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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如何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作者】 潘度文【作者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法分则
【文章编码】 编者按=当今社会,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商业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公民个人信息被一些不法分子非法披露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6
【页码】 4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6381    
  案情简介
  案例一:2009年9月,金某在北京市某小区承办短信群发中介业务,先从网上寻找需要短信群发的客户,然后从网上找专门做短信群发的商户,这些商户按照一条公民信息5分钱到2元钱不等的价格发信息,金某再把这些信息按每条加价2分钱到8角钱不等的价格介绍给短信群发业务的客户,随后由客户出钱、短信群发商负责发信息,金某从中赚取中间的差价。每次办理这种短信群发业务的时候,短信群发商都会将公民私人信息免费复制给金某一份,金某核对短信是否发送出去。金某由此积累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北京、上海等地的小区业主、车主姓名、联系电话、详细住址、车牌号码及新生婴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500余万条。
  案例二:周某系陕西省某移动分公司负责计费系统研发维护的工作人员,2011年3月期间,周某利用其供职于移动公司之便,非法窃取陕西省七地市1300余万条移动手机用户个人信息,以5000元价格出售给何某。何某以每条3分至6分不等的价格大肆承揽手机短信群发业务并对外出售信息获利。其间,周某还应何某要求,在工作中为其截获大量楼盘截留号码(房产公司售楼处移动客户信息),非法获利2万余元。吕某于2010年至2011年期间,先后三次从何某处以4万余元价格购买出售公民个人信息1300余万条,提供给西安某广告公司法人刘某。刘某通过吕某,在客户指定的时间,向指定人群进行短信群发。刘某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共分12次向吕某汇款504654元作为购买信息及请吕某代发广告短信的费用。
  分歧意见
  上述案件在办理过程,存在以下不同意见:
  案件一:一种意见认为金某在进行短信群发业务过程中获得用于核对短信是否发出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不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其持有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另一种意见认为“非法获取”应作实质理解,“没有正当理由而取得”,应属于“非法获取”,故金某行为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案件二:一种意见认为周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又出售的行为构成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应数罪并罚。另一种意见认为周某行为仅认定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一罪即可。研讨话题
  问题一: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
  主持人:如何界定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应以来源条件(仅限于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五类单位)为标准?还是从法益保护角度,以实质条件(不论来源何处,威胁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可以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为标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上述信息”是否仅限于上述单位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
  林维:公民个人信息一般是指公民因涉及个人隐私而不愿随意发布的个人信息。主要包括与公民个人身份密切相关的信息,例如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等,以及公民个人的财产状况信息以及其他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范围”应作广义理解。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包括国家机关、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所谓“等单位”意味着来源于上述明文规定的六种单位以外的单位或机构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同样受到本条保护。因此不应局限单位的性质等特点。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来源于本单位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虽然属于公民个人信息,但是并非来源于这一途径的个人信息,不属于本罪的对象。要特别注意到本罪主体的特殊性和公民个人信息的来源特殊性。
  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上述信息”中的“上述”指代的是“公民个人信息”,并不特别强调个人信息的来源特殊性,这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保护对象的差异之处。因此,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所有的公民个人信息均属于保护范围,不考虑其来源的特殊性,而仅考虑在实质上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此外,上述两罪所保护的对象应当是公民的真实个人信息。如果信息内容虚假,则不应成为本罪犯罪对象。
  付立庆:凡是有可能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公民不愿意为外人所知的信息,都应该属于该条中的“公民个人信息”。个人认为,对于像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这类较为轻缓的犯罪,在罪刑法定原则所能够允许的范围之内,应该尽可能将法条解释得更宽泛、更严密一些,以尽量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而对于较为严重的犯罪或者是犯罪中的加重情节等,比如说对于绑架罪中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是“杀害被绑架人”,都应该进行严格解释甚至是限制解释。这样的思路既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也和近年来一些学者所倡导的“刑罚后果对构成要件解释的反向制约”的理念总体吻合。
  金轶:随着隐私权保护意识的加强,公民在向服务者提供个人信息时,通常会有保密条款,个人认为,只要信息内容足以泄露个人隐私,而为双方约定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此类保密条款保护下的信息也应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
  问题二:如何理解“非法获取”?
  主持人:案例一中金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在做短信群发业务时因核对需要而取得,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中“非法获取”?案例二中周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出售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周某截获大量楼盘截留号码这一行为应知何进行刑法评价?其他房产、保险、物流、邮政等部门流出的公民个人信息是否也应受到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保护?如果可以纳入刑法规制,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中“违反国家规定”又应作何理解?
  付立庆:应对“非法获取”这一语词进行实质解释,即“没有正当理由而取得”或者是“取得本身虽有正当理由但却未用于相应用途”。以此类推,案例一中将金某做短信群发业务时为核对而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理解为“非法获取”,自然也不存在障碍。
  在现有的两个独立罪名的现实面前,对于周某的行为数罪并罚是最常见的思路。个人认为,仍然应该将周某的行为按照一个犯罪即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处理,而没有必要数罪并罚。具体操作中,在接受牵连犯概念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牵连犯处理;若不接受牵连犯的概念,也可以按照吸收犯对待,出售的行为吸收了非法获取的行为。只是,不论采取何种理解,非法获取的行为都需要在量刑的过程中得到充分考虑。
  若所谓的“楼盘截留号码”是指房产公司售楼处移动客户信息,那么这种行为应该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房产、保险、物流、邮政等部门流出的公民个人信息,同样属于公民个人所有的具有隐私权性质的个人信息,理应受到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保护。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中并未明文规定的房产、保险、物流、邮政等部门流出的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规制之中,就没有任何的法律障碍,还可获得刑法理论上的充分支持。此时,该条中的所谓“违反国家规定”,应该做广义的理解,是指违反国家或者是行业的一些明确规定或者是约定俗成的规则。
  林维:个人认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非法获取,主要包含两种行为方式:采取窃取等明显、积极的违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明知他人系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仍然加以获取。实践中存在争议的是:非法获取是否应当包含合法获取,但是用于非法提供或者出售的行为?个人认为不应包含在内。按照本款规定,获取并不包含非法提供,虽然在实质上一般主体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同样侵害公民隐私权。但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强调的仅仅是获取当时的手段非法性,而并不处理合法获取后的非法提供行为,故不应作此类推解释。
  对于上述合法获取行为,如果发生了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情形,即在担任特定单位工作人员期间合法获取的信息,在离职后,加以非法提供或者出售的,仍然可以根据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处理。因此,该罪的主体在离职后,将任职期间所合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加以出售、非法提供的仍然构成该罪,不应局限地解释其行为必须发生在担任特定单位的现职期间。但是如果确实系一般主体采用例如偶然捡拾的方式,获得公民个人信息,即使加以非法提供,也不应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在共犯的场合,成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也必须要有教唆、帮助或者共同实施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如果甲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后,乙帮助其将上述信息出售给明知该信息系甲非法获取的丙,则甲、丙分别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而乙不构成本罪。诚然,这样确实可能导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未尽全面,但是必须要区分立法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不应做类推解释。
  对于案例二中的周某行为,个人认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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