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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WTO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立法
【英文标题】 WTO and Chinese Legislation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作者】 刘武俊【作者单位】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
【分类】 国际公法【期刊年份】 2002年
【期号】 1【页码】 1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654    
  入世与中国“后立法时代”的开始
  “等遍了千年终于见你到达,等到青春终于也见了白发”——用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在《恋曲2000》中的这句经典歌词诠释中国入世的15年漫漫历程其实是颇为恰当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法律文件于2001年9月17日在日内瓦获得通过,中国长达15年的马拉松式入世谈判宣告完成,1987年3月4日成立的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也随之结束了历时14年零6个月的历史使命。中国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称中国入世谈判是“世贸组织历史上最复杂、技术上最困难的”一次谈判。按照人世申请程序,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形式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可以说,人世是中国和世界双赢与共赢的结果。毋庸置疑,加入WTO后,中国将由目前有限范围和领域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府主导型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依我之见,中国入世的15年谈判过程最大的收获或许是体现在经历15年磨砺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告别了“大跃进”式急于求成且不计代价的盲目浮躁心理,在心态上日趋成熟和理性,理性的种子已经深入人心。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中国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谓“人世”首先就是指法律的“人世”,是中国国内法与WTO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倘若说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进入“将立法推人快车道”的“立法时代”,那么21世纪初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既表明中国开始步入“积极推进司法改革”的“司法时代”,又标志着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立法赶超型的“前立法时代”的结束和加入WTO后的“后立法时代”的开始。在“后立法时代”,中国立法将走出片面追求立法的数量和规模的传统误区,由数量规模型立法向质量效益型立法转变,由政府推进型立法向市场主导型立法变迁,由闭门造车型立法向开放借鉴型立法过渡,在WTO的平台上重估立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注重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法律移植,将成为“后立法时代”的立法特色。
  总之,WTO时代的中国立法应当走出“挑战——回应”的立法旧模式,向“回应——创新”的变法新模式变迁,以“变法”为契机推进制度创新及制度变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可持续性的立法推动力。
  WTO的基本法律原则:中国立法的国际标准
  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协定的宗旨,就是要逐步消除成员方政府以关税、数量限制、管制立法和其他国内立法及行政措施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及其它影响国际自由贸易平等竞争的不当行为;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定,规定所有成员可以接受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所允许的国内贸易保护措施,逐步推进国际自由贸易自由化进程。这些协议的法律意义,在于要求和约束成员方政府根据国际自由贸易的原则正确使用所允许的国内保护措施。
  WTO时代的中国立法是一种以WTO规则为参照背景的开放型的“变法”,从这个意义上讲,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其实就是作为经济联合国成员之一的中国在立法时必须认真权衡的国际标准,也是“后立法时代”中国立法不可漠视的重要背景。一言以蔽之,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将成为“后立法时代”中国立法的新规矩。了解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对于把握“后立法时代”中国立法的正确走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不妨对WTO的几个基本法律原则作一番简略的介绍。
  WTO的基本原则即以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是指那些为成员所公认而不许损抑的,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一切领域的,贯穿于WTO所有法律文件中的核心准则。WTO的基本法律原则通常包括非歧视性贸易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关税减让原则、透明度原则、取消数量限制原则等,这些原则既是建构WTO协议的基石,同时也是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指南。
  非歧视性贸易原则是指WTO成员之间应当在非歧视的基础上进行贸易,相互的贸易关系中不应存在差别待遇。非歧视性贸易原则是各国之间实现平等贸易的重要保证,也是避免贸易歧视和摩擦的重要基础,它主要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条款体现出来。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如果一成员给予另一成员某种优惠待遇,该优惠待遇应当立即无条件地扩展到所有成员;国民待遇原则要求WTO成员之间相互给予对方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产品、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等与本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产品、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等相同的待遇。作为WTO规则之基石的非歧视原则,表面上是经济贸易领域的经济问题,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非歧视原则同时也是关涉政府之行为、法令及制度的政治问题,经贸领域的非歧视性待遇能否真正兑现其实与政府的政策、法令休戚相关。
  透明度原则。它要求各成员方必须将有效实施的所有有关对外贸易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司法判决、行政措施、政策命令、以及双边多边协定、条约等迅速加以公布,以使其他成员方和贸易经营者能够知悉;各成员方还应在其境内统一、公正和合理地实施上述之规定。WTO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方的政府要透明、开放,尤其是政策、法律的制定过程应当公开透明,并且要提高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程度。可见,WTO背景下的政府是阳光下的透明政府,政务公开是透明度原则的应有之义。
  公平贸易原则。该原则要求各成员方不得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手段扭曲国际贸易竞争,尤其不能采取倾销和补贴的方式在他国销售产品。否则,给进口方国内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时,该进口方可根据受损的国内工业之指控,采取相应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又称只允许关税保护原则,即任何成员方除征收关税外,禁止其他非关税壁垒,特别是以配额和许可证为主要方式的“数量限制”。GATT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第18条、第19条对数量限制都作了规定。
  关税减让原则。该原则一直就是多边国际谈判的主要议题和关贸总协定最初协议的核心目的。该原则强调通过谈判削减关税和消除关税壁垒。对关税减让的双边谈判结果,其他成员方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可不再经谈判而同样适用。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市场准入原则。该原则是指一成员方允许另一成员方的货物、劳务及资本参与本国市场的程度。市场准入原则旨在通过增强各成员对外贸易体制的透明度,减少和取消关税、数量限制和其它各种强制性限制市场准人的非关税壁垒,改善各成员市场准入的条件,保证各成员的商品、资本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公平自由竞争。当然,市场准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WTO对入世之前中国法律的先期影响
  WTO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超前性、渐进性和辐射性的,实际上WTO的先期影响已经伴随中国加入WTO的整个过程。具体而言,WTO对人世之前中国法律的先期既存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外贸法律法规的先期影响
  WTO对中国法律的影响首先并且突出体现在对外贸易法方面。WTO及其前身GATI都是以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为己任,因此,它对其成员的对外贸易法产生影响也是必然的。WTO有关外贸方面的协定主要是要求取消对货物进口的数量限制措施、统一管理外贸进出口、以关税作为调控进口的主要措施、体现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放开外贸经营权等。从1987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外贸体制、海关关税制度、商品检验制度、进出口商品的作价方法和外汇管理制度等方面即在GATT及其缔约方的要求下逐步进行了改革,直至1994年颁布《对外贸易法》,该法一改过去中国对外贸易法法规不统一、不透明的弊端。此外,《对外贸易法》规定了与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相一致的新内容,并将服务贸易纳入该法的调整领域,还规定了中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其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它缔约方或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另外,该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从而在法律上保证了GATI、和WTO自由贸易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对外贸易法这种立法上的超前理念也是向WTO成员表明中国“人世”的决心的最好体现。
  二、对外资法的先期影响
  中国外资法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与WTO不协调的立法规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中国对外资法中不符合国际经济贸易惯例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2001年3月新修正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关于企业生产经营计划问题;关于尽先在中国采购的问题;关于合营企业的投保问题;纠纷处理的问题。上述立法修正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理念,摒弃了某些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立法内容,实现了与WTO规则和国际惯例的初步接轨。
  三、对海商法的先期影响
  作为专门调整海上运输法律关系的海商法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1993年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是中国适应市场经济和“复关”的要求的重要法律。海商法首次使用了“不得对抗第三人”、“合理时间”等专门法律术语,首次规定了体现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条款。更为重要的是,海商法在立法宗旨上首次摆脱了计划经济的羁绊,将中国式立法惯用的“维护国家权益”改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无疑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和国际惯例接轨的决心。当然,现行海商法依然存在诸多与WTO有关规则不相一致的立法缺憾,海商法的进一步修改势在必行。
  四、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法的先期影响
  近年来,中国出口商品在国外屡屡遭受反倾销,外国商品在中国倾销的个案也频频发生,为了保护民族工业,中国必须通过反倾销立法遏制外国对华反倾销,同时也为中国对外反倾销提供法律武器。1997年国务院根据《对外贸易法》的相关规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表明了中国维护公平和公正的贸易秩序的决心。该条例的制定明显受到乌拉圭回合的影响,堪称乌拉圭回合的翻版。当然,该条例与WTO反倾销规则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例如,该条例缺乏有关司法审查的立法规定,而反倾销实践中司法审查规则的缺席有可能引发国家间贸易争端。
  WTO时代中国可预期的立法对策
  加入WTO之后,中国立法机关必须加速完善有关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规范,根据WTO的规则和中国政府的承诺对现行法律规范进行清理。对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及规章,凡是违反WTO规则的都要通过修改使其与WTO规则相一致;凡是缺少相关立法规定的,都应根据WTO规则的要求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此外,还应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抓紧起草新的法律法规,以维护中国在WTO时代的经济安全和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实践证明,15年来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本身已经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涉外经济贸易法律制度的建设。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经承诺涉外经济贸易法规统一由一个部门颁布,并且承诺不用内部文件管理进出口,这无疑会对中国的涉外经贸立法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国在入世谈判时已郑重表示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优先于国内法,这意味着中国今后要按照WTO谈判时承诺的义务修改相关的国内法律。
  具体而言,为进一步完善规范市场主体方面的法律规定,应尽快修改公司法和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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