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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具结的反思与重构
【副标题】 兼评《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之规定
【英文标题】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ecognizance in the Leniency System of Juvenile Guilty Plea: Comment on the Article 174(2)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作者】 刘浩【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法定代理;国家亲权;个别化处遇
【英文关键词】 the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recognizance; legal agency; Parens Patriae;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文章编码】 1674-5612(2019)05-0121-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21
【摘要】

认罪认罚具结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其本质是对已查证的犯罪行为予以认可并对此表示负责与悔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的规定,无论法定代理人是否同意,均可以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导致了理论上的矛盾和实践中的操作困难。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具结制度与法定代理制度产生冲突,其冲突本质即是国家亲权与自然亲权的博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重构。重构的方向在于以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的方式,通过第三方机构中立客观的评估,对涉罪未成年人实现个别化处遇。

【英文摘要】

Recognizance is the core of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which is to admit the proven criminal act and show responsibility and remorse for it. According to article 174(2)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can be applied to juveniles whether the legal agent agrees or not, which leads to theoretical contradictions and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in practice. Under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the leniency system of juvenile guilty plea conflicts with the legal agency system, and this means the conflict between Parens Patriae and parental rights.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to reconstruct the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for juveniles with the interests of juveniles as the core. The direction of reconstruction is to achieve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of juveniles involved in crimes through a neutral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 initiated by the procuratorate at its own initiative and implemented by a third-party institu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720    
  
  

认罪认罚具结对于审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具有重要意义,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内容。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纳入我国刑事司法体系,并通过第174条[1]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结程序做出了规定,其第2款明确了三类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案件。但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不需具结仍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方面,让未成年人享受制度优惠,通过轻刑化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的呼声不断高涨;另一方面,这一规定对目前的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带来了一定冲击。

一、立法背景

与历次修订相比,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涉及条文较少,时间也较为仓促,主要目的在于及时吸收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成果和衔接监察法的需要[2]。在比较宝贵的条文数下,立法仍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给予了制度关注,这其中的背景值得研究。

(一)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形势严峻

从法院系统数据统计情况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体数量并不大,并成逐年下降的态势,从总量上尚达不到“严峻”的态势,甚至可以说我国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但是此类数据往往经过了基层组织、公安、检察等部门的层层分流,并不能完全代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发生的样态。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趋势明显,极端事件频有发生,甚至有未成年人被黑恶势力利用,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社会影响。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到来,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为我国未来发展提供充足的、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已成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考虑问题。

同时,随着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和新兴媒体的不断扩张,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恶性犯罪往往快速传播并受到夸大宣传,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恐慌。从生理、心理层面来看,未成年人基于智力发育、社会认知、辨识接受能力都与成年人存在差异是根本性的,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但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物质水平的快速提高,未成年人从外型到心理上都与上一代人产生了显著差别,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冲突现象。部分成人在表现上更为幼稚化,喜爱时尚流行。而部分未成年人则在表现上趋向早熟,在成人化的语境下进行行为或模仿。这种代际冲突现象催生了“成人化少年”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印象。当未成年人实施成人化犯罪时,公众往往表达强烈的不满和严惩的呼声。这种呼声忽视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发展要求,但在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尚未建立的当下,其一旦得不到有效化解必然会造成社会的恐慌和司法的失信。

(二)国家亲权意识的觉醒

国家亲权,即国家作为未成年人的最高亲权人,享有最高的监护权限。基于实践的考虑和人伦道德的需要,国家将教育管教的部分权限委托给父母。但当未成年人的父母不能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国家将以亲权人的身份介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认识始终停留在初级的家庭层面,出现问题或是一放了之或是刑事处罚,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和明确的责任主体。随着国家亲权思想的不断传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未成年人不仅属于家庭,也是整个国家的未来财富。未成年人涉罪,不仅是家庭教育的不力,更是国家保护的失效。因此,国家有责任建设一个让未成年人得以顺利成长的社会环境,有义务以保护而非一昧惩戒的措施处理未成年人的触法行为。国家亲权理念的精髓在于保护,其建构了“非刑罚的替代性措施处理少年违法的哲学基础”,从而奠定了其在少年司法制度建构的基础理论地位{2}。

国家亲权在刑事司法中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推动刑罚观念的转变上。国家的责任不应是单纯的打击犯罪,更应该谋求促进涉罪未成年人的矫正与回归,使其成长为合格的公民。未成年人刑罚目的不应是报复,而是帮助挽救未成年人,使其尽快回归社会正轨。因此,教育刑理念逐渐发展起来,其以主观恶性和再犯危险为主要考量,主张通过教育改造犯罪人反社会的性格,达到矫正目的。而保护主义的教育刑,是当前未成年人司法的核心所在,也成为国家亲权理念下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关键因素。

(三)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初见成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口资源出现了长期的单向流动,城市生存环境日益残酷,包括犯罪在内的各类社会冲突激增。由于相对成熟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公众对司法权和司法制度的依赖加深。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法治进步的动力。由于整体司法体系压力过大,既有程序不能满足社会冲突处理需要,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进司法分流,提高司法效率的构想被提上司法改革议程。在两年的试点过程中,认罪认罚从宽这一符合现实国情又合理吸收了国际先进经验的刑事司法制度展现了巨大的生命力,仅试点第一年就审结刑事案件91121件,占到试点地区同期审结刑事案件总量的45%{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推进了本轮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改革进程,成为新一轮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一大亮点。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在试点过程中,未成年人能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始终存在着一定的摇摆。在“两高三部”的试点方案中,仅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不得适用认罪认罚,对与速裁程序等衔接上未作出区别性规定[3]。各试点地区的实施细则中也存在着同样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究竟能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所回避。笔者调研所见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多地检察官在制度落地之前称“不鼓励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但在纳入制度建设后期,立法者明显的对这一制度寄予厚望,希望降低其适用门槛,扩大其适用范围,以促进未成年人轻刑化推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矫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之评析

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恶性较小,矫治潜力大,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中往往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因此《刑事诉讼法》第174条是作为唯一规定认罪认罚具结的条款,以第2款排除了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具结的适用情况。但是,研究立法规定中未成年人的独特之处,不能止步于明文规定,必须要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具结制度的内涵,并挖掘第2款中3项规定的内在逻辑。

(一)认罪认罚从宽具结制度的内涵

在古代汉语中,“具”字作为动词使用,意为备办;“结”字则引申为“判决”“治罪”使用,以至后来表示保证负责或承认了结的司法文书都被称作“结”{4}。因此,“具结”即为向司法机关做出的对自己行为表示负责的文书或表示。具结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古代又称“甘结”,取“甘心(自愿)了结”之意,早在宋代就成为了司法活动中的常用制度{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结”多连用为“具结悔过”,在刑事、民事、行政司法领域都有着较多的适用。在受到非刑罚化思想影响的刑事实体法领域,具结悔过成为了一种常用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4]。而在刑事程序法领域,则是以一种程序性保障措施的面目为人熟知[5]。

与传统具结相比,认罪认罚具结制度的外延有所限缩,专指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证如实向办案机关供述罪行,接受量刑建议并同意适用速裁或简易程序。传统具结多作为终局性的文书存在,是对某一案件或者行为的最终处罚或制约,而认罪认罚具结则是在诉讼过程中存在,并不必然对审判结果产生制约。虽然有人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双赢”,但仍需要说明的是,认罪认罚具结并非订立合同契约,其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其本质仍是国家追诉权和公诉裁量权的体现,现阶段并不存在罪名和罪责交易适用的空间{6}。因此,认罪认罚具结制度的基本内涵可以解释为:被追诉人在法律帮助下,做出自愿认罪并同意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书面意思表示的刑事司法制度。

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备了实体和程序的双重意义,认罪认罚从宽具结制度也存在着实体性的处置和程序性的保障两类基本功能。具体来说,认罪认罚具结制度涵盖以下功能:一是证据功能,即认罪认罚具结制度仍是证据收集的诉讼环节,通过该制度签署的具结书具有证据功能,可以参照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进行审查和采信。即使犯罪嫌疑人撤回认罪认罚,认罪认罚具结书仍具有证明有罪供述的证据效力[6]。二是程序功能,即犯罪嫌疑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对其进行审判,并通过此项承诺得以尽早摆脱诉累。而司法机关也通过简化司法程序得以减轻工作压力。三是量刑功能,即通过犯罪嫌疑人具结,确认了其认罪认罚事实,体现了其认罪悔罪态度,并得以依法从轻乃至减轻刑罚。当然,从司法实际角度来看,此项功能还涵盖了侦查、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的选择适用情况。

(二)《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的内在逻辑

从试点和立法文件上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以适应整体的司法改革和法治社会建设进程,因此,也有学者称其目的为“公正基础上的效率优先”{7}。但是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现实与理论基础却与成人有着明显的不同。总体而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不大,办案压力主要来自前期社会调查和后续跟踪帮教等方面,司法效率压力相对较小。以2018年为例,当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未成年人审查起诉案件55051人,提起公诉39760人,仅占当年提起公诉总量的2.3%{8}。正因如此,各地司法机关中的未成年人司法部门往往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只能寻求扩展案件类型来保障案件数量,以确保专门机构的存续,但这仍未能避免多地未成年人专门机构纷纷裁撤的现实。在这种司法现实下,所谓的“公正基础上的效率优先”导向显然不符合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念,这从对速裁程序的排除适用上也得以体现。笔者认为,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应在于“认罪”,即通过司法手段促使其真诚认罪悔罪,根据未成年人特点对其进行帮教、感化,以达到教育矫治的目的。而“从宽”并非对其提高司法效率的奖励,而是未成年人司法本身的应有之义。

具体到该款规定,共有三项内容,除兜底条款外,主要是针对盲、聋、哑人、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等弱势群体的排除具结适用的规定,这是我国刑事程序法的惯例,既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也符合刑事程序正义的要求。在立法者看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属于“宽”,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利好,甚至是公法角度的纯授益性行为,因此应该尽量让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得以适用。其“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实体处罚从宽,让犯罪嫌疑人因认罪认罚得以宽大处理,甚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二是程序措施从宽,这既包括了强制措施的选择适用和起诉的与否,也包括了快速处理和审结,以使其在司法上免于处于长期不确定的状态。以“从宽”结果来看,确实得以让犯罪嫌疑人得到较为宽大的处理,因此在制度不断摇摆的情况下,立法者最终仍是选择了对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降低其适用的门槛。

但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群体不同,立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并非一概不适用认罪认罚具结制度,而仅是“有异议”的情况下才不需要签署具结书。换言之,当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不存在异议,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作为审查认罪认罚真实性和自愿性的依据。此项措施的理论基础如前文所述,是因为立法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其在如实供述的前提下应该享受此项制度红利。但未成年人特殊之处在于认知、表达能力较弱,法律上不承认其有完全的刑事诉讼行为能力,其利益需借法定代理人加以维护。当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时,依照其代理权限和刑事诉讼程序,其意旨即代表未成年人意志,当然的需要进行具结,并因此产生权利义务关系。但在法定代理人拒绝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之时,则被认为可能存在滥用法定代理权限的行为,代理行为并非从未成年人利益需要出发,而是根据法定代理人的个人主观意愿。在国家亲权的视角下,当法定代理人未正确行使权利,以致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不利后果时,国家有权代位行使代理权限,根据未成年人的实际需要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三、立法问题与司法困境

从法条规定来看,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体现的并非未成年人意志,也有可能不是其法定代理人意志,那么其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自愿性就值得商榷。同时,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在这一环节的角色如何定位也存在一定的理论争议,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许多困难。

(一)立法条文中存在的问题

从此款规定的目的来看,体现着国家亲权理念的提升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思路的转变,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今社会,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使得社会的组织与分配方式产生巨大变革,人们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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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揭秘”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情况[EB/OL].(2018-06-02)[2019-04-12].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6/id/3325642.htm.  {2}侯东亮.少年司法模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8.  {3}周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EB/OL].(2017-12-23).[2019-03-10]http://www.npc.gov.cn/npc/cwhhy/12jcwh/2017-12/23/content_2034523.htm.  {4}沈玮玮.从甘结到具结悔过:传统民事司法信任的转变[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29.  {5}[日]内藤乾吉.六部成语注解[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15.  {6}董凡超.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解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有关问题[N].法制日报,2018-12-13(003).  {7}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16(2):50.  {8}张军.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EB/OL].(2019-03-12)[2019-03-19].http://www.spp.gov.cn/spp/gzbg/201903/t20190319_412293.shtml.  {9}盛长富,郝银钟.论少年司法处遇个别化原则——基于相关国际准则的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2(4):80.  {10}[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2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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