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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邓小平法治理论是依法治国的指南
【英文标题】 Deng Xiaoping's theory:the Guide of Ruling China by law
【作者】 袁曙宏【作者单位】 国家行政学院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邓小平;法治理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英文关键词】 Deng Xiaoping;Theory of Ruling by Law;Rule by Law;Administrating according to Law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4)05—0005—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5
【页码】 5
【摘要】

邓小平法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我国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但其核心精神十分明确,即:完善法律制度是根本。这一极其重要的结论,是邓小平同志在对我们党和国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的。在我国全面进行经济、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对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保证政府严格依法行政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包括:一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二要严格依法行政,三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创新,在这一创新过程中,当务之急就是要以邓小平法治理论为指导,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法治道路,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重大关系。

【英文摘要】

Ruling China by law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Den Xiaoping’s Theory.It is very rich in content,involving all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the legal system of China,but the kernel pneuma is definite:it’s crucial to consummate the legal system.The important conclusion is based on Deng’s introspection on the experience and indoctrination of our Party and country.On the background of carrying through the economic,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of China,Deng Xiaoping expounded a lot on ensuring that government strictly acts according to law as well as reinfor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legal institution.It includes:first,strengthening the legis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gency;second,strictly administrating according to law;third,reinforcing the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of administrating according to law;third,reinforcing the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Ruling china by law is along—term complex historic course.It is a great innovation of socialism.The urgent affair of the innovation is to explore a path to rule China by law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correctly deal with all the problems of deepening the course of ruling China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95    
  邓小平法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回答了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长期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完善法律制度是根本
  邓小平法治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我国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但其核心精神十分明确,即:完善法律制度是根本。这一极其重要的结论,是邓小平同志在对我们党和国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的。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具有开元建国之功。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怎样才能跳出中国历史兴衰的周期律问题时,就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6年,由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其后由于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及领袖人物自身的历史局限性等多重原因,导致毛泽东同志的注意力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内人治思想上升,法治思想削弱。毛泽东同志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级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同志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2}此后,这一轻视法治、重视人治的指导思想愈演愈烈,直至发生了“文革”十年大动乱的历史性悲剧。
  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仅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开辟了致富强国之路,而且对民主法制建设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3}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三层含义:其一,好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其二,法律制度具有稳定性,不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其三,法的意志高于领导人的意志。在这里,邓小平从政治家而非法学家的角度,对法治的主要内涵及其优于人治的特点作了独到的论述。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名篇中,又对法律制度的这种决定性作用作了更加深刻和更加明确的论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3}(333)在这里,邓小平超越国家性质之外,论述了法律制度对领导者个人的巨大制约作用,揭示了法治优于人治的普遍性规律,观点十分深刻而彻底。接着邓小平又笔锋一转: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3}(333)这就雄辩地说明,仅仅认识到法制的作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法制真正得以建立和实施。最后,邓小平得出结论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333)邓小平的这段名言,虽然没有使用“人治”和“法治”的概念,但却无疑抓住了“人治”与“法治”关系的本质,论述得十分精彩,十分透彻。
  邓小平关于法律制度是根本的观点是一贯的和系统的。1986年,他更为明确地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4}1992年,他在南巡讲话中又一次强调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4}(379)在《邓小平文选》中,有十多次提到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制度既包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又包括行政管理体制和各项具体制度;既涉及到党政关系、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涉及到政企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等等。这一切充分表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深刻认识到法治优于人治的本质,并明确要求搞法治,不能搞人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并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
  二、保证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是重点
  邓小平法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处于二者结合部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紧密相联的。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实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政治、经济、文化均不发达的国家,行政机关传统上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干预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公民处于相对弱小的不对等地位,无法对行政机关实施有效的监督。行政机关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过分集权必然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进而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为了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从农村到城市逐步展开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自1986年开始,又逐步探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进行了五次行政体制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革,都无一不涉及到重新调整行政机关与执政党、权力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机关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正是在上述三大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推动法治进程的历史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对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保证政府严格依法行政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一)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
  加强行政组织立法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着重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加强行政组织立法的思想。来自北大法宝
  1.精简机构,精兵简政。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企不分,导致行政机关部门多,分工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建国以后虽多次进行精简,但效果均不理想,甚至有欲演愈烈之势。为此,邓小平将精简机构提到了是一场革命的高度。他严肃地指出:“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3}(397)为了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邓小平强调要着眼于长远,要建立完备的规章制度。
  2.转变职能,下放权力。政府职能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落脚点,是行政组织法的核心。职能的内核是职权。我国的整个改革过程,就是政府职能不断转变、过分集中的权力逐步下放的过程。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3}(328)邓小平认为,转变政府职能、下放政府权力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政企职责要分开,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二是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方面“权力要下放”,{4}(177)“权力不宜过分集中”,{3}(321)这是改革的重点;另一方面“中央要有权威”,{4}(277)该集中于中央的权力必须集中,这一点也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3.编制就是法律。早在1975年7月,邓小平就提出了编制的法定化问题。他严肃地指出:“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3}(20)1980年3月,他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指出:“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3}(288)
  (二)要严格行政执法
  依法行政不仅要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严格行政执法是邓小平依法行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了保证法律得到严格执行,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146—147)“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允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3}(332)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保证法律具有极大权威的基石。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我国制定了1982年宪法,该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982年宪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在22年的时间里,先后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3年四次重要修宪,宪法内容逐步完善,宪法地位不断提高,宪政建设稳步推进。随着根本大法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我国法律的权威得到极大提升,法律的规定得到全面实施。
  (三)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是依法行政的关键环节。行政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就必然产生违法行政、执法腐败等现象,就会极大地损害政府的形象和权威,就容易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邓小平对监督和制约权力问题一贯十分重视。早在1950年,邓小平就指出:“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5}1980年8月,邓小平再次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3}(332)针对国内外一些人对我们党和国家监督制度的疑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回答:“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4}(256)
  在邓小平法治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行政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部门法之一,行政法制逐步完善。从1979年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陆续颁布了《地方各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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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黄炎培.延安归来(M).转引自:李步云.关于依法治国的几个问题(A).应松年.法学专题讲座(C).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365—366.

{2}转引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102.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7.

{5}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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