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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思考
【作者】 余捷【作者单位】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辩护;调查取证;讯问到场权;刑事辩护豁免权
【文章编码】 1004-4043(2005)-5(上)-0016-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9
【页码】 16
【摘要】 本文从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的相关缺陷入手,通过对刑事辩护制度的分析论证,结合当前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建议:赋予律师于侦查阶段辩护人之地位、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保证并赋予律师单独会见权和讯问到场权、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并引入证据开示制度、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9043    
  律师全面介入刑事诉讼,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共同的发展趋势。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依法参加刑事诉讼,不仅有助于指导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助于司法机关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司法公正。因此,赋予律师必要的诉讼权利、用完善的刑事辩护制度来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成为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0年9月7日,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这一国际性的法律文件。我国是该文件的签字国,应当遵守上述基本原则。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辩护制度在下列三个方面与该原则不相吻合:
  其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难以行使。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一规定并未直接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仅仅用了“可以收集材料”这一模棱两可的用语;而且辩护律师搜集材料还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甚至司法机关的批准。立法者所以如此规定,也许有某种特别的考虑,但这种规定对辩护律师无疑是相当不利的,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无疑也是不公平的。导致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常见的现象:司法人员调查取证时,“证人或者有关单位和个人”往往配合默契;律师调查取证时,“证人或者有关单位和个人”往往冷眼相待。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实际这是将律师应有的调查取证权变为“申请权”,转化为“经”同意或许可才能收集的附条件调查取证权。辩方缺乏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形式上讲显然不合理,地位上讲明显不对等,结果上就很难实现公平公正。
  其二,律师的阅卷范围受到限制。按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只能接触到诉讼文书和技术鉴定材料,到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犯罪的事实材料。第一百五十条改原来人民法院审前的实质审查为程序性的形式审查,规定作为公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只向人民法院移送案件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但是,对什么是“主要证据”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规定,这样就使得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有可能只能接触到对辩护没有实质意义的诉讼文书以及技术鉴定材料,而在审判阶段,由于检察机关出于指控犯罪的考虑,可能将一些有力的证据秘而不示,从而使得辩护律师无法在法院查阅到这些关键证据,无法切实履行辩护职责。
  其三,律师的执业安全存在潜在危险。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述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则进一步明确了这种法律责任: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对于何为“帮助”、“威胁”、“引诱”,何为“情节严重”,均没有明确的有权解释,而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又是站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对立面进行辩护,难免会有“帮助”、“威胁”、“引诱”之嫌。前文提到的联合国的基本原则,赋予了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民事和刑事豁免权。有学者提出,法律并未对司法官员尤其是警察、检察官在同等情形下实施的同类行为规定类似的法律责任,这是立法上的一种制度歧视。
  二、改革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思考
  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是现代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它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传统法律文化的界限和阻碍,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得到普遍确立。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国的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完善与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仍与有关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已严重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影响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形象。因此,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已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与刑事辩护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一)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主体地位
  根据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证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人的原则》第11条第1款亦有类似的规定,“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协助辩护”。对此,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已在法律中肯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中辩护人的地位。例如,在英国,“任何人在侦查的任何阶段,都应该能够与律师进行联系,并且同律师秘密面谈。他甚至可以在受到羁押的情况下这样做”。{1}在美国,当警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就应告诉他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此外,我国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也有类似规定,对被拘留之疑犯进行首次司法讯问时,必须有辩护人之援助。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又可以聘请律师提前介入(所谓提前介入,是与修改前的刑诉法规定相比较而言的)。这样就在法学界和实务界引发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处于何种诉讼地位的争论。而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这种提前介入的权利往往有名无实,既无法操作也没有相应的措施予以保障。例如,在侦查阶段中,侦查机关往往任意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设置种种障碍,所谓“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往往无法得到保障。至于规定的律师可以代为申诉、控告,因为律师看不到案件材料,不能调查取证,甚至无法会见当事人,不能掌握具体案情,因此根本无法代为申诉、控告。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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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光中.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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