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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新形势下警情通报价值的发挥
【作者】 李越奇【作者单位】 四川警察学院
【分类】 公安管理法
【中文关键词】 警情通报;舆情形势;多维价值;应对策略
【文章编码】 1674-5612(2019)05-0135-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35
【摘要】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件、行使监督权提供了便利,社会转型期更为复杂的治安形势和社会矛盾让公安工作更易成为舆论焦点,这都使得公安机关面临前所未有的舆情风险。因此,公安机关只有充分发挥警情通报在传递信息、塑造良好形象、提供安全感方面的重要价值,及时转变对应对媒体的态度、加强媒介素养的培育、完善敏感警情的舆情预警和应对机制,才能有效应对涉警舆情、化解舆情危机。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718    
  
  

一、警情通报的多维价值

(一)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公安机关作为保障公共安全的机构,公众关注度极高,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办理情况,公众总是急切想了解真相。对此,公安机关常常借助警情通报向公众传递有关信息。公安机关是否发挥好警情通报传递信息的功能,往往对案件办理的社会效应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太伏镇,2017年4月1日6时30分,太伏中学初二4班男生赵某俯卧在学校男生宿舍外水泥地上,被发现时已死亡。事件发生后,立即引发广泛关注。4月2日,“泸县发布”公布:“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尸表检验和调查走访,赵某损伤符合高坠伤特征,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具体死亡原因需依法按程序待家属同意后尸体检验确认。”{1}

而此时,微信朋友圈有了传闻:赵某是拒绝校霸勒索的要求后被活活打死扔下楼的,后背淤青,手脚被打断。更有传言指出,因为殴打赵某的5名校霸中有县长、镇长和派出所领导的子女,所以爷爷奶奶报警了派出所也不管。校霸家长愿意私了,赔偿100万给赵某家人……

一时间谣言满天飞,警方“排除他杀”的结论并没得到广泛认可。

4月3日,“泸县发布”再次发声,就在社交平台和网络上广泛传播的“赵某被同学打死”的谣言进行辟谣,并表示将对已经查实有造谣、传谣违法事实的网民依法进行处罚。此次发布旨在惩治谣言,却引发新一轮舆论热议,甚至新的谣言应声而起,比如当地为了封锁消息,村、镇干部上门让群众签字领封口费……

持续一周的舆论热议、饱受质疑的政府态度、此起彼伏的网络谣言,一直到4月7日“四川公安”发布了关于泸州市泸县太伏中学学生赵某死亡事件的情况通报,舆论才初步平息。

一起普通的安全事件如何引发众多关切、追问、质疑,值得反思总结。但当地警方在几次通报中只是简单发布结论,没有对如何得出结论作出解释,澄清事实真相,这是引发议论、质疑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及时准确地公开权威详实可以公开的信息才能有效遏止谣言,这既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体现,也是突发舆情的正确应对。

(二)塑造形象的有力工具

警情通报除了能传达警方执法办案过程中的重要情况,还是一种舆情应对的重要载体和方式,其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

发生在2018年的“昆山反杀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18年8月27日,刘海龙因行车问题与他人引发口角导致冲突,提刀追砍自行车车主于海明,却被反砍身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此案发生后,昆山市警方在经过依法侦办、详细调查后,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撤销案件,并就此案件发布了一个详细的通报,最大程度回应了公众关切的问题,彰显了警方负责任的态度,塑造了积极主动自信的形象。该事件获评2018年中国十大法治影响力事件,也被写进了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入选正当防卫典型案例。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昆山反杀案”折射出新时代的进步与民意对法治社会的正面推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这首先得益于当地公安、检察机关履职尽责、应对得当。

如果说,处于有利舆情形势下的正确应对,对于公安机关的公众形象是锦上添花。那么,负面舆情若处置稍有不慎,极易使公安机关陷入舆论漩涡,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例如,2018年10月15日,湖南省株洲县渌口派出所副所长赵明众因女儿被教师罚站,以女儿被教师何某被打耳光为由,指派渌口派出所一位民警和一民辅警将教师何某带至派出所拘禁长达7小时。事件曝光后,舆论哗然,对于民警公权私用、违规办案的讨论全网发酵,当地党政机关都面临着强大的舆论质疑。10月18日,株洲县公安局发布了警情通报,对赵明众作出停止执行职务的决定。19日,株洲县纪委发布了关于赵明众的处理通报,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免去副所长职务,并调离公安系统。

此次非法拘禁事件影响虽十分恶劣,但当地严肃处理涉事民警并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消解了负面舆情,也挽回了公众形象。

(三)营造安全感的重要媒介

实践中,一起案件的目击者始终是有限的,更多的人获知案情是靠道听途说{2},但传播范围窄,不易引发大规模恐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社交平台的普及,一些影响公众安全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刑事案件,小道消息会爆炸式传播,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印度心理学家巴萨德认为“不安感”是流言发生和传播的重要推动力”{3}此时,如果警方仅将精力放在案件侦破或调查事情真相上,极易造成权威信息的缺位,甚至抹杀警方作出的一些努力。

2018年10月28日10时08分,重庆万州发生公交车坠江事故,12点03分,多个媒体称事故系一女司机逆行所致,并配上了女司机的照片。消息一经发出,舆论的焦点顿时集中在女车主身上,该司机经受了谩骂羞辱、网络暴力,甚至又衍生了对女司机驾驶水平的讨论。直到28日下午6时左右,“平安万州”才发布通报,表明事故是因公交车在行驶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轿车司机邝某的丈夫表示“理解网友,但不能接受”。此次由谣言传播引发的网络暴力事件,网友的非理性行为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当地交管部门的警情通报写作的被动性、舆情响应机制的滞后性更值得重视。

公安机关不应该只是“不破不报”,仅对已发生已处置的警情进行通报;而应该主动出击、建立以警情通报为载体的动态通报制度。通报中要对主体身份、情节、动机等公众关切的问题进行解释,不能在通报中写明的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解析和科普,灵活运用通报形式澄清谣言。

二、新时期警情通报面临的挑战

(一)传播载体的变化带来舆情形势的变化

党政公文是党政机关履行职责、处理公文的特定公文,它的传播是一种组织内传播。警情通报作为情况通报的重要类型,其本质特征是公开性。但在传统媒体主导时期,承担采集与传播信息的往往都是行政机构、社会团体和组织,党政机关报刊容易占据舆论主流地位,民众信源相对单一,许多负面信息和新闻都可以在行政手段和其他人为控制下瞒而不报。因此,在这个时期,通报的传播范围有限,往往局限于一时一地,舆情价值并未彰显。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发广泛,警情通报的传播平台逐渐从传统媒体转移到新媒体,尤其是两微(微博、微信)等兼具社交功能的媒体,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无限扩大。警情通报中涉及的案件极易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传播而衍生较大的社会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警情通报不仅具备了传递信息的功能,还应体现反馈和互动。这与传统宣传格局下的警情通报一经发出既已完成的特性完全不符,它的传播过程与效果已经发生了变化。

纵观近年来多起重大舆情事件,很大一部分争议的焦点在于政府部门的回应不够及时、不够清晰。情况通报成为行政机关对外发布信息的一种重要载体,违法犯罪事件天然地容易成为舆论的中心,警情通报自然会比其他类型的通报更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其舆情价值值得审视。

(二)受众的变化使得评价标准复杂化

警情通报要求警方在符合法律规定和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向公众提供足够详实的信息,但过早公开侦查信息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抓捕,这使得公安机关在实践中往往遵循“不破不报”的原则。

另外,公安工作的专业性导致警情通报的内容与网友民众的实际认知有差距。根据企鹅智库发布的《2019—2020中国互联网趋势报告》显示:我国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总数为8.27亿,其中手机网民约为3.78亿,移动互联网在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中达到了45.7%的渗透率{4}。一些关键案件信息警方不透露或是不能予以适当的解释分析,容易被网民误解甚至谣言被广泛传播。

2018年2月18日,江苏省金坛市一男性律师在家中身亡,据传闻他当时身中30多刀,而当地警方经过数日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排除他杀”,并发布了关于金坛“2·18”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情况通报,详细披露了死者的伤痕情况。不过这一结论并未得到家属认可,公众也觉得难以置信。这一典型案例很好反应了警方在对外发布信息所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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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吕庆福,谢佼.新华社记者采访被干扰: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EB/OL].[2019-09-23].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70405/30391089.html.  {2}李华文.论信息公开条列实施后警方对案情的通报[J].江苏警官学院,2008(1):176-180.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7.  {4}腾讯智库.2019—2020中国互联网趋势报告[R/OL].[2019-07-10].https://tech.qq.com/a/20190612/000756.htm.  {5}彭聪.公共领域中民间“英雄”与官方“替罪羊”的神话建构分析——以张扣扣案微博话语为例[J].视听,2019(6):185-186.  {6}张志安,沈国麟.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新闻记者,2004(5):11-13.  {7}唐雪梅.情绪化信息对舆情事件传播的影响研究[J].情报杂志,2018,37(12):124-129.  {8}慧婷.网络时代虚假新闻传播的社会动因及其防范[J].河南社会科学,2014(11):102-105.  {9}魏紫.女性主义自媒体的话语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8:22.  {10}王怡溪,赵云泽.正义的想象:后真相时代的媒体报道与网民舆论——以“张扣扣”案的舆情风波为例[J].新闻春秋,2019(3):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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