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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融合与借鉴
【副标题】 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为视角
【英文标题】 Fusion and Reference of Litigation Models between Adversarial System and Inquisitorial System
【作者】 苏敏华【作者单位】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罗马规约;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融合;认罪协商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6)12-0155-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2
【页码】 155
【摘要】

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的案件本身特别复杂,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这要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融合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程序的基础上适当创新。该规约调和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程序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创造了一套符合公正审判国际标准、契合国际刑事诉讼特点的基本法律规定,这既是国际刑事诉讼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各缔约国充分协商、妥协的结果。该规约在制定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开放、包容的态度,值得我国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参考。在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制度设计上,该规约有关认罪协商程序的相关规定可供借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9572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较为妥善地将国际刑事诉讼范围内的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则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所适用的基准性法律文件,在诉讼程序上,“罗马规约”无疑应当吸纳当今世界主要刑事司法模式——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各项规定。“罗马规约”解决两大法系诉讼程序的冲突以及其以何为基点进行融合并创新的经验,对我国正在推进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又有何借鉴意义,本文将尝试进行探讨。

一、为什么要融合——“罗马规约”融合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模式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大力推动了各国法律的交流与交融,各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也不断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这是“罗马规约”融合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诉讼程序的现实背景。除了经济全球化,以下两个独特的原因决定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程序必须建立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

(一)融合是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性”属性的体现与要求

国际法本身是充满政治权宜的领域,国际刑法同样无法摆脱国际政治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本身是各国利益博弈的结果,无论是审判的规则还是实践运行都要受到国际政治和国家利益的影响。从犯罪性质上来说,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的四类核心犯罪,即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侵略罪,均与国内、国际政治局势紧密相关。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程序不能凭空而来,必须在充分吸收、借鉴国内成熟的刑事诉讼立法经验并参考、吸取国际刑事审判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可见,国际刑事审判比国内刑事审判更为复杂,如果完全采纳当事人主义的模式,可能遭到大陆法国家的反对;简单套用职权主义模式,又得不到英美法国家的支持。只有巧妙地融合两大法系的规定,才能赢得更多国家的支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常设刑事法院才能及时成立。

除了诉讼程度规则之外,国际刑事诉讼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所有诉讼活动都必须在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的框架内进行;如果不能取得国际合作,不能获得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将“寸步难行”。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的犯罪行为都发生在某一个主权国家领域内,国家主权原则使得国际刑事法院无法越过一国边界自行抓捕嫌疑人、收集证据、查扣财产,几乎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必须取得相关主权国家的配合,而是否配合及配合的程度与效果如何,主动权在于各缔约国,而非国际刑事法院。完全依赖于国际合作才能推进诉讼的这一基本特性,决定了其必须在利益博弈的“夹缝”中生存,这是各类国际刑事法庭的“先天缺陷”,也是造成国际刑事诉讼困难重重的首要原因。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称:前南法庭)首任庭长卡塞塞指出:“我们的法庭就像一个没有手脚的巨人。要走路要工作就需要人造的四肢。”[1]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国际刑事法庭运作的实践困境。前南法庭属于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尚有联合国作为执行后盾;对于国际刑事法院而言,除了安理会提交的情势以外,联合国并无合作的义务。可以想象,国际刑事法院在实践中遇到的阻力与障碍不会比前南法庭小。

为了争取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罗马规约”的程序规定不得不调和各国法律制度背后不同的立场,不得不采取妥协和折衷的办法,不得不融合当事人和职权主义的程序规定。

(二)融合是前南和卢旺达两个国际特设法庭的经验总结

前南和卢旺达法庭是由联合国所设立的临时性特设法庭,属于联合国的下属机构,所审理的是前南地区和卢旺达境内特定时段内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国际刑事法院是独立于联合国的常设性的刑事法院,特殊的管辖机制使得其可以管辖全世界范围内的核心国际犯罪。尽管国际刑事法院与两个特设法庭的性质不尽相同,但二者审理的案件类型是一致的,因而两个特设法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前南和卢旺达两个特设法庭自1993年和1994年成立以来,结合诉讼实践的需要,不断吸纳各国法律制度中的有益做法,创造了一套全新的、适应于国际刑事诉讼的制度规范,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程序规范的确立非常有借鉴价值。

前南和卢旺达两个法庭的规约和程序规则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最初都是根据普通法的抗辩式模式所起草的;由于两个特设法庭的法官有权制定、修改所适用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在审判实践中,又大量吸纳了大陆法的规定与做法。从1993年制定以来,前南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已经被修订过42次。[2]两个特设法庭授权法官制定、修改程序与证据规则,法官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尽管此举招致不少批评,但这种方式也最能反映国际刑事审判的实践需求。

前南法庭规约及其程序规则的许多地方都体现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特点。例如,检察官办公室负责启动调查程序和收集证据,而无罪证据则由辩方负责收集;庭审程序依照普通法典型的二分式的顺序进行,第一阶段专注于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在定罪的情况下,之后的第二阶段解决量刑问题;在被告做有罪答辩的案件中,仅进行量刑听证程序即可,无需组织庭审。[3]两个特设法庭最初主要选择当事人主义的程序框架,反映了法律全球化背景下当事人主义程序模式越来越占优势的历史背景。但职权主义诉讼也为两个特设法庭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如前南法庭在原有的当事人主义程序的基础上融入了许多职权主义的做法,有论者称之为“调和的对抗制”。[4]例如,前南法庭并没有陪审团审判,也没有规定技术性的采证规则,而是规定法庭可以采纳它认为有证明价值的任何有关的证据。除了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人以外,还授权法官传唤证人。在交叉询问制度上,规定了主询问、交叉询问和再主询问,同时明确法官可在任何阶段向证人提问等。实际上,在前南法庭“程序规则”多次修订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了职权主义模式的做法。前南法庭前任庭长卡塞塞指出,前南法庭的程序规则“不是两大法系诉讼程序的简单相加,而是以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将一些审问式程序结合、融入到抗辩式程序中”。[5]开弓没有回头箭

由于审理案件的特殊复杂性,加上来自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发挥了积极作用,前南法庭的诉讼程序由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逐渐向职权主义模式靠拢。正因为这种独特的融合过程,形成了独特的程序规则。“罗马规约”制定过程中,无疑应当重视两个特设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一转变及背后的决定因素与推动力量。前南法庭从当事人主义逐渐走向职权主义,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际刑事审判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完全照搬当事人主义或者职权主义模式。

二、怎么融合——“罗马规约”融合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模式的基点与路径

国际刑事审判有其独特性,其规则设计既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更是代表所有法律体系的参与国博弈的结果。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程序规则本身存在巨大的差异和冲突,在制定某一具体规定时,如何调和两大诉讼模式的冲突与矛盾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如何避免出现“正当程序权利牺牲于两大法系结合的祭坛”的现象。[6]笔者认为,“罗马规约”的融合本身就是解决冲突的过程,而融合的基点则是建立在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充分考虑“罗马规约”所审理的四类核心国际犯罪的严重性与特殊性,并特别关注国际刑事诉讼效率异常突出的问题。

(一)以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为基点进行融合

有观点指出,大陆法和普通法中正义的观念并不相同,国际刑事法院为了同时实现大陆法和普通法的正义观念,结果最终可能会损害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7]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罗马规约”糅合大陆法和普通法的具体程序规定,并不必然能够形成最符合程序公正的制度。许多国家在程序改革过程中,试图同时融合大陆法和英美法的规定,创造出最佳的程序规则,往往因为未能考虑本土现实与需要出现制度的“异化”而出现程序“失灵”,达不到预设的目标。国际刑事诉讼程序当然要满足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确保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在具体设计时,既不能脱离两大诉讼模式,又必须充分关注国际刑事诉讼的独特需要。

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指出,任何值得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8]这种超越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基本价值就是普适价值。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具有普适性价值,是在累积、总结、归纳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揭示,同时也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9]《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等公约和国际规范对这些内容都作了规定。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公开审判、无罪推定、反对自证其罪、一事不再理、排除非法证据等都是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基本内容。[10]这些准则超越国界、超越法律文化传统,是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的普适性的标准。国际刑事诉讼当然不能例外。从“罗马规约”的规定来看,上述普适性的准则内容都得到了采纳和体现。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为例,在侦查阶段,“罗马规约”第55条明确,接受调查期间个人有权“不被强迫证明自己有罪或认罪”;第67条第7款规定,被告人“不被强迫作证或认罪,保持沉默,而且这种沉默不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

无论融合还是创新,“罗马规约”都必须遵从刑事诉讼的底限正义准则,也就是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对于某一项规定,究竟是采纳职权主义的办法,还是采用当事人主义的方式,或者作一定的变通或创新,都必须在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基础上进行。离开这一基点进行所谓的创新,必定会影响程序正义的实现,也无法获得各国的广泛认同。

(二)重视国际刑事诉讼特性的基础上进行融合

一国进行诉讼制度改革,学习借鉴他国的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土语境”,对于国际刑事法院而言,则必须考虑“国际语境”。“国际语境”既包括国际刑事法院所处的国际大坏境,例如与国际政治,尤其是权力政治(Realpolitik)的紧密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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