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再论法律解释学
【英文标题】 Reconsidering legal hermeneutics【作者】 陈金钊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解释学;立法学;法律社会学;概念法学;解释学法学
【英文关键词】 Legal hermeneutics;Legislative science;Socialogy of law;Conceptualist jurisprudence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4)02—0023—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2
【页码】 23
【摘要】

本文通过对法律解释学与概念法学、法社会学、价值法学、解释学法学、立法学关系的揭示,旨在厘清法律解释学的概念及其范围。法律解释学是一个偏重方法论的学科,属于实用法学的范畴,是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实践理性的法学。法律解释学把司法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建构裁判规范为己任,强调根据法律进行解释是其基本方法,但它并不否认其他法学方法融入裁判规范。当代法律解释学承认制定法、法律价值、事物的本质、公共政策、良善风俗等都可以通过发现、论证、解释、衡量进入作为裁判规范的法律,都可以作为法官法源。法律解释学是以司法方法论为核心内容的实用法学。

【英文摘要】

The article intends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legal hermeneutics and its scope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legal hermeneutics,conceptualist jurisprudence,socialogy of law,jurisprudence of value,hermeneutical jurisprudence and legislative science.Legal hermeneutics is a discipline which highlights methodology and thus attributes to pragmatics jurisprudence,so it is a branch of jurisprudence attributes to practical reason in some degree.It highlights such approach as interpreting according to law,while other approachs have not been neglected in constructing norm of decision.Modern legal hermeneutics recognizes the following sources as statutes,legal value,the nature of thing,fair policy and fair practise all can be used by judges in costructing norm of decision through finding,argumentation,interpretation and balance.In a word,Legal hermeneutics is a kind of pragmatics jurisprudence that focus on judicial methodolog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67    
  
  奥多·马克瓦德曾设问:“解释学是一门艺术,即从文本得出其中没有的东西。问题在于:既然有了文本,还要解释干什么?”[1]循着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追问:既然有了法规,还要法律解释做什么?这种疑问不仅存在于法律思想中,而且也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其中依法办事、依法办案的理论就可能源自对理性的法律文本的崇尚,也可能来自对这种提问的认可。如果法律解释都没有存在必要的话,那么法律解释学就更无立椎之地。要解决这一问题,直观的方法就是描述法律解释及法律解释学的必要性。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法律解释或法律解释学。现在,人们对法律解释及法律解释学在理论上还存在着疑问。许多人把法律的解释者视为杂技演员,认为“他们公开地从不变的法律条文中变魔术似的变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所期望的答案。在科学和实践中‘主流观点’不知疲倦地去迎合当时统治者的想法。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市民对司法和法学者越来越不满。”{1}(18)许多解释者实际信奉的是:如果解释不出来就把它解释掉,或者将解释演变为“添加”,甚至连一字都不差的法律规范在不同的宪法体制中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即转义解释。这种指责使得法律解释或法律解释学甚是尴尬。法律解释甚或法律解释学是这样一种情况吗?我们该怎样认识法律解释(学)呢?
  一、法律解释学的含义
  一般认为,法学属于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厘清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社会科学属于对社会的理解与解释。[2]据此推论,我们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法学都可以称为法律解释学。如果我们对所有的法学研究进行分类的话,可以把其分为两大类,即:关于法律的解释和根据法律的解释。[3]关于法律的解释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其思维倾向侧重于用价值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等对法律现象进行解释性说明;而根据法律解释社会现象则属于规范科学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指运用法律思维方式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被称为规范法学。
  规范法学也被有人称为狭义的法律解释学,是指运用法律概念、理念、原则、规范和方法解释事实,解决纠纷。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等,讲解的都是法律的概念、原则、原理、规范等,属于作为分析工具的法学。法律解释学是介于立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之间的中介学科,它要在规范与事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语言转换,是一种从法律的概念世界、规范世界到司法生活语言的转换。其间,法官、律师等法律人,要把日常生活事实“翻译”成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法官、律师间要进行法言法语的交流,探讨规范与事实间的互动关系,为案件合法、公正地解决寻找方案。日本法学家碧海纯一认为,法律解释学大体上相等于实用法学,[4]其内容包括宪法学、国际法学等部门法学,是指对现实存在的对象,作经验的、不夹杂评价态度的、系统的认识成果。它作为实在科学,与逻辑学、数学(关于命题的构成与变换的规则的学问)相区别,是通过实验性程序对实在对象进行认识的活动。法律解释学是以实在世界的一部分——法律现象为认识对象的。这里的法律现象包括两种:作为社会统治符号的技术法(即法律规范总体)与从依法进行统治之立场出发被认为是重要的人的社会性行为。法律解释学不是纯粹逻辑理论,而是一种实践能力,它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进行逻辑分析研究(归纳、演绎等)得出一定的概念、观点、理论,然后再放入到实践中去验证,获得科学的认识。法律解释学是对法律的系统认知,是实用法学最重要的部门,是一种给具体事件以最适合的法律处置的科学方法的学问。
  在霍姆斯看来,一般命题不能裁判具体案件。{3}这就引申出法律解释乃至法律解释学的意义。萨维尼认为,法学有两大任务:一方面必须系统地理解法律;另一方面必须历史地理解法律。法律的诸多个别形式,总是与特定制度结合起来,它们的规则立基在民族中存在的基本信念之上。法学必须由这些基本理念出发来解释个别规范。透过系统的法学方法,我们可以凸显并定义这些法律制度,然后在其关联上掌握一个法律的系统。{4}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法律命题都得通过法律解释者来解释、说明才能在命题与事实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当然,这种逻辑关系的建立也并不是命题与事实间的简单关系。在这一问题上萨维尼所说的是有道理的。“法学要理解‘既存的法规范,及隐含其中的意义关联。作为理解之学问的法学’是透过解释来理解语言的表述方式及其规范性意义。解释某一文字系指在诸多的说明可能性中,基于各种考量,认为其中之一种于此恰恰是适当的,因此决定选择此种。”{5}法律应用是在解释学称之为解释的循环中进行的。没有解释者在法律文本与事实之间进行目光之交的互相流转,就不可能在法律与事实间建立起理性的逻辑关系。理解是一种对向交流的步骤,没有理解,法官不可能形成关于正当性的确信。我们已经看到,“大部分的法律都是经过不断地司法裁判过程才具体化,才获得最清晰的形象,然后才适用于个案,许多法条事实上是借助裁判才成为现行法的组成部分。”{6}由立法者所创设的规范,对待处理的个案来说是尚未完成的规范,它只是具体化规范的界限。一般的规范“一直要等到进入法律论证程序,规范文本才取得其重要性,也只有借助此程序才能形成裁判要旨。”{6}(13)因而一般命题并不能直接确定案件,而只能帮助法官做出正当、合法的判断。本文所探讨的法律解释学(借用德国法学家拉伦兹的话说)是“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6}(19)法律解释学从总的方面看其有法政策功能,“解释的自由有时应当受到限制,有时则应得到扩大,其依据就是法律适用时的法政策意图和时代精神。”{1}(312)法律解释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发展着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权。
  二、法律解释学与概念法学
  一般认为,法律人分析问题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这个眼镜就是我们所学到的法律原理等知识体系。对这些知识体系及其解释,有人称之为概念法学,有人称之为规范法学,也有人称之为法律解释学、法律教义学。[5]“由于法律是基于概念的体系堆叠,而概念与语言脱却不了锁链,因此如何适用一事即意味着如何解释法律语言,是而有了诠释方法的浸入。即言诠释,即表示与法律语言作为社会法律现象之表征符号的理解;从而社会文化的思维有待留意。”{7}但是,法律解释学与一般的学科不同,特指实践方法,即解释技艺学。因为在概念法学笼罩下的法学,重点讲解的是法律概念、规范及原理的意义。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语言来加以表述的,它们构成了法学的骨架,是支撑法学学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脊梁”,是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逻辑起点。总的来说,各国大学对概念法学都非常重视,教授们向法科学生灌输的主要是这些知识体系,但对这种灌输不能走向极端,不能认为关于法律的知识体系、规范体系就是法学的全部,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但是,随着规范法学的日臻“完善”,有些规范法学者竟开始相信规范的万能,相信规范体系的自足能力,视概念法学为逻辑自足的学科。这就使概念法学走向极端,并招致了许多的批评。
  一般认为,概念法学起源于德国19世纪的普通法理论,尤其以普赫塔和早期的耶林为代表。在概念法学者看来,适用法律的全部过程,本质上就是将其生活事实归入某个法律概念之下(归类)。一个概念由一些一般的特征组成,适用法律规范就是在归类过程中重新认识这些一般特征。一个具体的法律概念,是对某个较为一般的法律概念的特定化。只要依据这一过程不断操作下去,就可找到私法制度中最一般的概念。概念法学的基本理念,是要创造出一个由法学概念组成的封闭的系统。在这个体系中,除了处于最高层次的概念外,每一个概念都能够通过附加一个特定的特征,而从高一个层次中派生出来。用这个由不断派生的法律概念组成完备无遗的体系,就可精确地把握具有法律意义的生活过程。这就呈现出一个概念金字塔:“一层层上去,金字塔宽度递减而高度递增。宽度愈宽,亦即素材填充得愈多,那高度就愈低,亦即概念的可能性就愈小,反之亦然。宽度符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内容,而高度即是其应用范围的大力。如果顶点有一个普遍的概念,其他的概念皆可归诸其下的话,那逻辑系统的理想便完备了。”{4}(47)对这种专家法学而言,法学就意味着是法律解释学,因此,并不存在所谓法律的事实研究与法律社会学。但实际上,无论是从立法者所使用语言的自然性,还是从生活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来看,都不可能对全部具有法律意义的生活过程进行完全的概念化。而正是由这个体系中的那些最一般的概念,由于它们包含的特征很少,而且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内容变得越来越空洞和越来越没有意义,根本无法完成人们期待给它们的任务。{6}(96—97)德国法学家拉伦兹认为,我们并不能因此而低估概念法学在思想史上所作的贡献。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概念法学的弊病而否认其实践价值。但是,由于概念法学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而法律社会学、自然法学以及现实主义法学、自由法学等都向这一学派的机械性提出了挑战。
  法社会学提出了科学的法律解释学的概念,认为法律解释学并不是简单地将法规作形式上解释为目的的技术,而是创造出对具体事件妥当的法为目的的技术。从表面上看,法律解释不过是单纯地把法规做形式上的解释,除去法规非常明确、从一开始就不需要解释的以外,实际上进行的都是法的创造。{8}可以说,规范法学(教义学属性的)以外的法学都是关于法律的思考。但是,关于法律的解释和根据法律进行解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日本法学家的论述来看,二者亦可以结合起来。如日本法学家末弘以及我妻荣都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倾向。末弘的法律解释理论有这样一些特点:(1)规范的创造要受到上位规范的拘束;(2)规范的创造必须考虑与其他法律规范的整合;(3)法律规范的创造必须把它作为能够适用于同种的其他事件,为此,法律的判断必须采用三段论的形式;(4)有关类似于既存的法律规范所假设的社会关系场合,应该创造类似的法律规范(类推);(5)法律的判断受到判例的拘束;(6)理论构成、概念构成是创造法律规范的有用方法。{9}在末弘的理论中,他一方面承认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和法律推理(三段论)的必要性,同时,也承认法官法源的多元性,认为法官据以判案的法律不是现成的制定法规范,而是法官结合现实情况和各种形式的法源生成(或构成)的裁判规范。经由法官所构成的法律是针对个案的,但由一般法律向具体法律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创造性。我妻荣对法律构成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述。他坚持以裁判为中心的立场研究法律,认为法律构成是以现行法体系的不断改造作为大前提,以认定事实的拟制作为小前提,然后巧妙地加以安排,以此为基础形成妥当的判断。在这一判断中,法律家一次性地给法律构成以理想的判断(即制定法中的理想),同时也使法律变成现实。{9}(341)
  从日本法学家的认识中,我们受到了一些启示,这就是我们对西方学者关于概念法学的批评应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应当看到,这种批评是建立在概念法学已经发展到相当阶段的基础上的。概念法学如果不发展到极致,人们的指责就没有靶子。概念法学的错误也许在于“法律概念的自我能动性创造规范的观点。法律概念的自我能动性命题犯了一个方法错误。具有能动性的不是概念,而是法学家。”{1}(95)面对众多的新兴起的法学学科对概念法学的批判,我们应认真思考中国法学的走向,是与西方法学一起对没有根基的中国法学(我国的概念法学大部分是从西方直接引进)进行批评?还是找出一条别开生面的道路?这就十分严肃地摆到了中国法学研究者面前。问题在于:我们是继续深化中国化的概念法学,使概念法学在中国更加精致?还是紧跟后现代法学之后对其进行批评?是在中国也彻底瓦解概念法学的根基?还是建构新的法学使中国大地出现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日本法学走过的路也许对我们有启示意义。
  复旦大学学者段匡曾对日本的法律解释学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日本的法律解释学源于德国的概念法学,而它的发展又倚赖于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这种异形嫁接的方法以及集大陆法与普通法之大成的民法学说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10}在日本近代法学的早期,学者比较推崇自然法学、历史法学,但后来概念法学又开始兴盛。石坂音四郎、鸠山秀夫两位博士,在对自由法学和利益法学的批评中弘扬了概念法学。他们认为,“法律解释学是以现存的法律为对象的,自然法、社会中存在的法律现象、习惯法的发展都是从对象中分裂出来,即使上面提到的习惯法也仅以成文法中予以确认为限。也就是说,法律学的研究方法即法律的研究方法。”{10}(260)法律解释学是规范科学,它的对象是精神存在。石坂音四郎认为,日本不能采取自由法学的立场,应提倡概念法学,但应舍弃概念法学的弊病。他提出了舍弃弊病的四个具体方法:(1)根据法律的目的来解释法律;(2)给予裁判官宽广的自由裁量余地;(3)重视交易中的习惯;(4)为了法律运用要了解实际生活。法律是为了社会而存在的,所以法律不能与社会相背离。从以上观点中可以看出,石坂不是站在自由法学或利益法学的立场上对概念法学予以批判,而是通过对概念法学的修正来摆脱它的弊病。{10}(261)石坂先生的观点是在日本法学已经开始西化,但还没有真正形成日本法学的特定时期提出来的。其实在德国自由法学出现以后,人们对概念法学的研究也没有停下来,而是在“法律思想方法方面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双轨制:一方面法学继续对纯粹概念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则对利益及利益平衡进行探讨。而研究的结果仍无法消除这种双轨制。这样,法学方法的整个可信性就受到了不利影响。”{6}(98)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法学的研究与石坂所处时代的日本法学有相似之处。我们关于中国法学的研究尚不成熟,还没有地道意义上的中国法学,中国的法学基本上是汉字化的西方法学,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法学在中国。石坂所处时代的日本法学,也基本是大量引进西方的各种法学。日本本国的法治时代也没有真正到来,甚至法律体系也不能算是完善。所以石坂多少有些综合法学中的味道,即他既要吸收价值法学中的正义,也要吸收自由法学中的目的,但他也未放弃概念法学的规范。他认为,逻辑推论和归纳仍然是法学的基础,但在逻辑解释中目的解释是至关重要的,实质性的法律目的是观察实际生活关系的最适当的解释方法。对此,段匡先生评价说:“石坂先生虽然最后仍然停留在概念法学范畴内,但他始终力图摆脱概念法学的弊端,通过这种努力,他在一定限度内把日本的解释方法论推进了一步。”{10}(263)可以说,没有概念法学,根据法律进行思考和解释的知识“前见”便不存在,法律解释也就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中国近现代法学也是一个不断西化的过程,概念法学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得经历一个阶段。我们不可能跨越概念法学的昌盛而直接进入后现代法学。目前我国对西方法学知识体系的引进已初步完成,但我们还没有浑厚的基础对概念法学进行批判,因为以概念法学为基础的传统法律解释学还不成熟。也许,对概念法学的批判是在法律解释学得到长足发展以后的事情。但是,关注法律事实研究的一些学者也提醒我们,“过多的法律概念研究的教育将妨碍捕捉事态真相”,{8}(320)经验法则在对法律与事实的判断中也有重要作用。
  面对概念法学与法社会学、自然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的冲突,当代西方的法学者掀起了一场探寻新的法律方法的热潮。概念法学之所以被称为机械法学,是与法律适用的机械理论相对应的。有些学者认为,概念法学是不讲方法论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只不过概念法学的方法是那种“对号入座”的简单方法。在立法万能思想影响下,许多法学家对法律规范抽象锤炼达到了相当高度,他们试图把概念、规范抽象到涵盖所有社会关系的程度,认为法律的应用就是从法律知识体系、规范体系、原则体系中直接去寻求答案,而忽略了法律的应用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忽略了法律涵盖能力的有限性及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和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当代西方法学在探寻司法方法时,更加注重法律本身的不确定性,试图用多种方法确定法律的意义。学者们认识到,自然法学探寻之正义,法社会学探寻之实然,不应仅停留在理论论述之中,而应进入有实效的具体法律之中。这对克服法律之机械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日本法学家末弘先生和我妻荣先生认为,法律解释应该与当时的社会变动相适应,制定法的约束是有限的。但二者的学说并不相同,作为法律解释的标准,末弘认为是形式性的东西,我妻荣则认为是实质性的东西。末弘认为对制定法的适用应局限在立法预定的社会关系内,而我妻荣则把法律的三段论看作是穿在实质判断上的衣服。{8}(349)现代的法律方法论认为,作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的法律是由法律人发现、解释、论证、衡量出来的,而不是直接由立法者制定的结果。这实际上意味着根据法律进行解释的传统解释学已受到了挑战,当代法律解释学,已经打破了“无法律便无解释”的格言。狭义的法律解释学已演变成了法律方法论,尽管传统解释学的方法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但新的法律解释学已不完全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而是在法律文本、事实和解释者之间构建“新”的法律意义的过程,这种构建既是根据法律在个案中解释法律意义的过程,又是法律价值、事物本质等影响法律意义的过程。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新的法律解释学是偏重多元法律方法的解释学,这当然不是说排斥概念法学,而是把概念法学当成了法律思维的基础,当成了建构新的法律意义的“建筑材料”,总之不是把概念、原理、规范等当成“死”的东西,而是把其视为“活”的东西。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中指出了一切理解的概念性,他研究概念史,旨在发现语言的经验层面,而这些层面能帮助我们恢复概念。{11}正是在掌握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在许多问题上达成最低意义上的共识。新的法律解释学之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的法律解释学是在作为文本的法律与文本外的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中把握法律意义的。这些法律文本外因素包括法律价值、事物本质、事实的特殊情形、解释者的“前见”等。第二,新的法律解释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法律解释的独断性特征。法官等主体所解释出来的法律意义,已经不被认为是法律文本中的原意,法律文本只被视为影响解释的最重要因素,而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法律文本的权威性也仅仅体现在它是法官发现法律时的首位法源,或者最重要法源的形式,也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任何解释都是带有创造性的解释,所谓维护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原则仅仅成了一种姿态,一种法治论者维护法治命题的态度。当代解释学者认为,客观性原则并不抹煞法律解释的创造性。但创造性在此也不是指任意,它所能显示的效用,最多是解释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法源选择的范围,即承认法官法源的多元性。法律解释的结果之所以被称为法律解释,不仅在于它首先是根据法律所做的解释,还是因为它是由法律人(尤其是法官)衡平了正义、理性以及事物本质等的结果。第三,与概念法学尊重法律的安定性,信奉其预见性相比较,新的法律解释学则把视野放得更宽。许多学者认为,法律是为人的目的服务的,因而我们不能把法律孤立起来,形式意义上的合法性必须强调,但我们并不能拘泥于条文与概念。法律解释学需要融入各种流派的研究成果。由此所引发,学者们对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早期法律解释的客观性,被假定是立法者的原意,或者法律字里行间的原意。新的解释学虽然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意说(即承认非常明显的表现于法律条款的字里行间、立法说明中的原意,且这些原意与社会正义和社会发展潮流不发生大的冲突),但其在解释中引进了许多法律规范外的规则,如正义、社会的本质等。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几乎等于法官的不任意性。法律客观性的标准已经被放宽到了法律外的一些规范性因素,法律只是法律解释需要考量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当然不是说法官判案没有了标准,裁判过程中的法律推理方法已被放弃。实际上,新的法律解释学仍然是从一般原则出发的,只不过这里的一般原则,已经不是现成的、由立法者所创设的法律,而是经由解释、论证、衡量等方法而构成的一般规则。各种方法论的应用,旨在说明法官据以判案的法律不是恣意的、偶然的判断,而是合法、合理、妥当的判断。司法过程的最重要一环仍然是三段论式的法律推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给当事人一定程度的信赖感,增大判决的说服力。法官判案不仅应说明形式理由(即合法性理由),还应说明实质理由(合理性等)。{12}法官的权威在一定意义来自它对据以形成判断的法律技术的把握。
  三、法律解释学与立法学
  在叙明法律解释学时,我们应该明晰它与立法学的区别。上面已经提到,几乎所有的法学都可以称之为解释学,但立法学也许是个例外。立法学是以抽象、概括出法律规则为己任的,语言的精炼、朴实、准确、涵盖面广、适用面宽、体系性强、无逻辑矛盾等是立法学者所努力追求的目标。立法学所构造的思维是一种抽象概括性思维,立法学应该既是逻辑的,又是科学的。立法学虽然也要考虑到现实的案件,但它不会充分考虑案件的个性,它所思考的是同类案件的一般特征,表述的是事物的共性,它的成果形式是精练的法律概念和规范。立法活动主要向社会输入法律规范。但是,立法学的研究也不是纯粹地为立法而立法,立法者所创造法律的任务,最终还是为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它与法律解释学的任务是相同的,即都是为解决社会问题。但法律解释学与立法学毕竟是不同的法学学科,其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等并不完全相同,法律解释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向下看的,它是将一般的法律转换成个案的准则,是将抽象的法律表述为具体的针对个案的法律。这一点正如卢埃林所说:“每一案件都必须在一般规则之下作为特例来判决,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几乎所有的法律都如此。”{13}如果说立法学是想解决许多案件或者说作为一般人的行为规范的话,那么,法律解释学则是努力为个案探寻答案的学问。法律解释学是把法律作为维持现实社会生活秩序的规范来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1.

{2}何勤华.20世纪日本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9—70.

{3}苗全.语境与工具——解读实用主义法学的进路(D).北京大学2003年法理学博士论文,36.

{4}林端.德国历史学派(A).清华法学(第三辑)(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42.

{5}陈爱娥.法律方法论导读——代译序(A).拉伦兹.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局,2003.6.

{6}(德)拉伦兹.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

{7}黄建辉.法律阐释论(M).台湾:学林文化有限公司,2000.14.

{8}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0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07.

{9}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14.

{10}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4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45.

{11}(美)约翰逊.伽达默尔(M).何卫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57.

{12}段匡.日本的法律解释学(A).民商法论丛(第20卷)(C).香港: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346—347.

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13}(美)卢埃林.布满荆棘的丛林(A).(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C).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3.

{14}潘念之.法学总论(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1.51.

{15}(日)我妻荣.关于私法方法论的考察(M).转引自:段匡.日本民法解释学(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55—356.

{16}(德)考夫曼.法律哲学(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45.

{17}洪汉鼎.理解与解释(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7.

{18}陈金钊.法律解释学的转向(J).文史哲,2003,4.

{19}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5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56—357.

{20}(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王志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46.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196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