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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辩护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问题研究
【作者】 蒋丽华【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辩护律师;侦查程序;权利
【英文关键词】 defense counsel; investigative stage;rights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3)05—0065—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65
【摘要】

从司法实践效果看,侦查程序中辩护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还相当有限,由其承担的辩护职能的运转还不顺畅。这与立法关于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的配置缺陷不无关系。律师在侦查程序中已有的权利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其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应结合侦查程序的特点进行适当扩张。

【英文摘要】

The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e in 1996 made an outstanding progress in defense system by clearly regulating that the suspect is entitled to legal counsel at the investigative stage. The roles that defense counsels play at investigative stage depend not only 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hill but also rights that entitled to them by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rights of defense counsel are restricted in practice and still there is room to improve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164    
  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诉讼程序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并明确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作用。从近几年司法实践效果来看,侦查程序中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还相当有限,律师作用的发挥还相当弱小,其所承担的辩护职能的运转还不顺畅,这与当前立法关于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的配置缺陷不无关系。律师在侦查程序中已有的权利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其在侦查程序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应结合侦查程序的特点进行适当扩张,并予以法律确认。
  一、律师介入侦查程序之理论基础
  (一)底线正义——— 辩护原则国际标准对侦查程序的当然要求
  现代刑事诉讼,由于对程序价值的日益看重和保障人权呼声的不断提高,强调拥有专业知识的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程序的诉讼活动,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内容之一,[1]也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标志和衡量一个国家法治、人权状况的重要标准。积极加入相关国际公约,在本国刑事诉讼中合理吸纳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内容,已经成为各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与发展路向。我国已加入了多项刑事诉讼的国际公约,并正准备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一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根本性文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被指控人委托律师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体现了中国在吸收和借鉴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应当看到,侦查程序中辩护权利的配置与联合国准则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一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进程,并对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国际标准所确立的基本权利具有相当的包容度,充分照顾到各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背景,其所确立的辩护原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保护要求,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都必须具备的,否则就不符合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就难以在国际交往中为其他法治国家所认同和接纳。从维护国际法效力的角度来说,基于“公约神圣”的国际法准则,对于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条约,我国有严格遵守、履行的义务;不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是对国际准则的违背,将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因此,通过立法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是遵守和履行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的当然要求。
  (二)促进控辩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
  控辩平等是平等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自然体现,对限制国家司法权力,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以及查明事实真相具有积极作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一直把控辩平等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完善侦查程序中辩护律师的权利,是促进控辩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被追诉地位和国家的追诉者地位是先天性不平衡的,一是由于刑事诉讼证明的复杂性要求控诉方要有足够的力量;二是犯罪嫌疑人逃避追诉和审判的倾向使得审前羁押成为必然。因此,国家控诉权常常在事实上高于辩护权,尤其是偏重国家利益忽视个人利益的我国。允许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并肯定律师有条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等相关规定,是追求控辩平等的重大进步,但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在侦查阶段律师不享有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涉及国家秘密案件的会见权需要经侦查机关的批准,律师无讯问在场权、无阅卷权、无通信权等等。其结果是:妨碍侦查阶段律师代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控告、申诉的进行,并直接影响到辩护律师在后续诉讼程序中辩护效果,使审判程序中的控辩对抗机制被架空,尤其重要的是难以使法官对证据判断、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充分地建立在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基础之上,从而不利于对案件事实的查明。
  (三)由侦查权的特殊性决定的
  相对于其他程序,侦查程序中国家权力的运用具有主动性和相对封闭性的特点。主动性是指虽然侦查行为的发动是对犯罪行为的回应,但它并不取决于公民包括受害者的意愿(涉及轻微犯罪的自诉案件除外),而是由依法享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依职权积极动作。由侦查的任务所决定,侦查机关必须享有拘传、拘留、搜查、扣押等对人或对物的强制处分权,这些强制手段大多涉及公民的各种权利。不仅如此,侦查机关还可以对即将发生或者正在进行的犯罪行为采用“监控型”或者“诱导型”等主动型的侦查方式。因此,侦查权的运作最有可能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威胁公民的安全,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极易遭受滥用侦查权行为的侵犯;在侦查程序中,案情尚未清楚,绝大多数证据尚未收集到,案犯尚未归案,证人、被害人被打击报复的危险尚未解除,过早地泄露或公开案情及有关人证、物证等情况,于侦查工作和有关人员均不利。为避免对侦查工作的各种干扰、破坏,防止对证人、被害人等的不利情况发生,侦查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仅部分地对相对人和见证人开放,而见证人制度对侦查程序的“监督”也存在欠缺,[2]侦查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国家侦查权力的单一性运作程序,这在客观上为侦查行为的随意性提供空间。快醒醒开学了
  (四)由侦查权的监控弊端决定的
  对侦查权的监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侦查权的监督控制;二是侦查机关对侦查权进行内部控制。
  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监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公安人员的整个侦查过程进行一般性的法律监督,即在发现公安人员的侦查行为违法或者不当时提出纠正意见;二是审查批捕;三是审查起诉;四是通过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从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制约。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监控存在以下缺陷:第一,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在刑事诉讼中,公、检都行使控诉职能,彼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使得检察人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定势,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表现得“面慈心软”。第二,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结构的不合理、不科学导致对公安机关违法行为的纠正往往达不到立法所设计的要求。第三,人民检察院对侦查行为的监督除了批捕具有同步监控外,其他监控均系事后行为。
  从侦查机关对侦查权进行内部控制看,侦查行为的批准使用权都由县级以上案件侦查机关的部门领导及法制部门垄断,检察机关无任何实施同步监控的法律保障,实际上把主要的侦查监控职能赋予了案件侦查权主体本身,这种“自我监控”实际上是没有监控,多数侦查程序行为和侦查手段处于任意状态或失控状态,其危害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要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免受侦查权的侵害,既不能仅依靠其自身的反抗来达到,因为任何公民无论其多么富有或担当多么高的职务,都无法和国家权力相提并论;也不能靠侦查权主体来保护,因为其在侦查中的任务主要是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由于有罪推定观念、立功受奖利益驱动等的影响,侦查主体很难摆脱其追诉犯罪的心理倾向。如果说“依法限权”依赖于侦查行为的法治化进程,那么“以权制权”就不仅仅在于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进行监控的完善,而且也应该包括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二、对辩护律师在侦查程序已有权利的质疑与设想
  (一)对限制会见权的质疑和设想
  《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涉及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相关规定,但均未对“案件情况和需要”进行解释。实践中,侦查人员由于担心律师会见可能发生唆使犯罪嫌疑人改变口供、串供等妨害侦查情况的发生,往往不分案件具体情况和是否需要,均派员在场,甚至监听、打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实质化的观点来看,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的保障不可或缺,没有这一权利,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会见权是辩护律师最基本的权利之一,通过会见,律师可以从被指控人处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了解被指控人是否受到追诉机关的不当对待,并为被指控人提供法律咨询,这是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辩护职能的基础。根据联合国大会1988年12月第43/173号决议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18条的相关规定,应确保辩护律师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条件与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联络和磋商,除司法当局或者其他当局为维持安全和良好秩序认为必要并在法律或合法条例具体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不得中止或限制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接受其法律顾问来访和在既不被搁延又不受检查以及在充分保密的情形下与其法律顾问联络的权利,会见可在执法人员视线范围内但听力范围外进行。根据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的相关规定:遭逮捕、拘留或者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许多国家明令禁止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时侦查人员在场,只是基于侦查上的需要,有些国家的法律允许有关机关在案件具有法定的例外情形时推迟会见的时间。如美国、加拿大允许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时与律师会见往来,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可以自由地同律师相会商谈。会晤时,要保证谈话秘密的自由,管理人员或者警察偷听他们谈话或者秘密记录谈话内容的,视为剥夺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意大利,存在特殊的需要防范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以请求预审法官批准推迟律师与嫌疑人之间的会见。
  为避免犯罪嫌疑人以保留、隐瞒、忧虑、猜疑和害怕的心态与律师交谈,我国立法应明确,除非出于安全的考虑,对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会见,可以目光监视,不得采取监听或其他方式监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但对特殊案件有一定的限制,如侦查机关有合理的根据相信犯罪嫌疑人在行使这一权利可能使其他未被逮捕的人产生警惕或会见可能妨碍发现与犯罪有关的财产时,可以决定推迟会见。
  (二)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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