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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试论刘向的法律思想及其影响
【作者】 华友根【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中文关键词】 德教;刑罚;中华法系;法律思想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3)05—0123—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123
【摘要】

刘向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和目录学家。他博学多才,著述甚丰。他的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主张先德教而后刑罚,“赏必行,罚必当”,“赏从重,罚从轻”,礼义与刑罚相结合,法教结合,德刑并用,继承和发展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这也就是唐朝时所完成的中华法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此外,他提出的法要公、令要信、赏罚分明,官吏要公平执法、严格守法、以身作则等思想,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和借鉴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163    
  
  刘向,字子政,名更生。他生于汉昭帝元凤五年,卒于汉哀帝建平二年(即公元前76—5年)。在宣帝、元帝、成帝三世期间,曾为官任职三十余年。历任郎中、谏大夫、宗正、中郎、三辅都水、光禄大夫等职。他反对外戚专政、宦官弄权,以强汉宗、卑私门。他主张进用贤才,以改良吏治。宣帝时,受诏讲论《五经》于石渠阁;成帝时,受诏领校中《五经》秘书。向好《春秋》,既从瑕丘江公之孙学《谷梁春秋》,又从董仲舒三传弟子颜安乐受《公羊春秋》。博学多才,“能属文辞”。刘向著述丰富,有《列女传》八篇,《新序》、《说苑》五十篇,《疾谗》、《 要》、《救危》、《世颂》八篇,《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赋颂数十篇,以及《五纪论》、《别录》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和目录学家。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影响都很大,对法制也研究有素。关于他这方面的思想,概述如下。
  一
  刘向主张治天下应先德教然后刑罚。他说,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而三政之中,以化为贵。“至于刑者,则非王者之所贵也。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1]虽说必须先德教,但教而不从,也可以行刑。这是因为,化而不变可以用威,威而不变可以用胁,胁而不变可以用刑。即所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2]
  事实上,刑罚也是不可少的,因为“刑法所以为治也”。因此,治天下也离不开一定的法。他说,“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并凑;强国先其刑而后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3]
  而刑罚法令之所以必要,从吏民来说,因为“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从军队来说,因为“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军之法令,赏罚之数,使士赴火蹈刃,陷陈取将,死不旋踵”。[4]
  因此,礼刑不可缺一,这是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刑罚之必须有,也自古而然。刘向认为,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所以进行为法,原秦、鲁之所以消以为戒,考详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波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孤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5]这表明一定的刑罚是“太平之基,万世之利”。因此,不要说一般的帝王需要刑罚,就是古代的圣人,也免不了使用一定的刑罚。
  同时,又说明了诛罚的原因。刘向指出,舜诛四凶以“惩恶”,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周公杀管叔蔡叔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移”。而汤诛浊沐、太公诛潘趾、管仲诛史附里,以惩“倾覆之徒”。可见,其原因是为了“惩恶”、“弭乱”,防止“倾覆之徒”谋反作乱。
  刘向对于春秋时期晋国的三贵族,即叔鱼之贪、雍子之贿、邢侯之暴,极为厌恶。因而,这三人的被诛戮,他认为是应该的。所以,当晋国大臣“叔向曰:三奸同罪,请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刑氏,而尸叔鱼与雍子于市”。[6]刘向便说,这是“贪人败类”的必然下场。
  刘向对于汉武帝听从主父偃行推恩令等法,以约束诸侯,维护统一,极为赞赏。认为,这可以绝游说之路、重附益之法、急诖误之罪,“诸侯王遂以弱,而合众之事绝矣”。汉元帝时,外戚许氏、史氏毫无约束,而中书宦宫弘恭、石显专制弄权。在刘向看来,是违礼越职,因而“欲白退之”。
  汉成帝时,许皇后违先后制度。刘向即“陈其咎在后宫”。许氏也不得不上疏曰“:蒙过误之宠,居非命所当记,洿移不修,旷职尸官,数逆至法,逾越制度,当伏流放之诛,不足以塞责”。[7]法不仅必须有,而且应当信,即令行禁止,不折不扣照办,“布令信而不食言”。欲令信,则法令不能随便改变,否则必然天下大乱。因为,“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为法者也。故令出而乱。”’[8]又说:“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9]服虔注曰:“言随君意也”。颜师古注曰“: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犊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也”。这里体现了,刘向反对任意增损法令。
  欲法令信,执法必须公。刘向指出:“《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公生明,偏生暗。”“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推之于此,刑之于彼,百姓之所戴,后世之所则也”。[10]
  要公法,帝王官吏等执法者,必须以身作则,依法办事。从帝王来说,应象周武王那样,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天下正,其事正矣”。
  面对执法偏私,刘向表示强烈反对。他谴责楚顷襄王不罪馅误怀王的群臣,而放逐直言的屈原;批评齐景公处死杀马的圉人、“主乌而亡之”的烛雏,因爱槐而令犯槐者刑、伤槐者死。并且,强调指出:“明君之临国也,……不以私恚害公法,不为六畜伤民人,不为野草伤禾苗”。所以,“崇玩好严威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伤槐者死,刑杀个正,是贼民之深者也”。[11]
  从官吏来说,要象齐桓公的大理(法官)弦宁那样:决狱折中,不诬无罪,不杀无辜,也要如孔子所说,为吏者当奉法利民,不应枉法以侵民,“临官莫如平”。听狱断案,“有可与人共之者,君子不独有也”。因为,爵人于朝,论人于市,“古之通法也”。
  刘向主张先德教而后刑罚,但是又强调刑罚的重要,所谓“刑德二机”、“礼乐刑政。”“刑德二机”是韩非“刑德二柄”的发展,不过韩非偏重于法,而刘向则偏重于礼。刘向指出,礼主要是约束帝王官吏的,而法主要是限制统治阶级的。帝王要好礼重教,三公“道也”,九卿“德也”,大夫“仁也”,列士“义也”。法之重者诛戮。在刘向看来,法是要对付“下愚不移”、教而不从者,因为“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但主要是对付统治阶级内部搞篡政、夺权、分裂、谋反者。为此,不是主要对付贫民中无以为生而作盗窃者。“诛之者,非为昼则攻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12]而民间的窃盗,可以通过富而教之,来加以避免,不一定用诛戮。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当然,也包含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方面,但不是主要的。而刘向却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放到了主要的地位,故作为行法的主要对象。这是刘向在西汉元帝之后,皇权削弱、外戚专政、宦官弄权的形势下提出的,是为了维护刘氏政权,所谓“强汉宗,卑私门”。此种说法,有其一定的理由,因为刘向死后十三年,外威王莽废汉自立,建国号为“新”。这也是有汉一代开始以来,法对贵族官吏从重,对下户贫民从轻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刘向主张公法、信法,不随便变法、增法,从帝王到官吏要以身作则而加以维护。帝王要“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大下”;官吏要“奉法利民”,不“枉法以侵民”,甚至以身正法。这是要求在执法、守法上平等的表现。也是针对当时律令烦苛、官吏折狱不公而提出的。这在立法偏私、执法不公、律令烦琐、比附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法律思想。
  二
  刘向主张先德教后刑法刑法不可少,而且要公。故刘向倡导赏罚分明,即所谓“赏必行,罚必当”。
  事实上,要真正实行德化仁义,也离不开赏罚。他认为,如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响应,这是由于“其赏至重而刑至深”。孔子虽说也教以仁义,但“天下不从”。这是由于他贤颜渊而无赏,贱孺悲而无罚。
  同时,赏罚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治乱。刘向曾说;“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之行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赏罚不当,则贤人不劝,奸人不止。”[13] 同样,有功而不赏则“善不劝”,有过而不诛,则“恶不惧”。
  因此,在赏罚当中,如何正确对待贤不肖与功过,是极关重要的。
  要任贤、赏贤,首先要进贤,故诸侯进贤(贡士)与否,是非常重要的。进贤当赏,不进贤当罚。赏者赐,罚者黜。刘向说,诸侯三年一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尊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赐以舆服弓矢,再赐以鬯,三赐以虎贲百人,号日命诸侯。但“诸俟贡士,一不适谓之过,再不适谓之 ,三不适谓之诬。诬者大于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爵地毕。诸侯有不贡士谓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爵地毕”。[14]
  对于是否进贤,应象晋平公那将。若阻挠进贤“罪当死”。因为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通义也”。
  从功过来说,要防止“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不赏,有罪不罚”。但赏功首先要注意到是否维护礼。因此,刘向特别是赞赏赵襄子赏有功。《说苑卷六 复恩》说,赵襄子被围于晋阳,解围赏有功之臣五人。高赫无功而受上赏。五人皆怨。张孟谈谓襄子曰:晋阳之中赫无大功,今为什么与之上赏?“襄子曰:吾在拘泥之中,不失臣之礼,唯赫也。子虽有功皆骄寡人,与赫上赏不亦可乎!仲尼闻之曰:赵襄子可谓善赏士乎!赏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礼矣”。
  刘向认为,虽说有过当罚,但有过之人仍可重用。因为,这无负于国家,而有益于大下。如汉高祖时,季布有灭族之罪,后赦免而以为将军,吕后、文帝时为名臣。武帝时,儿宽有重罪,因按道侯韩说之谏,赦其罪而任其官,至于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之贤,没有胜过几宽的。董仲舒私为灾异书,因主文偃窃奏,下狱罪至不道。武帝赦其罪,复以为太中大夫、胶西相,老病归居,仍“常有诏问”。并赞其“为世儒崇,定议有益天下”。[15]宣帝时,夏候胜因诽谤罪下狱,三年而免为庶人。但宣帝复用胜,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敢直言,天下美之”。
  有功者又有过,怎么办?元帝时,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有诛郅支单于之功,但石显、匡衡等认为,也有“擅兴师矫制”之过。当时议而个决。刘向便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要诛之,竟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监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悬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 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励戎士也”。[16]
  同时,又以延寿、汤与贰师将军李广利比功过。他说,汉武帝时,李广利远征大宛四年,损兵折将五万多,化费钱财达亿万,仅斩宛王毋鼓之首,获骏马三十匹。其私人罪恶也很多。但武帝以为,万里征伐不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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