有一致性。现代司法理论认为,“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效率已内化为公正的重要标准。传统司法理论忽视了司法的程序性在复杂化社会对公正的能动作用。如果没有司法程序的运行,公正将无从实现,而司法程序内在地存在成本问题,效率反映了司法的程序性与公正的关系,表现为公正的一个维度。波斯纳认为:“程序制度在精确和成本之间追求最大的交换值。”{5}(P262)公正与效率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效率通过理性的程序设计提高了公正的层次。如果公正与效率本质上不具有一致性,那么司法程序的价值必将消失,司法权将演化成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司法权也不会存在。社会公正的追求如果诉诸赤裸裸的暴力,法治状态将不存在,社会公正也不会实现,因此司法公正是以司法效率为重要维度的公正。
  尽管公正与效率内存关联,但司法活动和司法行为的根本价值是追求公正,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效率,二者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根据平等与效率相互关系的理论,司法效率属于矫正正义所必须支付的代价,并不具有司法本体论意义。波斯纳也认为,当效率用以表示使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时,它作为社会决策伦理准则也是有局限性的。{6}(P15)效率不能独立于公正而存在,也不具有优先性。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正是因为颠倒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违背了这一认识。
  现实生活中,效率与公正之间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非一致性。二者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的变化依赖于法律权利界定、程序规定与分配成本之间的关系。当权利界定和程序规定理性化时,分配成本降低,二者的一致性上升,紧张关系下降;当权利界定和程序规定非理性化时,分配成本增高,二者的非一致性上升,紧张关系上升。司法改革的目标就在于追求二者的辩证统一。
  当司法情势发生急剧变化,公正与效率之间会出现紧张关系,司法政策必须做出价值选择,产生价值排序的需要。我们知道,自司法机能形成以来,公正一直是司法活动和司法行为的最高价值目标。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高度复杂化和技术化,社会风险不断增加,以致形成所谓的风险社会。为降低社会风险,高效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司法效率价值凸现,以致出现了效率优先的极端化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法律资源配置上的效率优先意味着:在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价值居于优先位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价值标准。”{7}(P246)该观点的错误显而易见,将经济领域中的自愿交易原则直接引入非自愿交易的法律领域,犯了怀海德称之为“错置具体感的谬误。”{8}(P38)就是竭力倡导司法效率的波斯纳也不赞成将效率价值作为司法的最高判准。他认为:“帕累托优势状态意义上的效率概念还依赖于财富的分配——支付意愿和价值这一分配的函数,这限制了效率作为社会利益的终极准则。”{6}(P16)还有一种较为温和的观点认为,效率与公正的价值排序依赖于司法所处的社会情境,它们并没有等次上的差异。这种观点颇为流行,成因极为复杂,错误亦需细辨。哈耶克认为,任何程序性保障措施的价值都必须以接受法治的价值为前提条件,如果无助于法治价值的实现,任何程序性保障措施都没有存在的价值。{9}(P277-278)效率只有有助于促进公正的实现时才有价值。
  以上我们从司法的内部构造角度分析了效率与公正的辩证关系,发现了效率内化为公正重要维度的背景和历程,这一内涵也能从宪法体系的功能派分和法治机构的机能分化角度得到印证。现代宪法体系明确划分出立法、行政和司法功能,不同法治机构承担相应机能,除了权力运行制约的考虑之外,借助于职业化和专业化分工提高法治效率也是宪法体系的重要价值目标。尽管如此,宪法分工仍会考虑不同法治机构运行的特点,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有侧重。一般情形下,立法权的配置侧重慎思善决,行政权的配置侧重果断有效,司法权的配置侧重慎察明断。由于社会急剧变化,法治机构产生一种相互借鉴的需要,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引入公正机制,司法机关也越来越多引入效率机制,这是社会复杂化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趋势。然而,具有不同功能的法治机关的权利属性和运行方式毕竟不同,效率的表现方式和实现方式仍然存在差异。司法机关应该避免与其他法治机关比效率。司法效率不是与其他法治机关相比较的效率,必须根据自身需要确立效率的内容和实现方式。司法过程和司法活动有它独特的价值追求和运行方式,绝不能为效率而效率,而是追求高效的公正。如果司法改革将公正嵌入效率结构之中,而不是将效率嵌入公正之中,势必消弱宪法体系的功能派分系统,混淆法治机构的功能,最终出现功能混同的局面,损害宪法权威,也会危害审判独立,削弱司法的基础。
  我们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权的本质,根植于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司法效率是司法运行的过程性实现,根植于司法权活动的程序性要求。司法效率应是嵌入司法公正结构的效率,必须服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对于司法公正而言,司法效率不具有本位性和优先性的品质,而只是司法公正的助成要素。
  三、司法效率的实现方式北大法宝
  决定和影响司法效率价值实现的要素和因素极其复杂。司法效率的构成要素根植于司法程序之中决定效率的高低改造不合理程序是其主要方式;司法效率的影响因素是以司法程序为中介而作用于效率的,这些因素往往与不合理的司法运行方式或者不正当的司法行为结合在一起影响司法效率。司法效率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实现:一是根据时代变化的需要,改善和重构司法效率的构成要素。二是通过司法的程序性改造阻隔司法效率的影响因素。当然,要完全实现司法公正制导下司法效率问题,除司法改革自身以外,还需要各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配合。
  (一)正确认识司法的社会效率与私人效率的关系
  司法的社会效率与司法的经济功能密切相关,司法的经济功能主要通过司法的社会效率表现出来,而司法的社会效率则通过司法的私人效率表现出来。司法的社会效率对经济的作用具有间接性,并不表明司法活动应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那种将经济活动中的效率优先原则直接引入司法活动之中,认为司法效率优先,为了司法效率可以牺牲司法公正的观点,实质上是混淆了司法的社会效率与司法的经济功能的概念以及它们的不同表现形式。
  尽管司法的社会效率是通过司法个案的私人效率表现出来的,但二者仍然可能存在冲突,司法的社会效率的追求有时可能牺牲个案的私人效率,但这不是一个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冲突问题,也不能认为这是为了追求社会效率而牺牲个案的公正问题。这种冲突反映了司法效率价值体系的内在冲突,是司法效率整体制度设计与具体制度运行的关系问题。波斯纳认为:“法律制度的资源配置功能反映为政府对这种制度支付部分成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正当经济理由。如果法律制度的功能只在于解决纠纷,那么我们将这种制度的全部成本加于纠纷当事人还是适合的,但是它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建立一套旨在影响现存案件当事人和其他人的未来行为规则。”{4}(P679)实际上,司法的社会效率属于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但当司法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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