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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论保险法上不可抗辩条款的法理基础
【副标题】 以不可抗辩条款的价值嬗变及实质为视角
【英文标题】 The Legal Basis of Incontestable Clause in Insurance Law
【英文副标题】 Taking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Value Evolution and Essence of Incontestable Clause
【作者】 袁继尚【作者单位】 新疆昌吉市人民法院{法官}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不可抗辩条款;保险合同解除权;拒赔权;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
【英文关键词】 incontestable clause;recission right of contract;repudiation right;principle of good faith;principle of justice
【文章编码】 2095-1140(2014)05-0051-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5
【页码】 51
【摘要】

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是不可抗辩条款价值嬗变的价值目标和发展趋势;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拒赔权的限制和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是不可抗辨条款的实质;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为基础,以对保险人和投保方之间的利益及保险业和社会整体利益进行衡平为手段,以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为价值目标,是不可抗辨条款的法理基础。

【英文摘要】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and beneficiary are the value targe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value evolution of the incontestable clause. To impose restrictions on recission right of contract and right of repudiation, and protect the insured and beneficiary are the essence of the incontestable clause. The legal basis of incontestable clause takes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as the foundations, with the method of balancing interest between insured and insurance applicant, insurance industry and the whole society,to achieve the value target of protecting the interest of the insured and beneficiar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4325    
  一、从约定到法定:不可抗辩条款的价值嬗变
  透过不可抗辩条款由约定条款到法定条款并发展至今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可抗辩条款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由缓和信任危机、扩大保险市场,逐渐过渡到抑制保险人道德危险,最终确立了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价值目标。不可抗辩条款价值的嬗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代表着保险业法治水平的不断提升。从投保方利益角度来看,不可抗辩条款价值演变过程,就是法律对其保护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
  (一)缓和信任危机、扩大保险市场:早期不可抗辩条款的价值追求
  不可抗辩条款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世界各国经济,尤其英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保险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保险市场竞争加剧{1}。
  同时,在人寿保险中,普遍存在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拒赔或赔付少于保险金额的情况。那时,英美国家保险业实行的是严格一致原则。如果保险人发现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全面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甚至对某一非重要事实曾有不实陈述的话,即可解除合同或拒赔。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时稍有瑕疵而滥用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使社会公众对保险人及其产品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出现了诚信危机。保险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公众对保险人的不信任,使得保险人面临双重困境,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就迫使有些保险人开始另辟蹊径,寻求新的出路。于是,不可抗辩条款应运而生。此时的不可抗辩条款并非法定条款,而是保险人主动在保单中插人的条款,后来人们称其为约定条款。约定条款是相对于后来的法定条款而言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由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而自由协商的约定。
  从上述背景资料不难看出,不可抗辩条款最初完全是保险人缓和信任危机、扩大保险市场的工具,并非出于对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的考虑。当然,客观上也可能会起到抑制保险人道德危险的效果。但这只是约定不可抗辩条款所附带的效果,不是保险人的本意,更不是保险人积极追求的价值目标。可以这么说,缓和信任危机、扩大保险市场是早期不可抗辩条款惟一的价值追求。
  (二)抑制保险人道德危险:不可抗辩条款法定化的标志
  1848年,英国一家保险公司率先在其保单中引入了不可抗辩条款。时隔16年后,美国曼哈顿人寿保险公司在保单中正式使用了不可抗辩条款。随后,不可抗辩条款逐渐被普遍接受{2}。保险人在保单中插人不可抗辩条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公众对保险人的信任危机,进一步扩大了保险市场,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当然客观上对抑制保险人道德危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只是客观上伴随的一种效果,并非保险人的本意。试图让保险人通过在保单中插人不可抗辩条款来抑制自己的道德危险,本身就是一个不太现实的愿望罢了,其效果可想而知。在保险实践中,保险人利用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不实告知而滥用合同解除权和拒赔权的现象频频发生,促使美国等国家深刻认识到用立法手段抑制保险人道德危险的必要性,并在立法中引入不可抗辩条款。从此,不可抗辩条款在许多国家逐渐被法定化。
  此阶段,不可抗辩条款不再是保险合同中的一个约定条款,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抑制保险人道德危险,必须借助法律的手段,即在立法中引入不可抗辩条款,使其法定化。而不可抗辩条款法定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抑制保险人道德危险。从试图对保险人的道德危险进行抑制时,不可抗辩条款开始法定化。换句话说,不可抗辩条款法定化的动因是出于对保险人道德危险的抑制。因此,抑制保险人道德危险是不可抗辩条款法定化的标志。
  (三)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不可抗辩条款的发展趋势
  防止保险人滥用解除权、抑制保险人的道德风险,是不可抗辩条款法定化的初衷。抑制保险人道德危险的目的,在于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这是不可抗辩条款法定化初期的功能价值。但,此阶段,不可抗辩条款对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的保障,仅仅体现在对保险人滥用解除权的否定。换句话说,不可抗辩条款是保险人滥用解除权时,对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的救济。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可抗辩条款属于救济规则,是对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被侵害时的一种消极保护。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不可抗辩条款,是对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的积极保护。合同成立两年之后,即使保险人有证据证明投保方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也不得以此为由而主张解除合同或拒赔。不可抗辩条款不仅仅是对保险人滥用权利的限制,而且出于对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的保护对保险人的正当权利也给予限制。有的国家将保险欺诈行为或严重欺诈行为归人不可抗辩条款适用的行为对象,即保护对象。保障范围之广、保护水平之高,表明不可抗辩条款的重心在于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北大法宝
  另外,在不可抗辩条款法定化的初期,它只适用于以死亡或生存为保险标的的人寿保险,体现了法律对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人之生存价值的保障。同属于传统人身保险的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不属于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范围,财产保险更是不可能适用不可抗辩条款。因为人寿保险之外的险种,不涉及对人的生存价值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制的进步,不可抗辩条款的险种范围不断扩大。先延伸到长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后来逐渐适用于所有的险种。立法价值也由初期的保障人之生存价值,演变到对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的保护。将来,不可抗辩条款的发展与完善,也要紧紧围绕“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这一中心。对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的保护,是不可抗辩条款发展的新趋势。
  综上,通过对不可抗辩条款价值嬗变的阐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意义上的不可抗辩条款通过对保险人权利的限制来达到保护被保险人、受益人的目的。不可抗辩条款对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的保护,说到底,是对投保方订立合同时违反告知义务行为一定期限之后的保护。与之前相比,此时保障范围更广、保护水平更高,不再只是对人寿保险中人之生存价值的保障,也不再只是为了抑制保险人的道德危险。因此,对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的保障,将是不可抗辩条款的发展趋势。
  二、不可抗辩条款的实质
  不可抗辩条款无疑是对保险人权利的限制,那么,不可抗辩条款的实质在于其限制了保险人的哪些权利和限制这些权利的目的。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可知,不可抗辩条款限制了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和拒赔权。通过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和拒赔权的限制,以达到保障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的目的。其中,保险人合同解除权之限制是其核心内容或手段,保险人拒赔权之限制是对解除权限制的补充,二者同为手段,共同服务于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的最终目的。
  (一)保险人法定解除权之限制
  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保险法》[1]另有规定或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但投保方违反告知义务,往往会影响到保险人对承保风险的评估,为保护保险人的利益,法律应当赋予其相应的救济权利。对此,有两种处理方案:一是保险合同自始无效;一是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3}。我国保险法采取了后一种模式,在第十六条第二款赋予了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
  为防止保险人利用自身优势随意解除合同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利益,法律在赋予其解除权时,也设置了一些障碍,即规定了严格的行使条件。保险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已提出询问。我国保险法实行的是询问告知主义,保险人询问是投保方告知的前提。但法律并未要求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理论上口头形式也应该可以。但保险人对是否已提出询问应承担举证责任。这无疑加大了保险人法定解除权行使的难度。第二,在保险人询问下,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包括未告知和不实告知。第三,投保人主观上为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是一般过失,保险人不得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或拒赔。第四,前述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其中,“足以影响”应当理解为该事实对保险人是否承保的决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只有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时,保险人才可以行使解除权。
  出于对保险人滥用解除权的担心,更是出于对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的保护,《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进行了限制。前半部分是关于解除权行使的除斥期间的规定,以促使当事人尽快解决纷争,使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尽快明确。后半部分就是不可抗辩条款。即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即使保险人有证据证明投保人、被保险人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保险人也不得行使解除权。保险合同一旦解除,该合同被视为自始不存在,双方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则无从谈起。只有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进行限制,才能有效抑制保险人的道德危险,被保险人、受益人所享有的保单上的利益才会有保障。因此,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进行限制,是不可抗辩条款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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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袁宗蔚.保险学[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154.

{2}梁鹏.保险人抗辩限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308.

{3}吴定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45.

{4}王利明.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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