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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论中国古代礼刑互动关系
【英文标题】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ites and criminal law of ancient China
【作者】 李玉福【作者单位】 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文关键词】 礼刑关系;历史发展;原因
【英文关键词】 rites and criminal law;relations;history development;reason.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4)04—0021—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4
【页码】 21
【摘要】

礼与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规范。本文从礼刑互动交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礼刑结合的实质是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政治关系和封建宗法血缘家族关系的等级性社会秩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英文摘要】

Rites and criminal law were the principal standards of society i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This thesis explored the combination course and reason between rites and criminal law i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This thesis explored the influence about combination between rites and criminal law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law civilization.The combination course between rites and criminal law i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had experienced four development periods.The substance of combination between rites and criminal law embodies feudalism privileged politics and feudalism family relation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031    
  礼刑结合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20世纪中叶,著名法史学家瞿同祖先生发表了《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著名论文,{1}对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论述甚详,其学说已经为学界所从。本文认为,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固然存在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过程,但是,礼刑结合的过程是两种相对对立的社会规范———“礼制”与“刑律”的互动过程。虽然在这二者的互动过程中,礼制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视法律即刑律对于礼制的改造过程。因此,礼刑结合的过程既是刑律儒家化的过程,也是礼制刑律化的过程。
  一、礼刑关系的历史演变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礼刑关系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时期。一是奴隶制时期的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这是礼刑并存的相辅相成时期;二是春秋后期到战国、秦朝,这是礼刑相互排斥对立时期;三是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刑律礼制化和礼制刑律化的互动时期;四是隋唐以后至明清,这是德主刑辅、礼刑高度结合的时期。
  (一)礼刑并存时期
  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作为宗教仪式的礼仪逐步发展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性行为准则。传统礼制是在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宗法家族国家形态中形成的调整宗法家族血缘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孔子曾经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2}但是,由于史料缺乏,夏礼、殷礼在孔子时代已经难以知晓。礼制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西周的周公制礼。周公制礼使传统礼制达到成熟化和完备化的地步。
  西周春秋时代,礼制作为国家制定的调整社会政治关系和宗法家族血缘关系的行为规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礼制的本质是体现和保障宗法等级社会中形成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中国奴隶制社会是一种家与国相通、政权与族权合一、宗支与国法相结合的家族国家形态。在周朝,周姓大家族控制着国家政权,然后按照宗法血缘关系,进行层层分封,建立诸侯国家和卿大夫的领地。层层分封的过程是政权、土地、民众等等逐级分割的过程,也是等级制度逐级形成的过程。周天子既是国家政权的国君,也是周姓宗法大家长。诸侯国家和卿大夫既是本行政区域的最高政治统治者,也是宗族大家长。这种家族国家形态所要求的等级秩序集中体现在礼制所强调的“亲亲”与“尊尊”的等级秩序中。“亲亲”与“尊尊”既表明宗法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也表明了君臣上下、长幼有差的尊卑关系。《礼记》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制同异,明是非也。”{2}(1231)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贵贱皆有称者也。”{3}因此,礼制的本质就是按照身份等级关系,确定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为整个社会成员规定一套差别性的行为规范体系。
  2.西周春秋时代的传统礼制是国家法律的重要表现形式。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且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周公制礼表明,礼制已经从社会习惯上升为国家意志,是经过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制定并颁布实行的。周公制礼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行为规范,从而使礼制具有了国家法律的明确性和规范性。西周春秋时代的统治者将礼制视为统治国家的主要工具,因此,必然赋予礼制以国家强制力,即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礼的实施。《礼记·礼运》载:“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2}(1414)既然礼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4}的重要工具,那么,违背了礼是要受到国家强制力处罚的。但是,从立法上看,在西周春秋时代,礼与刑尚未实现一体化,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表现形式。就礼与刑的作用而言,礼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刑则是保障礼制实施的强制性的制裁措施。
  3.礼制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奴隶主贵族。在西周春秋时代,礼与刑作为两种法律的表现形式,在适用对象上还是大致有所区别的。《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1249)荀子也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3}(121)礼是建立在宗法等级秩序下的社会规范。在西周和春秋时代,只有士以上的贵族才能立庙祭祀祖先,才有宗法。因此,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礼制,也主要适用于士以上的贵族阶级。庶人和奴隶无宗法可言,也就不能享受礼制所规定的各项权利。这也表明礼制实际上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关系的特权法。
  4.礼制的作用方式主要依靠德治教化。在宗法等级制度下,礼制一方面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是,另一方面也主要依靠德治教化的作用保证其实施。通过礼制的教化作用,防患于未然,将危害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行为消灭在萌芽之中,这是礼制不同于刑法的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狭义的法律起源于刑。《左传·鲁昭公六年》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4}(1275)西周时代除了《九刑》外,周穆王时代又制定过《吕刑》。夏、商、周时代的刑主要是指刑罚,是以残害罪犯的身体和生命为主要内容的肉刑和生命刑。虽然在夏、商、周时代,奴隶主贵族违背了礼制,也要受到刑罚制裁,但是奴隶制时代的刑罚主要是用来镇压庶人和奴隶的工具。在春秋后期成文法公布之前,刑虽然已经成文化,[1]但是仍然秘存之于官府,仍然处于秘密法状态。{4}(634)
  (二)礼刑相互排斥对立时期
  在夏、商、周时代,礼与刑作为两种主要法律表现形式,虽然礼刑泾渭分明,但受到统治者的并重。这种局面在春秋后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礼崩乐坏”和成文法(刑)的公布,并由此导致了战国和秦朝礼刑分离、相互排斥的时代潮流。
  到了春秋时代,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礼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整个春秋时代,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就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局面的逐步形成。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传统的礼刑并存关系由和谐并存向着激烈对立发展。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表现在立法层面上,以“刑”为核心内容的成文法不断公布,逐步成为规范社会生活的主要法律规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礼制却遭到严重破坏,逐步退出法律规范领域,演变为民间伦理规范。公元前536年,子产在郑国铸《刑书》就引起了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礼刑关系的激烈争论。当时代表传统礼制的贵族叔向坚决反对公布成文刑法。叔向在郑国铸《刑书》之后,给子产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矣。……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4}(1274—1276)同样,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也遭到了孔子的激烈反对。但是,成文法的强化趋势却没有因为遭到礼制维护者的反对而停止。相反,到了战国以后,随着《法经》、《秦律》等刑律的颁布,从立法层面上,礼制终于让位于刑,成为主导性的法律规范。
  2.在治国思想层面上,在这一时期,礼治与法治之争发生了严重的对立。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从“人性善”的认识论出发,以“仁政”学说为基础,极力宣扬和倡导“德治”和“礼治”,反对“法治”。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2461)而以管仲、李愧、吴起、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从“人性恶”的认识论出发,极力强化“法治”思想。《商君书·赏刑》记载:“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5}爱法律,有未来
  3.在政治实践上,这一时期,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得势当政,主张礼治的儒家学者被排斥在国家政治实践之外,而沦落为民间布衣学者,甚至招惹杀身之祸。孔子沦落到周游列国而无所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6}到了秦始皇时代,更是接受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将传统礼制和主张礼治的儒家彻底打入了冷宫。
  礼制衰落与成文法颁布盛行此消彼长的结果,为战国和秦朝的礼刑关系带来了以下深远影响:第一,这种变化打破了传统的礼刑并存的法律结构体系,大大地弱化了礼制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促使礼制从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降低成为一种民间伦理学说和政治学说。奴隶制时代的礼刑并存法律结构体系演变为战国和秦朝的单一刑律体系。礼制在这一时代退出了法的范畴。第二,传统礼制由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降低为民间儒家学说后,礼制也就失去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礼制的影响和作用,在战国和秦朝更多是依靠伦理道德的力量在民间维持和延续。第三,礼制的衰微,为法家思想和以刑赏为核心的封建法制兴起,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战国和秦朝的法家,从“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原则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打破体现宗法等级关系的礼制的平等性法律原则。从而使战国和秦朝的法律在根本精神和内容上排斥礼制,出现了中国法制史上的礼刑分离时代。
  (三)礼刑互动交融时期
  一个社会的法制,大约言之,有三个层次,有静态的立法意义上的法制,有动态的司法意义上的法制,有理性的法理意义上的法律思想。法制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变革,首先自法理开始,从司法上探索酝酿,从立法上趋于完善和成熟。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华法系沿着礼刑互动交融的历史轨迹不断演变和发展。这一发展演变过程就是沿着法律思想、司法实践和立法等三个层面来进行的。
  1.汉初思想家对礼刑结合理论的法理探索:法律思想领域的礼刑结合。酷法亡秦的历史教训,宣告了重刑主义的法家思想的失败,同时也引起了汉初统治者对于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的重新思考。
  陆贾是西汉王朝第一个提出“文武并用”思想的思想家。《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陆贾向汉高祖提出“文武并用,长久之术”的治国方略。陆贾提出的“文武并用”的思想已经初步包含礼刑结合思想的萌芽。这里的“文武并用”就是强调要使德治教化与武力刑罚统治两种手段合并使用。
  汉文帝时期的贾谊则系统论述礼刑结合法理思想。贾谊强烈批判秦王朝的“酷刑法”。贾谊所写的《过秦论》等政论文章,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在于“禁文书而酷刑法”。贾谊主张按照儒家学说“定经制”、“兴礼乐”,建立君臣贵贱上下等级制度。
  董仲舒是西汉儒家学者中探索礼刑结合、德主刑辅法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奠基者。董仲舒不仅提出了礼刑结合、德主刑辅的主张,而且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的角度为这种主张找到了神学法理根据。董仲舒首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主张。从礼刑结合的角度上讲,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大大提高了儒家学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实现了儒家学说从民间学说向官方正统统治学说的升华,使儒家学说取代了法家学说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这种转变,为儒家思想改造封建国家法律和司法制度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儒家思想进入刑律,上升为封建国家意志创造了条件。董仲舒论证礼刑结合的首要内容就是确立了封建刑律的根本原则,即“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董仲舒把“三纲”中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主从”关系也说成是天意,即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7}“三纲五常”将宗法伦理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构成封建法制的灵魂,这是礼刑结合上最主要的法理思想。
  2.从“引经决狱”到“引经注律”:司法领域之礼刑结合。虽然在西汉前期,经过陆贾、贾谊、董仲舒等思想家的理论探索,形成了完备的礼刑结合法理思想,但是,这种礼刑结合还局限于法理层面。要促使这种理论层面上的礼刑结合灌输到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还需要封建国家和儒家学者做出大量的努力。
  从立法意义上讲,西汉时代制定的刑律仍然体现了法家思想。汉初萧何制定《九章律》来源于秦律。《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6}(2014)萧何收藏的秦朝律令就成为汉初萧何制定《九章律》的蓝本。
  汉朝统治者和儒家学者为了将礼刑结合的法理思想渗透到现实的法制中,首先选择了司法实践领域作为突破口,开始了儒家学说针对刑律的改造。汉代司法领域儒家化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官儒家化。秦汉时代,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司法与行政合二为一,司法从属于行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长官也就是各级司法长官。因此,各级封建国家官员的儒家化,也就意味着各级司法官员的儒家化。西汉从汉武帝开始,随着儒学的官学化,儒家学者的仕途豁然开朗,大批儒家学者、书生,通过各种选拔渠道进入封建国家机关,成为儒家化的司法官员。这一历史转变过程,在《汉书·儒林传》中有详细记载:“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风矣。……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8}以董仲舒、公孙弘等一大批儒学之士进入汉代国家机关,成为司法官员主体,为司法领域带来了儒家化的思维理念和司法习惯。在这种法官儒家化的大环境影响下,甚至一些非儒家学者出身的官员,也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引经据典,深受儒家学风影响。《史记·张汤列传》记载:“是时上方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6}(3139)酷吏出身的张汤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推崇引经决狱,可见司法官员儒家化的影响之深。
  第二,引经决狱。所谓“引经决狱”又称为“《春秋》决狱”、经义决狱,是指两汉时代儒家学者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抛开国家法律,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依据,审理案件的司法活动。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日益实现官学化。在儒学官学化的影响下,儒家学者往往利用担任法官的身份,或者直接参与案件审理,或者参与案件的讨论。儒家化的司法官员在参与案件审理的过程中,面对汉初制定的体现法家精神的汉律,在不能及时修改刑律和曲解刑律的情况下,采取了直接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案件审理依据,从而实现对司法活动的儒家化改造。两汉时代,从事引经决狱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董仲舒、公孙弘、儿宽、应劭等人。《后汉书·应劭传》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9}东汉时代的应劭也撰有《春秋断狱》。公孙弘少时为狱吏,“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8}(2618)儿宽为奏狱掾,“以古法义决疑大狱”。{8}(2629)
  汉代的引经决狱,在实现刑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其意义在于,通过直接引用儒家经义来审理案件,确立了一系列儒家化的司法原则,这些儒家化的司法原则一旦形成之后,就成为指导封建社会司法的重要准则,并为儒家经义直接引入刑律进行了司法实践上的探索。无论是董仲舒撰写的《春秋决狱》,还是应劭撰写的《春秋断狱》,均早已失传。程树德著《九朝律考》根据散见的历史资料和《史记》、《汉书》所载,辑录了《春秋决狱考》。从这些春秋决狱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汉代引经决狱体现了以下司法原则:(1)亲亲相隐原则,即一定的亲属之间可以隐瞒罪行的司法原则。(2)原心定罪原则,即儒家所倡导的根据行为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善良与凶恶来断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和是否应当给予处罚的司法原则。桓宽在《盐铁论·刑德》篇中说:“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10}(3)纲常礼教原则。为了维护“三纲五常”的伦理原则,在汉代的引经决狱中,凡是违背了“三纲五常”准则的,一律要按照《春秋》经义予以严惩。(4)以功覆过原则。法家是强调功过赏罚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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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61.

{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63.

{3}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0.夫妻本是同林鸟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76.

{5}商子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2.112.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23—1924.

{7}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Z).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321.

{8}(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3593.

{9}(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12.

{10}(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579.

{11}(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923.

{12}(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706.

{13}(唐)长孙无忌.贞观政要(卷五)(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7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48.

{14}(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84.

{15}(清)永.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1.712.

{16}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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