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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法律的起源:一个强互惠者联盟假说
【作者】 刘春兴【作者单位】 北京林业大学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起源;进化生物学;强互惠;进化法理学;达尔文
【文章编码】 CN53-1143/D(2013)05-27-06【期刊年份】 2013年
【期号】 5【页码】 27
【摘要】

数百万年来人类一直生活于小型的狩猎一采集者社会,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石器时代心灵。约1. 1万年前全新世之初的农业起源导致人类社会规模迅速扩大,但原有的社会规则进化机制无法为其提供足够支撑。这一进化两难命题促使人类社会演化出强互惠者联盟,它所塑造的社会规则具有第三方性、非自发性和权威性等最低限度的法律特征。从目前的考古进展来看,世界上最早的法律很可能约10,300年前至约9, 300年前起源于亚洲西部的古代黎凡特社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0817    
  一、引言
  法律是法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有社会,必有法律”(Ubi societas, ibi ins)更是法律人引以为傲的拉丁法谚。然而,法律从哪里来?却一直是萦绕于法律人心头的一抹乡愁。近年来,由于反本质主义旨趣的兴起以及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冲击等原因,国内外的法学家们已经很少再把更多精力倾注于这类宏大叙事式的法学论题。尽管如此,法律起源研究却从未尘封于法哲学书斋之中,依然不断有法律人坚定地踏上法律的追根溯源之旅。
  法律的起源是几乎所有法学学科或法学流派都不能回避的主题,同时也为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或政治学等学科所关注。“1979年至1990年代初期,中国法学界法律起源的研究逐渐形成热点。”[1]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遗憾之处,其中最明显的当属研究范式的单一化。由于从概念到概念的哲理思辨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以及论证与推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常常导致激烈的争论,但这种争论在很多时候都以无果而终的方式结束。很明显,如果仍然局囿于传统的研究范式,把法律起源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并取得重大突破是比较困难的,[2]这也是90年代后期法律起源研究逐渐降温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19世纪初就出现了朴素的进化思想,但直到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进化论才迅速占领了学术市场。20世纪以来,进化论逐渐由推论走向验证,由定性走向定量,学科名称也改为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它不仅在自然科学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目前已扩展到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进化论哲学、进化人类学、进化经济学、进化心理学和进化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的蓬勃发展就是典型的例证。
  进化论很早就对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3]纵观法学发展的历史,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屡屡成为法学研究创新的突破口。沿袭这一优良传统,本文引入进化生物学范式来研究法律的起源,把这一经典法理学难题立基于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在更广阔的进化大背景中考察法律从无到有的孕育过程,为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奠定完整的历史基础。
  二、“更新世-全新世”之际的人类社会规模变化
  约240万年前,地质时代跨入了第四纪(Quater-nary),它分为更新世(Pleistocene)和全新世(Hol-ocene)。[4]前者占据了第四纪超过99%的时间,后者始于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YD)结束之时并一直延续到当下的21世纪,[5]只有短短的1.1万年左右。
  已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更新世的全球气候是极为严苛和多变的,而作为地球气候变化史中当前所在的间冰期,全新世的全球气候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的,是农业在世界范围内独立起源的最重要推动因素,[6]人类社会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根本改变,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下的21世纪。
  直到更新世末期,全球的人口总数仍然不高,[7]但它的世界性分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西欧的不列颠群岛到南美洲的火地岛、从斯堪的纳维亚冰原到塔斯马尼亚,都已有相当数量的人类居住。[8]较小的人口总量加之广泛的人类分布,充分说明当时的人类社会规模不可能太大。直到约12, 000年前,人类一直生活于小型的群伙(banda)社会之中,[9]“群伙通常人数很少,可能在25到150人之间,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相互联系。”[10]
  与更新世末期通常只能以“十”或“百”为单位来衡量其人口总数的小型社会相比,当代人类几乎都生活于大型社会之中,即使袖珍国家图瓦鲁(Tuvalu)也有1.1万人。[11]我们已确知人类直到约1.2万年前一直生活于小型社会,因此人类社会一定是在某个时候开始了大型化进程。
  以后纳吐夫(post-Natufian)时代的古代黎凡特(Levant)地区为例,目前在约旦河谷(Jordan Valley)、大马士革盆地(the Damascus Basin)和幼发拉底河谷(the Euphrates Valley)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大型人类定居遗迹,年代介于11, 700年前至11, 200年前之间,占地面积从0.2到2.5公顷不等。[12]有学者对这一地区稍晚年代的社会规模进行了深入研究,[13]证明在这里已经出现了超过150人的“大型”社会雏形,[14]如图1所示。
  断言约1.1万年前大型社会开始兴起,并不是说当时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已向大型化迈进。事实上,即使在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时,世界上仍然有至少15%的人生活于小型的“狩猎-采集者”社会。[15]就算是在当代,也还有大约25万人生活于这种小型社会,群体规模通常低于100人,[16]一般只能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寻找安身立命之所。[17]
  三、“石器时代心灵”
  漫长的小型社会演化史在人类心理机制上铭刻下众多烙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的社会认知能力有限性。它是由人类学家邓巴(R. I. M. Dunbar)最先注意到的,其灵感源自对其他灵长类动物所做的类似研究。邓巴通过对38种灵长类动物进行研究后发现,它们各自的种群规模是其大脑新皮层相对容量(relative neocortical volume, RNV)的函数。[18]大脑新皮层的神经元数量对有机体的信息处理能力构成了一种制约,限制了个体能同时监控或维持的社会关系数量。一旦群体规模扩大并突破了某一阈值,整个群体就可能处于不稳定状态并且容易分裂为更小的群体,大脑新皮层的发达程度决定了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规模所能达到的最大值。例如,长臂猿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最大种群规模在理论上不会超过96只,实际观察值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受上述研究启发,邓巴进一步对同属于灵长类动物的人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人类的社会规模与其大脑新皮层尺寸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并由此推断出“狩猎-采集者”社会的社会规模应为150人左右。[19]另外对西方社会圣诞节期间寄送新年贺卡的行为学研究也表明,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平均为153.5人,经常保持联系的平均为124.9人。[20]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社会“邓巴数字”(Dunbar’s number),它在所有灵长类动物社会中是最大的,约为150人。
  “邓巴数字”概念的提出立刻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赞成者很多,当然也不乏质疑与反对的声音。[21]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一概念让我们注意到了人的社会认知能力有限性问题。当我们身处小型的熟人社会,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是得心应手的,一旦进入了大型的陌生人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22]除了个别情形,大型社会已是人类无可躲避的社会生活形态,它与人类的“石器时代心灵”构成了永恒的矛盾。这种大型社会如果要维持下去,就必须进化出某种超越个体的更一般化的社会规则。
  四、社会规则的进化机制及其与社会规模的关系
  在前文中曾反复提及小型社会与大型社会,但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在本节中,将以人类社会的“邓巴数字”为界,在这之下的为小型社会,之上的为大型社会。判断人类社会规模的大小无疑带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但本文采纳“邓巴数字”标准并不是率性而为的,事实上这样一个约150人的转折点也恰好发生在约1.1万年前“更新世-全新世”转换之际。当然,刻板地纠结于数字的精确与否是没有必要的,人类社会规模扩大并超过某一阈值后一定会出现社会认知能力局限性问题,并由此对社会规则的进化机制产生深刻影响。
  截止目前,进化生物学家们共发现了6种社会规则进化动力学机制,包括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直接互惠(direct reciprocity)、间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网络选择(graph selection)、群体选择(groupselection)以及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不过,这些机制只能为小型社会提供规则支撑,无论是进化生物学家们着力研究的前5种机制,[23]还是近年来也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的强互惠机制,[24]在大型社会都只能在局部范围或局部领域发挥作用,无力在整体上维持大型社会的稳定存在。
  然而,自全新世以来大型社会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渐次出现,万余年来甚至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形态。除遗存于当代世界边缘地带的少量小型社会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生活于大型社会之中。这一进化两难命题表明全新世之初的大型社会必定演化出了某种“新”的社会规则进化机制,如何找到它就成为消解理论与事实之间张力的关键。
  在上述6种社会规则进化机制中,前5种机制都属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第一方对第二方”(first-party vs. second-party)博弈,唯有强互惠具备了第三方性。强互惠者并不是迥异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特殊个体,他们在群体中具有双重身份,只有在从事强互惠行为时才可归人强互惠者之列,如果个体仅有强互惠心理倾向而没有转化为现实行为,他们仍然属于群体中的普通成员并以这一身份参与“第一方对第二方”博弈。
  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策略性结盟现象。[25]普通社会成员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而采取协调行动,他们以第二方的身份对第一方的背叛者进行惩罚,但这种惩罚与反惩罚的双边互动是不稳定的,[26]甚至有可能成为撕裂整个群体的破坏性力量。不过,当群体中的强互惠者们联合起来惩罚群体中的背叛行为时,一方面由于背叛者不得不面临多线作战的形势而导致其战斗能力迅速下降,从而可以提高强互惠者的惩罚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共同分担惩罚成本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惩罚成本。因此,尽管以零星、自愿与偶发的方式出现的强互惠无力维持大型社会的稳定,但强互惠者们联合起来并组成一个强互惠者联盟之后却可能承担起大型社会中的社会规则进化机制之重任。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提出一个强互惠者联盟演化模型,为法律起源问题给出一个基于进化动力学的解释框架。
  五、强互惠者联盟的演化与法律的起源
  (一)强互惠者联盟的演化模型
  本文只考虑最简单的情形。假定存在人数为的社会,普通社会成员以概率在整体上接纳人数为的强互惠者联盟,在这一过程中普通社会成员需要为此支付代价,可获得收益,这里的和都以进化适合度(evo-lutionary fitness)来衡量。对于第i个普通社会成员来说,其净收益为θ(bt-ct),整个群体的净收益为θ(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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