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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全国首例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案评析
【副标题】 兼论刑法的当然解释【作者】 杨方泉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法学院【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黑社会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当然解释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4)03—0154—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3
【页码】 154
【摘要】

黑社会组织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都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举行扎职仪式等组织性活动,不应当按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定罪处罚,而应以组织、领导、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文章还着重研究了刑法中当然解释的可适用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254    
  一、案情简介
  2000年4月14日,香港黑社会组织“新义安”成员汤少廷、黄社敬、梁建国、麦志雄、关俊明、钟德军等6人在保人陈佩谦的带领下来到黄辉的家中举行扎8人(均为香港居民)被我公安机关抓获。案发后,由于该案涉案人员既没有在深圳发展内地成员参加该组织,也没有进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政法机关内部对本案的定罪问题看法不一。经过多次反复研究,最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分别判处本案各被告人3年至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二、法理评析
  (一)相关司法解释的妥当性
  本案是广东省乃至全国首例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举行升职仪式罪案。所谓升职仪式,在广东、香港及澳门等地,一般称为“扎职”,因此,本案也被称为全国首例境外黑社会入境扎职案。本案在案发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2月4日发布,以下简称《解释》)还未出台,因此,司法机关对本案定性发生争议毫不奇怪。《解释》二条规定:“对黑社会组织成员进行内部调整等行为,可视为‘发展组织成员’”,而黑社会组织举行升职仪式即属于对黑社会组织成员进行内部调整的行为,应当说《解释》对本案行为的定性问题作出了权威的结论,本案的相关争论似乎可以终止。但是,笔者以为本案定性错误,《解释》二条规定的内容也不妥当。
  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是指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我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行为,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人员,这里的“境外”包括国外,也包括港、澳、台地区,对此,《解释》二条第二款规定,港、澳、台黑社会组织到内地发展组织成员的,适用刑法294条我不休息我还能学第二款的规定定罪处罚。本罪的犯罪行为是到我国境(含边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行为,根据《解释》二条的规定,发展组织成员是指将境内、外人员吸收为该黑社会组织成员的行为,这无疑是正确的解释,但同条接着规定:“对黑社会组织成员进行内部调整等行为,可视为‘发展组织成员’”,则不妥当。我们知道,刑法解释不能超出人们对法条含义可预测的理解范围,否则就是类推解释,违反了刑法当中最重要的罪刑法定原则。将对黑社会组织成员进行内部调整的行为解释为“发展组织成员”,无论如何都超出人们对“发展组织成员”可能含义的预测,实在难以令人赞同。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本案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定罪处罚是错误的,正确的定性应当是构成刑法294条第一款规定的组织、领导、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可能有人会认为刑法第二百九十四第二款所指“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与第一款所指“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在境内进行组织活动,不能以刑法294条第一款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这里,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二者的关系;二是组织、领导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行为能否以刑法294条第一款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研究刑法中的当然解释。
  (二)法中当然解释的可适用性
  当然解释是指刑法法规虽未明文规定,但根据事理及规范的宗旨,其行为事实比法律所规定的更有适用的理由,而直接适用该法律规定的解释方法。如《唐律》规定出罪举重以明轻,入罪举轻以明重,又如法律仅记载禁止牛马通过某路,依当然解释,像骆驼之类较牛马为大者亦在禁止之列,如果法律仅记载禁止以垂钓之方法捕鱼,依当然解释,投网捕鱼之方法亦在禁止之列。[1]有学者认为,当然解释之当然,是事理上的当然与逻辑上的当然的统一,事理上的当然是基于合理性的推论,逻辑上的当然是指解释的概念与被解释的事项间存在种属关系或者递进关系。与民法等法律不同,仅有事理上的当然,而无逻辑上的当然,在刑法中不得作当然解释。[2]笔者以为,将当然解释的“当然”分为事理上的当然与逻辑上的当然并不妥当,因为所谓“逻辑上的当然”在当然解释中并不存在。根据形式逻辑,“牛马”与“骆驼”显然不是种属关系,而递进关系是指概念的传递性,如“长江长于黄河,黄河长于珠江,则长江长于珠江。”但是,即使具备概念的传递性,也不能认为当然解释就符合逻辑,比如投网捕鱼比垂钩钓鱼危害更为严重,两个概念间的传递性是具备了,但能否合乎逻辑地推出投网捕鱼也应当在禁止之列呢?显然不能,因为概念的传递性与当然解释的推理逻辑没有关系。
  其实,当然解释的过程是一个三段论的演绎推理,其大前提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于刑法法规,但从法规的宗旨来看,已包含于其中,如法律虽然仅记载禁止以垂钓之方法捕鱼,但禁止用比垂钓更严重的方法如投网捕鱼之类已隐含于法条之中。因为任何法律都有其宗旨,立法宗旨是个别法规或多数法规所要实现的基本价值判断,个别法规的立法宗旨较为具体,而多数法规的整体立法宗旨则较为抽象,个别法规的立法宗旨是实现整体立法宗旨的手段;如果法律仅就个别立法宗旨制定条文,某一行为事实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从该条文的立法宗旨来看,尤甚于法律已规定事项,更有适用理由,这时就应当作当然解释。[3]
  刑法的当然解释问题涉及到条理作为刑法法源的可适用性,因为当然解释以立法宗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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