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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可诉性和具体化
【作者】 胡静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环境法学【中文关键词】 环境权;规范效力;可诉性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152
【摘要】

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包括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可诉性效力指环境权直接作为审判依据,具体化效力指借由立法间接影响审判。国外环境权诉讼中,结合宪法环境权规范和立法的具体条款作出裁判的案例同时体现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仅以宪法环境权规范为依据的案例,只运用可诉性效力,是为环境权的自我执行。环境权的自我执行违背了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的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仅在宪法司法化的国家处于环境立法体系尚未建立的阶段有必要性。宪法环境权规范没有规定法定效果,属于原则范畴,其适用方式是和其他原则进行衡量,经由具体化为立法中的规则发挥作用。审理案件时,法院应优先适用立法(具体化效力),在立法存在歧义或者冲突时,法院可以借助对宪法环境权的解释厘清立法的模糊之处(可诉性效力)。我国目前环境立法比较系统,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环境权诉讼的必要性;宪法尚未司法化更是彻底否定了环境权诉讼的可行性。不过,环境权入宪仍具有积极意义。

【英文摘要】

The normative validities of environmental right include the validity of justiciability and concretization. The validity of justiciability means that environmental right is directly used as the basis for trial, and the validity of concretization means it is indirectly used as the basis for trial by legislation. Within environmental right lawsuits in foreign countries, some combine environmental right in constitution with clauses in legislation and meanwhile apply the validity of justiciability and concretization. Some only apply environmental right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validity of justiciability, namely, self-execution. Self-execution violates the principle that formal rationality is superior to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and the 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however, it is only necessary when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system is not yet established in the country with constitutional judicature.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right has no corresponding legal consequenc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principle. It takes effect by weigh with other principles and concretization to the rule of legislation. The court must apply legislation (concretization) first, then apply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ality only when legislation is ambiguous or inconsistent (justiciability). However, justici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right in China has no necessity because of the relatively systematic legislation and has no feasibility because of absence of constitutional judicature. However,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 makes sens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971    

引言

环境权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可谓是一道“迷人的难题”。几代学者倾注大量精力,[1]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环境权情结”。多数研究围绕环境权的性质、地位、入宪和规范效力展开。鉴于环境权的性质、地位和入宪在逻辑上作为环境权规范效力的前提和铺垫而存在,因此,环境权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环境权的规范效力。本文也以环境权的规范效力为研究对象,但在研究路径上跳脱我国学者惯有的美、日中心主义,直面发展中国家中成功的环境权诉讼案例,在对可诉性效力的实证观察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答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环境权在我国是否可诉的问题。环境权在论著中的英文表述是“environmental right”,国际和国家法律文件对环境权进行表述的通行模式则是“right to……environment”。“环境”(environment)前有形容词或限定语加以修饰,常见的有:清洁(clean)、健康(healthy)、良好(decent)、可行的(viable)、令人满意的(satisfactory)、生态平衡的(ecologically balanced)、可持续的(sustainable)、免受污染的(free from contamination)、适合个人发展的(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2]环境权规范在国内法的渊源都是宪法,因此,环境权的效力属于宪法权利规范效力的具体体现。

环境权的规范效力指规定环境权的宪法规范所具有的约束力。环境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对于所有国家机关都具有拘束力。但环境权的规范效力最终必须落脚到具体个案,实现途径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在直接实现途径中,宪法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在于约束法院从而直接体现在个案中,表现为环境权的可诉性;在间接实现途径中,环境权规范经由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进行指导间接影响个案结果。德国学者波肯费德(Bckenfrde)将基本权在法体系中的实现方式分为“解释”(Interpretation)和“具体化”(Konkretisierung),在他看来,“解释”和“具体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解释”仍然属于法适用的范畴,其任务在于探究某个既存的规范的意义或内涵,“具体化”则是对于原则性或方针性的规定进行创造性的填补。基本权若被认定是原则规范,总是具有不确定性和动态性,在内容上具有开放性,必须通过具体化充实其内容后,才能将其转化为可以适用的法规范,具体化具有法形成的特征,并不属于传统法意义下的法适用。[3]遵循这种分类,可以将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区分为解释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第一种效力主要通过法院在诉讼案件中对环境权的解释达成,运用环境权规范审理案件,不可避免对环境权进行解释。可诉性的英语表达是justiciability,指某事项可以被司法机关裁判的属性。权利的可诉性等同于规定权利的法律规范是否适合由法院适用或强制实施。[4]由于法院只能在个案诉讼中解释环境权,加之我国学者热衷使用环境权的可诉性的表述,下文将解释性效力称为“可诉性效力”。第二种效力指授权立法机关行使立法自主权制定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立法内容应当体现环境权规范的要求,环境权通过立法机关得以“具体化”,这种效力可以称为“具体化效力。

为避免歧义,本文从如下几方面对环境权的规范效力进行界定:第一,环境权效力指向的义务主体是国家机关。宪法基本权利的条款本身就富有针对国家性质而非针对人民性质,主要关涉公权力的行使。[5]宪法权利规范对于第三者(国家对人民关系之外的第三者,即私人对私人间)效力并未获得司法实践的普遍支持,[6]加之,环境权是公益性权利而非民法确认和保护的私权,[7]因而,本文的环境权针对的义务主体是公权力而非私人。第二,环境权的可诉性效力仅指在国内法上以环境权名义获得的规范效力,不包括通过对生命权或者健康权等其他权利的扩大解释获得的间接效力。例如,印度和意大利宪法都没有规定环境权,但印度法院借由对生命权进行扩大解释对包括环境权在内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实施司法保护,[8]意大利法院则将健康权解释为包括在健康环境下生活的权利以对环境权提供间接保护,[9]都不属于本文的环境权的可诉性效力。第三,本文也不涉及国际上的环境权诉讼,况且欧洲人权法院、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联合国国际法院、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判决或建议都将环境权隐含在其他人权中加以保护,[10]并非以环境权名义直接提供司法保护。

一、关于环境权规范效力的争议

关于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主张。学界关于环境权效力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环境权的可诉性上,这本身就对环境权的效力进行了极大限缩,掩盖了环境权在指导立法上的作用。

(一)肯定环境权的规范效力

在肯定环境权规范效力的学者眼中,环境法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而权利又是法学的核心范畴。于是环境权被作为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环境法必须以环境权为中心才能发展出环境法律制度和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体系。[11]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核心和环境诉讼的基础,对于健全我国环境法体系和发展环境诉讼、解决环境纠纷具有重要意义,主张在法律上突出和充实环境权。[12]在环境权规范效力的根据上,存在三种论证路径。第一条路径从传统权利的局限入手。在吕忠梅教授和陈泉生教授看来,传统的财产权、人格权理论对于保护环境不敷使用,环境权是为克服和弥补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缺陷和不足而产生的新型权利,不可能被包含在其他权利之内,[13]环境权完全满足权利的五种要素(权利的主体、正当性、实施、义务承担者、客体),应该作为独立的权利形态。[14]第二条路径从人权的角度展开,以国家义务层次论为工具。吴卫星将环境权放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内,从人权司法保护角度论证环境权的可司法性。[15]他使用的分析工具是国家义务层次论。该理论将国家义务划分为尊重的义务、保障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在他看来,按照国家义务层次论的思路,环境权是否可司法不可一概而论,而视其对应的义务的层次或性质来判断,尊重的义务应该可诉。第三条路径从环境公益诉讼倒推环境权的可诉性效力。该路径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蔡守秋教授早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前就指出,环境权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基础。[16]杨朝霞认为,公民基于环境权而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17]王社坤也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实践的开展倒逼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实体权利进行规定。[18]肯定环境权可诉性效力的学者一般都支持环境权入宪,以此确立作为环境权可诉的宪法依据。笔者支持环境权入宪,但并不赞成环境权的可诉性效力,理由将在下文阐述。

(二)否定环境权的规范效力

近几年,部分青年学者开始质疑环境权。巩固认为,现在已基本不需要再借助于抽象的环境权概念为环保寻求正当依据了。[19]彭运朋更是直陈“环境权是一个伪命题”,既然划分环境法的依据和传统部门法迥然有异,环境法学不必遵循传统部门法建立在法权之上的思维模式,应果断摒弃环境权论。[20]针对上述把环境权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的主张,刘卫先认为,环境公共财产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与公民对其进行自由使用的权利相冲突,因此,把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基础建立在公民对环境公共财产的权利的基础之上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21]

其他否定环境权可诉性效力的理由直接或间接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的法官判决书。美国、日本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环境权司法实践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22]归纳起来,拒绝支持环境权诉讼的理由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环境权缺乏法律依据。美国联邦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规定环境权。在1971年的环境保护基金会诉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案件中,联邦阿肯色州东区地方法院认为,尽管原告主张的环境权可能在将来能得到宪法的承认,但依据当前法律,原告未能举出其宪法权利遭到侵犯的事实。[23]1972年的谭勒诉阿姆科钢铁公司案件中,联邦得克萨斯州南区地方法院认为,无论是联邦第十四修正案还是宪法的其他任何条款都不可能保障在法律上强制执行的、能够作为损害赔偿之诉诉因的对于健康环境的权利。法院认为环境问题涉及各种利益的权衡,包括高度的科技背景,理应由政治程序解决。[24]

第二,环境权因内容不确定而无法执行。“健康的环境”内容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源自人类对有害健康的环境条件的耐受力有很大的伸缩余地,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存在巨大差异。既然“健康的环境”水平无法确定,对于“健康的环境”的权利自然也无法通过法律获得救济。[25]对于内容不确定的权利加以救济,有搅乱法的稳定性的危险,而且也正是因为其内容的不确定性,还存在不适当侵害其他权利或者他人权利之虞。[26]日本一法院的判决也认为“环境虽然是一定区域的自然性社会性状态,但其要素自身应该说是不确定并且流动的……是否具有能够成为私权的对象所应该具有的明确并且固定的内容及范围……存在严重的疑问”。[27]

第三,法院执行环境权会破坏权力分立原则。美国法院认为,法院对环境权的承认要求以控制经济增长等措施扭转当前的资源利用方式,这导致对法院课以决定在环境质量和其他目标之间分配社会资源的最终责任,而这个负担对于法院来说难以承受。[28]推进环境保全的目的应该是在与其他各种法益相协调之下达到的,实现这种协调的程度和方法,作为政策上的问题,首先应该通过立法、行政的过程民主地加以决定。[29]

第四,环境权过于绝对化。倘若给予环境权以至高的力量,根据区域居民的起诉,法院就责令无论是作业中的还是建设中的所有的构成环境恶化原因的行为都停止的话,那么就会有产业停废的危险,国民进行文明生活的权利(《日本宪法》第13条规定的追求幸福权利)反倒在环境权之前受到威胁。[30]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长期以来,肯定环境权可诉性效力的学者主要立足于理论分析。否定环境权可诉性效力的学者正好相反,多引用美国、日本的法官意见书的观点作为理由,原因在于美国和日本支持环境权可诉性效力的案例非常罕见,表面上似乎着眼于实证案例,实际上使用的理由都来自否定环境权可诉性的案例,当然也折射出研究中的“美日中心主义倾向”[31]。其实,发生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国家的环境权诉讼数量并不少,却基本没有纳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于是,一个奇怪现象就出现了,那就是离开环境权诉讼的成功案例空谈环境权的可诉性。近几年吴卫星、陈海嵩和刘卫先等学者开始对发生在美、日之外的支持环境权诉讼效力的案例给予关注,[32]不过,现有研究尚停留于对菲律宾Oposa案件的分析和对拉丁美洲部分案例的介绍,案例实证研究的范围有待扩展,研究程度也亟待深入。可见,当下关于环境权可诉性研究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方法上的偏差——忽视实证研究造成的。为矫正这种偏差,本文研究从实证案例切入,试图回答如下问题:环境权的规范效力有哪些类型?不同的规范效力如何体现?环境权的可诉性效力在实证中呈现什么样态?环境权规范作为诉讼理由,是独立发挥作用还是结合其他规范共同发挥作用?在环境权规范效力实现过程中,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处理环境权不同类型的规范效力之间的关系?此外,在其中穿插回答:在我国的法制条件下,是否应赋予环境权以可诉性效力?毕竟对该问题的回答必须建立在对可诉性效力进行实证观察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我国是否应当将环境权入宪的问题也一并予以探讨。

二、宪法环境权诉讼的实证分析

在环境权可诉的国家,环境权都已经入宪。可见,环境权可诉的前提是入宪。因此,在实证层面,环境权和宪法环境权具有相同的含义。

在世界范围内,环境权入宪并非个别现象。根据戴维.R.博伊德(David R. Boyd)统计,147个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了环境保护,其中,92个国家规定了公民的健康环境权。[33]不过,大多数环境权入宪的国家在赋予可诉性效力上非常谨慎,承认环境权可诉性的国家仅占少数,且集中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拉美和加勒比海宪法环境权的普及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民主化影响有关。[34]拉美和加勒比海18个国家中有16个规定了宪法环境权,其中13个支持环境权诉讼。其中最活跃的是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拉美国家法院已经作出了6000多例与环境权有关的裁决。[35]23个规定宪法环境权的非洲国家中仅有5个国家(南非、塞舌尔、肯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明确执行宪法环境权。[36]14个亚洲国家规定了宪法健康环境权,[37]不过,少有国家认可环境权诉讼,但土耳其有环境权诉讼的案例发生。[38]

本部分首先结合具体案例分析环境权的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然后指出,有些案例结合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有些案例仅仅适用可诉性效力。

(一)环境权可诉性效力的适用

在通常的环境权诉讼中环境权并非诉讼请求,而是支持诉讼请求的理由。诉讼请求内容主要是判令行政机关撤销许可、确认某行为或开发计划违法,或禁止污染者从事某行为,诉讼请求具体明确且能即时履行,当然,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离不开对环境权的解释。

美国联邦宪法没有规定环境权,实践中寻求环境权获得司法保护的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在州层面有环境权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例,一个案例是Payne v. Kassab, 361 A.2d 263,273(Pa.1976)。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扩宽街道导致一块具有历史价值的公用场地面积缩小、树木被砍和徒步通道减少。受影响的公民寻求禁止令以阻止州政府扩宽街道。宾夕法尼亚州法院拒绝将规定环境权的宪法第1条第27款[39]理解为禁止任何环境破坏活动,坚持该款允许正常开发州的财产,同时在宪法层面将公共信托的概念运用到州公共自然资源管理上,其观点是受控制的开发比不开发更可取。法院驳回了起诉,理由是:尽管第27款设立了公共信托,但政府实施信托时必须在提供足够的交通和保护环境方面的义务之间保持平衡。宾夕法尼亚州法院还判决该条款可以自我执行(self-executing)[40]。在上诉审中,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也判决州没有违背公共信托,但对于第27款的自我执行作了保留,认为本案没有必要在公民寻求运用公共信托条文挑战政府决定的案件中探求第27款是否可以自我执行这个困难的议题。[41]由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环境权条款和公共信托原则结合在一起,法院结合公共信托原则来解释环境权。

南非法院在1996年以来的至少三个判决,在解释和理解规定环境权的宪法第24条[42]上作出了努力。BP Southern Africa(Pty) Ltd v. MEC for Agri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Land Affairs案件中的法官认为,环境权必须在代际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情形下得到完整解释,根据环境权产生的国家积极义务必须综合考虑环境和经济社会方面的关切。HTF Developers(Pty) Ltd v.Minister of Environmental Affairs and Tourism and Others案件判决有助于深入理解第24条,判决认为对第24(a)条规定的理解不能离开第24(b)条,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必须被限制以实现和保护宪法环境权。在Fuel Retailers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Africa(Pty) Ltd v. Director-Gener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pumalanga and Others案中,关于宪法第24条,法院坚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和环境保护相互平衡。在该案中宪法法院的主要贡献在于,详细分析了“可持续发展”,强调法院在践行这种理念方面的显著重要性,主张法院应在支持环境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毫不犹豫地介入可持续问题和环境权事务。[43]从环境权和其他权利冲突协调角度对环境权进行解释的也不乏其例。根据《南非宪法》第36(2)条的规定,权利应当受到其他宪法条文的限制。环境权也不例外,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环境权保护程度如何掌握?该问题体现在In Re Kranspoort Community [44]案件中。Kranspoort社区根据《土地权利恢复法》第35条规定的财产权提出恢复其土地权利的诉求。反对意见则基于环境关切,主张该地区是环境敏感地区,当时的使用正处于促进环境保护的状态,如恢复土地权利则偏离可持续的农场管理。法院认可该地区是环境敏感地区而且当时的使用促进了环境保护。它指出,倘若从环境保护角度恢复土地权利没有偏离可持续的农场管理,对土地的使用不应排斥土地权利的恢复,现代的保护方法不是将环境保护简单等同于排斥社区的存在及其活动,而是选择将社区纳入环境的可持续管理,特别是将社区作为该特定地区历史遗迹的一部分。法院在根据《土地权利恢复法》第35(2)(c)条运用其权力时,考虑到宪法第24条,对恢复土地权利的方式进行限制,基于保证恢复的财产得到公平利用而设定它认为必要的条件。法院相信,为避免可更新资源耗尽的风险而设定必要条件符合宪法第24(b)条。[45]法院经由这种合理推理和对竞争性权利的协调丰富了第24条的制度内涵。

以环境权对其他权利进行限制,意味着行使其他权利时要以环境保护为考量。协调环境权和其他权利要求法院在具体情形下在相关权利之间进行平衡。这和将环境权置于经济社会大背景下进行整体理解的体系解释思路没有本质区别,其实质都是对环境利益和其他利益进行协调和衡量。这种利益协调和衡量并不排除结合现有理论或立法进行,如上述美国Payne v. Kassab, 361 A.2d 263,273(Pa.1976)案例结合公共信托原则,南非In Re Kranspoort Community案件结合《土地权利恢复法》。

部分案件涉及到法院运用环境权条款对立法进行附随性审查。1999年,在Montana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Center v.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46](美国蒙大拿环境信息中心诉环境质量局)案中,法院运用了该州宪法规定的健康、清洁环境权。在该案中,被告Sevenup Pete联合企业意图开发一个大金矿,该企业抽取地下水排入Blackfoot河及其一条支流的计划被州环境质量局批准。批准的部分理由来自1995年蒙大拿议会通过的一个法令修正案,该修正案对来自勘探井的废水排放免除了非恶化审查程序。根据蒙大拿州立法,其他领域需要遵循该程序。原告主张新法令规定勘探井免受非恶化审查,侵犯了原告的清洁、健康环境权。法院同意该主张。蒙大拿州最高法院认为,州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的清洁、健康环境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关涉该权利的法令要接受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47]在判决中,蒙大拿州最高法院将宪法环境条款解释为“产生了司法上可以实施的权利”。[48]美国法院只有在现实地具体审理案件诉讼过程中,才可就适用的法律附随地进行违宪审查,判决仅与案件当事人有关联性,违宪判决并没有废止违宪法令的效力。[49]该案挑战对象是州环境质量局的行为,对作为其行为依据的新法令进行附随性审查。1994年,在东欧法院适用健康环境宪法权利的第一个案例中,匈牙利宪法法院在森林保护案中对农业合作社法的修正案进行审查。修正案试图寻求将此前受保护的地区可以被私人所有。法院认为修正案侵犯了健康环境宪法权利,最高层次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权利。法院进一步声明,环境保护的水平必须符合客观标准,一旦国家同意特定环境保护的水平,不得撤回其承诺。[50]

(二)环境权的具体化效力

除了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适用环境权的可诉性效力外,具体立法在环境权诉讼中也发挥实际作用。下面以环境权诉讼表现较为活跃的南非为例予以说明。

南非的整个环境法和环境治理框架均以环境权为前提,环境权是环境治理的正当性、基础和动力的背后根据。[51]环境权法律制度(environmental rights jurisprudence)是经由环境权发展起来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主要是通过立法建立。《南非宪法》第24条由两部分组成,第24(a)条一般性保障每人的健康环境权,第24(b)条授权国家采取措施实现第24(a)条宣告的保障。立法机关对于第24(b)条设立的义务给予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环境资源、对环境有害影响进行管制的法令。南非立法结合了国际通行的环境原则如注意义务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和环境损害赔偿原则,不仅规定了环境法的遵守和执行,还规定了环境权实现和执行的程序性权利,包括结社权、知情权、提起合理执行诉讼、通过法院救济的权利。[52]环境权法律制度在南非法院处理的所有环境案件中作为基准方法而存在。法院在南非环境法体系发展中的作用通过环境权法律制度体现。在宪法法院看来,在立法被制定以贯彻宪法后,诉讼当事人无法绕开立法、不挑战或撇开达不到宪法标准的立法而直接诉诸宪法。换言之,当事人援引宪法必须依托于具体的环境立法。规定环境权的宪法第24条鼓励当事人和法院,在事实和场合允许时,运用环境法而非环境权处理环境案件。另外,因为现行的多数环境法根源于宪法母款(第24条),宽泛而言,法院在环境权法律制度体系发展中的角色由建立在权利基础之上的法律制度体系本身决定,也间接地由环境权被确立后发展起来的法律所涉案件决定。[53]第24条巨大的弹性空间意味着在法院阐明其含义、范围和边界前,法律、政策和决定的制定者应根据该条文尝试廓清自己的义务。除非法院作出其他裁定,立法机关应出台它认为能满足第24(b)条规定的“采取适当立法”要求的立法以及足够覆盖环境权所需要的实体保护的立法。[54]南非对环境权的保护主要依赖立法建立起来的环境权法律制度。

(三)案例的类型化

环境权诉讼案例按照规范效力的运用方式分为两类:第一类将侵犯环境权和违反具体立法一并作为判决理由(同时适用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第二类将侵犯环境权单独作为判决理由,不以具体立法作为依据,即自我执行(仅适用可诉性效力)。

1.结合可诉性和具体化效力的案例

Laguna Lake Development Authority v. Court of Appeals[55]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支持环保局的附属机构有权对违法倾倒垃圾的城市颁发禁止令。在驳回针对政府管理垃圾倾倒的警察权和管制权的挑战中,法院依赖对平衡的、健康的环境的宪法权利以及健康权来支持政府的特许和修正法(charter and amendatory laws)。被颁发禁止令的城市实施了违法倾倒垃圾的行为。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fare v. Woodcarb (Pty) Ltd.1995(2) S. A.155(NPD)案中,南非法院认为被告的无证排污行为非法妨碍了邻居对健康环境的宪法权利,支持健康福利部部长(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fare)有权命令锯木厂停止排放有害气体,确认部长的行政职权,认可其有权纠正侵犯环境权的行为,环境权依据是当时南非临时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无害健康且适宜的环境的权利”。行政机关的禁令针对锯木厂的无证排污行为。厄瓜多尔宪法法院在1998年Fundación Natura contra Petro Ecuador案件中判决被告从事的含铅汽油贸易违反了国会关于含铅汽油的禁令,侵犯了原告受宪法保障的健康环境权。在Trillium案中,智利最高法院判决一份木材许可证无效,因为政府在缺乏足够证据对项目环境方面的可行性提供支撑且没有综合考虑其他不同专业部门建议的情况下,批准了环境影响评价。法院指出,政府以武断和非法的方式,侵犯了包括当地受影响的人民在内的所有智利人民生活在免受污染环境下的权利。[56]在这些案例中,法院同时援引了宪法环境权条款和有关具体立法,作为判决依据。

2.单独运用可诉性效力(环境权自我执行)的案例

倘若宪法条款可以据以提起诉讼,法院基于该条款本身就可以审理案件,无需获得立法机关制定的立法的帮助,这样的宪法条款被认为可以自我执行。[57]在环境权受到直接司法保护的案件中,菲律宾的Juan Antonio Oposa and others v. The Honourable Fulgencio S. Factoran and another案可能最为著名。1990年,45名儿童代表他们自己以及尚未出生的后代起诉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部长,诉请撤销所有已经发放的伐木许可证,并且停止发放新的许可证。理由是该部发放的大量伐木许可证导致菲律宾森林资源的急剧减少,损害了宪法所保障的环境权。[58]宪法第2章“关于原则和国家政策的宣告”的第1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健康的生态环境的权利。”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戴维德认为,该案的关键集中于一个具体的根本法律权利——对平衡健康的生态环境的权利。戴维德认为,原告的环境权像环境与自然资源部保护该权利的义务一样明确,负有尊重和保护该权利义务的其它人侵犯该权利就产生了一个诉讼理由。菲律宾最高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59]

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中16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了环境权,13个支持环境权诉讼。[60]厄瓜多尔的环境活跃人士指控政府和国家石油公司违反宪法第19条第2款规定的“无污染环境权”。1990年9月,宪法保障法院一致裁定,在Yasuni国家公园内开发石油的计划违反该款规定。由此,以无污染环境权为基础的不得污染国家公园的消极义务被视为可以审判。[61]Fundación Fauna Marina contra Ministerio de Producció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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