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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学习与研究》
当代西方社会的犯罪及其法律控制
【作者】 刘勇【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犯罪学【期刊年份】 1991年
【期号】 2【页码】 8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1170    
  一
  现代,标志着人类文明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社会行进的节奏突然加快了。在现代西方这个庞大的万花筒内,不乏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其中人们也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汹涌的犯罪波涛。
  首先,以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犯罪统计数字为例,看犯罪的增加情况。
  先看美国。美国从1938年至1956年刑事犯罪人数年年递增,1938年为143万多人,1949年为176万多人,而到1956年则增加到253万多人,比1938年增加76.9%。1960年到1976年间,刑事犯罪案件由338万起增加到1125万多起,增长率为2.33倍。而1970年到1981年间,犯罪案件增长率为40%多,杀人案件1981年比1965年增长1倍。到80年代初,平均每百人中就有5人犯罪。
  再看英国。英国从1938年到1954年犯罪案件数由9万8千多起增加到143万多起,增长率为13.6倍。而到1977年犯罪案件已超过240多万起,比1954年又将近翻一番。到70年代后期,平均每百人中就有5个多人犯罪。
  最后看联邦德国。联邦德国从1954年到1974年20年间,犯罪案件数增长151.6%,70年代前期年平均案件达254万多起,而50年代后期年平均发案167万多起。70年代前期平均每百人中也有4.1个人犯罪。
  西方国家在进行犯罪统计时,由于衡量犯罪的尺度、统计的角度、资料来源等往往不同,有许多局限,因此,统计数字中难免掺杂水分,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但是,结合西方学者大都承认二十世纪犯罪总数与犯罪率大幅度增长的情况综合考虑,他们的犯罪统计数字,仍能比较直观地反映一些现代西方国家面临的犯罪高压。
  其次,从犯罪和罪犯的特点方面,可以看到现代西方国家碰到了许多新的难以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
  在犯罪特点方面,新型的犯罪不断出现,诸如白领阶层犯罪、扣留人质、劫持飞机、计算机犯罪、组织犯罪、法人犯罪等,带来许多新的社会后果,新的问题不断提出,诸如机器人的操作过程中有无发生犯罪的可能、人工授精引起的违伦犯罪问题、战争罪犯定罪问题、空间发生的犯罪问题、妨害他人日照权问题、造成环境污染问题、不治之症安乐死问题、器官移植可能导致的侵犯人身权利问题等,需要有新的解决方法;有些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直接政治、经济损失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如美国不止一次地发生刺杀总统事件,近些年来,美国财产方面的犯罪侵犯的财产价值越来越大,已创一次盗窃逾千万元的纪录;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有着耸人听闻的武装抢劫银行事件、通过扣留人质索取高额金钱、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大宗走私活动;犯罪类别里,财产方面的犯罪仍占大多数,但暴力凶杀案、强奸案常有发生,禁而不绝,不时出现发案高峰;犯罪手段也有翻新,有的大宗盗窃案就是利用计算机进行的,一些最先进的通讯设备也被人用来犯罪。
  最使各国心惊的是青少年犯占罪犯总数的主要比例、青少年犯所犯的罪行在犯罪总数中也占主要比例,而且,青少年犯罪在本世纪中,尤其战后,出现了爆炸性的猛长。另外,惯犯、累犯的大量存在、白领阶层参与许多犯罪活动,也给西方社会的犯罪控制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有效地控制犯罪,减缓犯罪浪潮的强大冲击力?这是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
  二
  刑法,是用于规范犯罪与刑罚的。刑罚,是惩治犯罪的主要手段。西方国家用刑罚作为控制犯罪的重要工具。因此,犯罪的发展,必将引起制裁方法的变化。现代西方社会在面临犯罪浪潮的同时,掀起了刑法改革的浪潮、制裁体系变革浪潮。
  近代西方各国的刑事制裁体系,是以自由刑为中心的体系。学者们公认,自由刑自资本主义初期开始确立它在刑罚体系中的支柱地位。初时,资产阶级为利于资本主义的生长,摆脱封建专制、教会神权对商品生产发展的束缚,利用平民的力量,提出了一系列响亮的政治口号,包括在刑罚制度方面反对中世纪盛行的残酷刑,反对生命刑、肢体刑的滥用。于是,自由刑被推为理想的代替刑,视剥夺犯人自由为比较仁慈、符合人道、可以大量运用的合适手段,自由刑逐渐成了资产阶级用来同犯罪作斗争的主要刑罚方式。
  但是,大量运用自由刑的结果,并没能遏制住犯罪,相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犯罪戏剧性地增加了,这一严峻现实,促使西方国家重新审度刑事制裁的安排。
  现代以来,尤其是战后,西方国家纷纷变革了刑事制裁体系,意义最为重大的变革是把原来以自由刑为单一中心体系变为以多刑种、刑制为中心的体系。形成了一种轻重制裁手段搭配行使的格局。这突出表现在限制与取代自由刑地位与加强自由刑地位二方面。
  (一)限制与取代自由刑地位的一面。
  根据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思想,在对付犯罪过程中制裁体系的变化要符合刑罚经济的要求,为防止自由刑的适用带来不必要的损害,能不剥夺自由的,尽量不采用剥夺自由的惩治方法,效果上,却要争取最好的效果。因而,需要提倡非犯罪化(也叫非刑事化、不认为犯罪)、非刑罚化、非自由刑化、非收容化与行刑技术化等等,讲究刑期无刑思想和刑罚谦抑原则。主要措施是:
  1.控制适用自由刑之源
  控制适用自由刑之源,即是说在法官作判决之前设下关卡。第一,立法关卡。这是指通过立法手段规定不再用刑罚去处理一些犯罪行为,而用其他制裁措施(如:行政的或民事的),那些行为由此改变了原有的性质。西德传统上把犯罪行为分为重罪、轻罪、违警罪三类,战后,这种传统有了重大改变。经过多次修改的现行刑法,只是留了重罪与轻罪,取消了违警罪的划分。西德于1969年制定了“违警法”,对大量的违法行为,规定了简易的非刑事的诉讼程序。1975年又改革了关于轻微犯罪方面的刑事立法,违警罪不再由刑法调整,而由“秩序法”调整。法国根据1958年宪法第34条规定精神,也把违警行为当作行政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从而使得法国1810年刑法典中包含的内容实际上分割成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立法权决定制裁措施,另一部分则由行政权来决定。美国许多州针对一些犯罪的大量出现采取了非犯罪化策略。到1975年为止,美国有29个州使赛马打赌成为合法行为,12个州创设了国家抽彩给奖的办法。第二,程序关卡。这是指采用简化程序或起诉权宜主义的诉讼解决办法。包括检察机关对于轻微的案件,经过一定程序,在一定条件下,规定一定的遵守义务,就可以在起诉之前结束案件。战后,西方在这方面采用的最主要措施是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西德规定了检察官对有些轻微刑事犯罪有权不起诉,而且可以有一定的制裁权。荷兰规定了公共检察官可以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采用延期起诉的办法控制起诉范围。另外,检察官可以在没有法院参与的情况下使用罚金,对付一些危害不大的违法犯罪行为。这可被称为行政解决方式。第三,审判关卡。这是指司法审判程序中作刑罚判决前的最后一道关卡,对一些罪犯不实际适用刑罚。方法之一是免予刑事处分,并不附加什么条件或要求罪犯履行什么义务。西德、加拿大、英国、瑞典等国均有此制。方法之二是宣告有罪,但不宣告刑罚,附一定条件,罪犯经考验没违背条件,就不对他宣判刑罚了。西德、丹麦、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均有此制。
  2.大量选择适用对自由刑起限制或替代作用的刑种与刑制。
  这是指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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