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公安行政应诉能力提升思考
【作者】 陈臻昱【作者单位】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区分局
【分类】 行政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行政诉讼;公安行政执法;应诉能力
【文章编码】 1674-5612(2019)05-0129-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29
【摘要】

面对新《行政诉讼法》施行所带来的应诉数增多、庭审要求更严格等挑战,公安机关需要改进执法理念,正确认识行政诉讼的功能,总结顺应当前行政诉讼的趋势,正视工作中存在的认识偏差、执法不规范、应诉人才缺少等不足,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行政诉讼,通过理念纠偏、教育培训、应诉队伍建设等措施切实提升行政应诉能力,增强执法公信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712    
  
  

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合法合理行使公权力主要途径之一。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贯彻执行,新《行政诉讼法》中登记立案制、异地集中管辖制度等的推行以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公安机关应诉工作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不仅在数量上,更是对执法全流程、量罚合法与合理性等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目前在公安法制部门工作,从事案件审核同时负责公安行政诉讼工作,深感当前行政诉讼给公安行政执法工作带来的挑战,而我们的应诉工作仍需进一步完善。鉴于此,笔者结合基层公安执法及诉讼工作实际,谈谈自己对公安行政应诉能力提升路径的思考,以期促进公安执法水平和应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一、当前公安机关行政诉讼情况现状及趋势

(一)新行政诉讼法施行,诉讼数量稳步增长

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的五年间,全国共受理行政一审案件751678件,其中以各级公安机关为被告的共70907件,占9.4%;共审结行政一审案件715397件,其中以各级公安机关为被告的共67576件,占9.4%{1}。全国共受理公安类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具体到年份为:2011年10153件,2012年10750件,2013年10533件,2014年14497件,2015年24974件,较去年大幅上涨72%。2016年全国共审结公安机关为被告行政一审案件24179件,较去年上涨约6%,2017年审结21011件,较去年下降13%{2}。由于2018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尚未发布因此2018年相关数据还不能得知。但可以发现,涉及公安的行政诉讼数量在经历了2015年的大幅上涨之后,整体的上涨趋势有所回落,甚至在2017年有所下降。

以A市公安局为例,2017年全局一审行政诉讼应诉案件共255起,比2016年上升74.7%。其中:市局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34起,比去年上升78.9%,其中因市局作出维持复议决定与分局作为共同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30起;交警支队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14起;分局(包括派出所)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207起,比去年上升62.9%。而2018年度A市公安局一审行政诉讼案件达301起,较去年上升18%,其中市局经复议案件作为共同被告42起,较去年30起上升40%。

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晰看到,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后,由于简化了立案条件,扩大了受案范围,大量原本难立案的“民告官”案件也进入到诉讼程序,而且,起诉期限由3个月延长到6个月,原告将有更充足的时间准备起诉,这些都是造成诉讼案件增长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新法规定复议机关即使是维持原行政行为也需要作为共同被告出庭应诉,加之新法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很多原告诉讼时往往会首先选择复议,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通过庭审见到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以期解决问题。

(二)打处矛盾转移,诉讼压力增加

从案件类别看,以A市公安局B分局为例,2015年行政诉讼50起。其中:31起由于征地拆迁导致非正常上访引起;2016年行政诉讼一审案件28起,18起为同样原因引起;2017年行政诉讼一审案件23起中,同样原因为11起;2018年行政诉讼一审案件27起中,同样原因为9起。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B分局几乎每年行政诉讼中近一半案件是由于征地拆迁环节引发矛盾,相关人员非常正上访被公安机关处罚,进而将原本跟公安机关无关的矛盾转移至公安机关。由于一些非访对象会不计后果,以同一项涉案事由,先后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的救济程序都走个遍,导致司法资源严重浪费。而随着行政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试点,法院法官对案件的审判标准逐步趋紧,对公安的处罚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公安机关的应诉压力明显增加。

(三)部分原告间串联现象、恶意诉讼情况显现

以A市公安局B分局为例,许多行政诉讼案件原告都为“老面孔”,此类人员之间经常相互联系,探讨应对公安机关策略,积极运用诸如行政监督、行政再审等法律手段提起诉讼,通过复议增加市局、市政府作为被告对象,提高诉讼审级,甚至聘请“黑律师”指导、代理诉讼,针对公安机关任一行政措施环节(诸如传唤、扣押、收缴等)在全案已经起诉的基础上再分别诉讼,故意提高起诉案件数量,并定期集中共同旁听法庭审理,试图通过公开庭审从而引起关注,扩大影响。

此外,在交警部门一些现场处罚并现场收缴罚款的行政处罚案件中,也出现一些拥有一定法律实务经验的原告,其非常清楚公安机关相关处罚流程和法院受案过程,特别是涉及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记录仪保存期限往往是3个月或者6个月,其往往在起诉期限届满最后一天前起诉,加上法院受理、寄送传票等时间,导致公安机关收到起诉状时候相关证据已经灭失。当然,此种情况是否有恶意诉讼之嫌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公民权利保护意识增强,对公安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由于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公民对于因扣押、传唤等强制措施以及不及时受案、政务信息查询等与自身利益相关情况愈加关注,容易引发诉讼案件的提起。现阶段主要集中在:一是部分报警人认为公安机关未按照其自身理解及时对相关纠纷进行受案调查,则要求公安机关出示不予受理治安案件决定书进而起诉公安机关不作为;二是许多群众由于不符合信息查询主体要求或是未按照相关规定提供证件及手续,从而对相关单位不满导致诉讼等。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二、公安行政执法及应诉中存在的常见问题

(一)对行政诉讼认识存在偏差

面对新《行政诉讼法》的施行,少数领导及民警思想上或多或少呈现出无动于衷的“麻痹症”、无所畏惧的“任性症”、无所适从的“恐惧症”,这些现象与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格格不入,也与弘扬法治思维背道而驰{3}。笔者通过走访基层派出所等单位发现,很多民警对行政诉讼的认识还只存在与听说过,实际参与到其中的人或经历过的并不多,但大部门民警普遍认为行政诉讼工作是一项负担,使得原本繁重的基层任务更加麻烦,因此,很多民警很不希望自己所办理的案件引发行政诉讼,甚至一些民警存在不愿意办理行政案件的倾向。此外,还有很多民警没有认识到行政诉讼是监督公权力行使的方式之一,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反而认为行政相对人起诉纯粹是“吹毛求疵”,甚至有部分处罚决定裁量过程中因为行政相对人表达出要提起诉讼的想法后,反而受到很严厉的处罚。

(二)执法理念缺乏更新

个别办案民警还不能适应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执法趋势,不能够按照“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要求,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4}。而且很多民警行政案件办理过程中依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场,对行政法的原则以及程序规定的理解不透彻,不明白相关程序制度设计背后的人权保障等理念。由于法学基础理念理解的偏差,加上对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缺乏准确地把握,执法过程中容易出现懈怠、态度不好、办案程序疏漏、裁量不公平公正等情况。

(三)警情纠纷处置不规范,导致应诉举证难

以A市公安局B分局为例,近三年以基层派出所为直接被告提起诉讼的有10起,而这些案件都是接处警所引发,造成行政相对人起诉派出所不作为。一方面,许多民间纠纷并非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而部分当事人不能理解,民警在出警过程中未能充分有效的说明情况或者告知其涉及的部门,同时部分处警过程中,未能通过执法记录仪全面摄录取证过程或是存在不文明用语情况,容易导致诉讼时陷入被动。另一方面,很多轻微的打架纠纷中,相关单位往往首先采取调解方式处理,但必须明确的是:必须双方愿意调解公安机关才能调解,如果有一方明确不愿意调解,公安机关应决定是否受理治安案件。客观来说,此类轻微打架纠纷通常仅有双方口供,且各执一词,缺乏现场物证、监控录像和旁观人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此基础上办案民警无论是开展调解、还是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处罚、采取强制措施,不仅难以取得理想效果,还容易导致一方甚至双方都对公安机关不满,继而引发复议诉讼等情况。

(四)案件调查取证办理存在瑕疵,应诉证据易被排除

尽管A市公安局近三年无一起行政诉讼败诉案件,总体执法水平值得肯定,但通过查阅卷宗,还是发现存在部分问题,同时通过相关的法院裁判文书,部分证据在庭审质证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解释而被排除,造成全案证据存在瑕疵。目前存在的程序和调查取证问题主要集中在:非现场发现违法行为人,不使用传唤证传唤;传唤、拘留不通知家属或者仅在拘留时一并通知家属,且部分通知手续流于形式未能有效通知;在处罚告知时,被处罚人要求陈述、申辩,不再次制作笔录予以记录其意见和书面告知复核结果(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听取其陈述申辩和复核形式,但A市公安局内部对此有明确规定,这一点值得赞扬。);部分纠纷引发治安案件受案不及时,滥用调解,调而不解情况普遍存在,或是未及时办理案件延长手续;部分案件在违法行为人主动供认的情况下,调查取证过于简单,未能详细核实涉案地点、物品等情况,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例如,吸食毒品案件中,吸毒人员所供述吸毒所在公共厕所早已被拆迁、吸毒所在的肯德基店实际并不存在等矛盾情况。此外,还有单位由于笔误将处罚决定书中法条或是复议、诉讼机关写错,这类笔误属于重大错误,需要补办相关手续更改,容易导致败诉风险,事实上我国其他部分地区就有因为处罚条款写错直接被判决处罚无效的案例。

(五)应诉人才队伍储备不足

笔者通过走访调研A市公安局各分局、职能部门、派出所等单位,发现派出所层面尽管都配备了专职或兼职法制员,但能够独立出庭应诉的人员屈指可数。各个分局层面委托代理人一般由2人构成,1名法制大队民警加1名办案单位领导,但实际整个应诉准备过程以及庭审时候的答辩还是以法制大队民警为主。在各分局法制大队中,通常由1到2人在日常各项工作中承担行政诉讼工作,但收到的应诉案件起数却不少,这也是导致应诉压力增大的原因之一。而从主要应诉人员的知识背景结构来看,大部门应诉民警是警校毕业,虽有部分人员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受过相应的专业庭审应诉指导的几乎没有,大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结合各类诉讼案件中的问题自己总结经验,在专业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耿宝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指南[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56.

{2}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EB/OL].[2019-06-27].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c15ac3fd6bd534567eec8e047941eb.html.

{3}戴中详,杨增.新行政诉讼法对公安行政执法的影响及对策[J].长江大学学报,2016(6):22-26.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4}高光顺.行政诉讼视域下加强公安行政执法工作的实践和思考[J].公安教育,2018(2):46-49.

{5}胡健.司法的尊荣和使命——香港2009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观感[J].政府法制,2009(7):10-11.

{6}中共中央中宣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99.

{7}中共中央中宣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85;86.

{8}余凌云.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中的若干调查措施——立法制度变迁的梳理与批判性思考[J].行政法学研究,2006(3):77-83.

{9}马怀德.行政法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500.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79712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