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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恶势力犯罪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Several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Evil Force Crime
【作者】 王林【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恶势力犯罪;软暴力;行为人刑法
【英文关键词】 evil forces crime; soft violence; perpetrator criminal law
【文章编码】 1674-5612(2019)05-0001-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
【摘要】

2019年4月9日出台的关于“扫黑除恶”的四个司法解释,在时效、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回应了上一阶段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黑”相比,恶势力犯罪由于缺乏规范性,亟需比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立法上解决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并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差距,认定恶势力的具体要素应该增加经济特征及“保护伞”的选项。软暴力在恶势力犯罪中具有独立地位,不需要依附硬暴力就可以单独支撑起恶势力犯罪。对恶势力犯罪依法从严惩处和行为人特征明显的除罪事由的刑事政策,彰显了行为人刑法的精神。但是在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中不能突破一定的限度,也要顺应行为刑法的潮流,力求达成二者的平衡。

【英文摘要】

The four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sweeping black and evil launched on April 9, 2019 have appeared some new changes in terms of timeliness and discretion, and responded to some problems in the previous stage of the special fight against evil. Compared with gangland crime, evil force crime needs to be regulated by law due to its lack of normative nature. There is no "qualit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nderworld organization and the evil forces but the "quantity" gap. The specific elements of the evil forces should includ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ve umbrella" option. Soft violence has an independent status in the crime of evil forces without relying on hard violence to support evil forces. The criminal policy punishes the evil forces crime severely and holds decriminalization reasons with obvious perpetrator features, highlighting the spirit of perpetrator criminal law.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trend of the criminal law without breaking through certain limit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vil force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716    
  
  

一、问题的提出

鉴于严峻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形势,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展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2000以及2006年的两次“打黑除恶”斗争,无论在部署机关、打击力度和斗争内涵等方面,都是对前两次“打黑除恶”斗争的全面超越{1}。为了保障“扫黑除恶”项斗争在法治的轨道上顺利向前推进,做到有法可依,在严厉打击黑恶犯罪的同时,充分保障人权,两高两部在2018年1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相关法律问题作出了全面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指导意见》的全面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进,一大批涉黑涉恶分子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是在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依法惩治黑恶势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法律适用问题,需要对《指导意见》进行细化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两高两部在《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在2019年4月又出台了《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同时考虑到近年来“套路贷”现象恶劣的社会影响以及“软暴力”在“套路贷”案件中的普遍使用,两高两部也出台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与“黑”相比,“恶”的规范性和制度性更弱[1],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恶势力刑事案件的争议更大。特别是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区别、恶势力犯罪罪与非罪的区分标准、恶势力团伙和恶势力犯罪集团[2]的层次区分、“软暴力”在恶势力犯罪中的定位、“黑”和“恶”中不同的财产处置方法等方面,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争议。本文主要以恶势力犯罪为研究对象,找出恶势力犯罪中的一些争议性问题,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进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解读

与《指导意见》相比,《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加时效的规定

在恶势力的行为特征中,《指导意见》只是要求“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时效并没有作出规定,虽然“经常”一词一般意味着违法犯罪活动的惯常性,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在实践中就会产生争议,以致于会出现间隔时间超过2年实施多次违法犯罪活动而被认定为恶势力的情况。笔者以为,要认定一个组织是恶势力组织,需要有2年的时效限定。

首先,如果一个违法犯罪组织实施一次违法犯罪活动后,长时间没有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从危害结果上来讲就很难在一定行业或区域造成较为恶劣的影响,而且缺乏一定连续性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很难体现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性,而组织性恰恰是恶势力犯罪和个人犯罪以及普通共同犯罪的最大区别。

其次,《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作出了2年的时效规定,也是为了和《行政处罚法》2年的追诉时效相衔接,毕竟恶势力组织所实施的行为有一部分是行政违法行为{2}。

(二)扩大自由裁量权

关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立条件,《指导意见》要求“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或者其他犯罪活动”,在犯罪的次数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三次”以上。而《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在这问题上进行了“模糊化”处理,要求“有组织地实施多次犯罪活动”[3],各地司法机关可以对“多次”进行灵活把握,自由裁量,可以是“三次”以上,也有可能是“五次”以上。

司法机关认定恶势力团伙和恶势力犯罪集团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恶势力在我国的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表现。农村地区的恶势力主要表现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我国农村地区特殊的熟人社会环境,这些农村恶势力并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更多是靠以血缘为基础的伦理控制,呈现出松散化和扁平化状态,但是在行为方式上,由于经济支撑的缺乏和组织成员知识的匮乏,赤裸裸的“暴力性”比较突出。而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地区,法治和规范意识相对较强,虽然认定恶势力并不需要经济特征,但是实际情况来看恶势力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更强,“公司化”成为黑恶势力的一个发展趋势。和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司法机关的力量更强大,恶势力如果继续单纯采取“硬暴力”的形式,就更容易被司法机关发现和打击,从经济成本分析的角度出发,“软暴力”成为恶势力团伙和恶势力犯罪集团越来越青睐的手段{2}19。和“硬暴力”相比,“软暴力”更加隐蔽,实施的成本也更小,实施的难度相对小一些,实施的频度也会相对大一些。因此,将恶势力团伙和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行为特征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以及有组织地实施犯罪活动的次数定义为“多次”,允许司法机关进行自由裁量也体现了司法的实质公平。

(三)突出刑事政策的重要性

刑法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规范的刑法学必须和刑事政策结合起来考虑,刑法依据刑事政策作出一定的调整,并不是对法治的背弃,恰恰是对法治运行规律的尊重。刑法和刑事政策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二者在重要性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针对某些犯罪、某个时期,可能规范的刑法本身发挥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而刑事政策只是起到有限的补充作用。而针对另一些犯罪和在一些“特别”时期[4],刑事政策在定罪特别是量刑中的重要性会得到提升,在遵守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刑事政策使刑法的规定更加鲜活,更加契合现实的需要{3}。

“依法从严惩处”是我国的刑事政策对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定的基调,其中“依法”是前提,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能脱离法治的轨道,司法机关要依法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依法保障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依法”的前提下,对黑恶分子要从严惩处。和普通刑事犯罪相比,针对恶势力犯罪的刑事政策主要体现在“从严”上,《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恶势力犯罪中的适用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来自北大法宝

首先,一般性的规定。针对恶势力团伙的纠集者和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以及主犯要体现“严”的一面,对依法应当判重刑或者死刑的被告人,要敢于判重刑或死刑,在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方面严格把握,同时充分利用资格刑和财产刑,这些都体现出宽严相济政策中从严惩处的精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不能一味地强调严,该宽的时候也要敢于宽缓,特别是针对恶势力团伙和恶势力犯罪集团中的罪责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相对不大的非纠集者、非首要分子、非重要成员、非主犯,具有法定或酌定的从宽处罚情节的,要依法从宽处罚,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即使是恶势力犯罪案件也要敢于适用缓刑[5]。

其次,特别的规定。我们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机械地把握,特别是在“立功”“重大立功”这个法定量刑情节上,由于立法者给予的是“可以”性的裁量性规定,而不是“应当”性的义务性规定。因此,对恶势力犯罪案件要整体把握、综合考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被认定为立功或重大立功时,如果对其从宽处罚会导致全案量刑明显失衡的,也不予从宽处罚。恶势力犯罪集团中除去首要分子的其他成员,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不能被认定为立功,一般也要酌情对其从轻处罚。恶势力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认罪认罚,但是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严重,也可以不对其从轻处罚。可见,这些特别规定体现出宽中有严和严中有宽,真正做到了宽和严的调和。

通过研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恶势力犯罪中的规定,刑事政策并没有超出刑法的边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直都在法治的轨道上向前推进,我国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不是以牺牲法治、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的“运动式”斗争。刑法和刑事政策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得到了完美结合,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于刑法的典范{4}。

(四)检察机关在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中的定位

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各个司法机关需要相互配合,同时又要相互制约和监督。检察机关在恶势力的认定过程中起了主导性的作用,这也是司法解释赋予检察机关的光荣使命。检察机关在恶势力认定过程中的主导性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对公安机关的制约性。公安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没有认定恶势力,检察机关可以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主动认定。检察机关如果认为认定恶势力的违法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了违法犯罪事实、同案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自行侦查,要求公安机关协助。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制约,体现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2.对法院的制约性。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没有明确认定恶势力,如果法院在审判期间想认定恶势力,是不能直接在判决书、裁定书中认定恶势力的,必须征得检察机关的同意。在程序上,要求法院建议检察机关补充或者变更起诉,如果检察机关明示不同意,或者通过在7日内不回复意见的方式默示拒绝,法院不能在判决书、裁定书中主动认定恶势力。检察机关在恶势力认定方面对法院的制约也是“不告不理”原则的体现。

当然,二审法院在审理只有被告人上诉的案件时,也要遵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不能将一审法院认定的恶势力升格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也不能将一审未认定为恶势力的情况主动增加认定为恶势力。如果是检察机关提起了抗诉,是否可以升格认定或者增加认定,笔者以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答案应该是肯定的{5}。

三、几个概念的对比

无论是恶势力团伙、恶势力犯罪集团,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组织,由他们实施的犯罪活动有一个共同点:有组织犯罪。有组织犯罪是和个体犯罪以及简单共同犯罪相对应的犯罪形态,有组织犯罪是复杂的共同犯罪,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个体犯罪和普通共同犯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有组织性”。通过聚合个人的体力和意志,形成一种裂变式的力量增长,实现对一定地区或者行业的控制、影响。黑社会组织在我国解放后就被彻底消灭,我国目前已经不存在黑社会组织滋生的制度基础,因此笔者主要对比“黑”和“恶”,以及恶势力团伙和恶势力犯罪集团{6}。

理论界一般认为,恶势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从教义学的角度来讲,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恶势力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特征的基础上,多了一个经济特征,经济特征凸显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诉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公司化”就是明显的例证,达到“以黑护商、以商养黑”的目的,但实际上很多恶势力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恶势力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虽然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的具体构成要素有重合,但是我们在区分二者时,要运用类型思维进行价值判断。具体的构成要素要进行可区分层级的对比,下面对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特征进行具体论述:

(一)组织特征

恶势力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都是典型的有组织犯罪,但是二者在组织性上存在高低之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组织性上要求“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性要求“3人以上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有明确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而恶势力团伙的组织性要求“一般为3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2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可见,三者都要求组织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但是三者的组织结构有层级区分,呈现出由高到底的递减趋势。从人员规模上来讲,3人就可以达到恶势力团伙和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规模要求,但是3人是不可能形成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最为严密和稳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次之,而恶势力团伙的组织结构是相对松散的,人员的搭配有一定的临时性。

(二)行为特征

从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的规范定义来看,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其共同点,只不过特意强调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集团“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我们还是要运用类型思维对三者的行为特征进行分层级分析。在行为手段上三者都是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黑社会性质组织应该是以实施犯罪活动为主,违法活动为辅;恶势力团伙是以违法为主,犯罪活动为辅;而恶势力犯罪集团也是以犯罪为主,实施违法活动为辅。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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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康均心.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3):7-10.

{2}刘仁文,刘文钊.恶势力的概念流变及其司法认定[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6):29-30.

{3}邱格屏.恶势力犯罪论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1(1):120-123.

{4}刘宪章,孙刚.恶势力违法犯罪的司法认定[J].中国检察官,2018(11):20-22.

{5}马力,李吉明,雷阳阳.检察机关在扫黑除恶工作中如何发挥检察监督职能[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8(4):19-21.

{6}于天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90-100.

{7}彭辅顺.黑恶势力犯罪的数罪关系与处断[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14-19.

{8}龙敏,吴加明.恶势力犯罪惩处之困境与出路[J].犯罪研究,2012(1):95-96.

{9}卢建平.软暴力犯罪的现象、特征与政治对策[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3):88-92.

{10}黄京平.黑恶势力利用“软暴力”犯罪的若干问题[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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