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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配套
【副标题】 以贿赂犯罪为研究对象【作者】 王雄飞
【作者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沉默权;如实供述;不利推定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2)-9(上)-0018-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7
【页码】 18
【摘要】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立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不仅与国际司法准则相衔接,而且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退供,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显著发展。本文以贿赂犯罪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揭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基本内涵及其与沉默权的异同之后,对“如实供述”条款保留进行了理性思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的建立必须有相应的制度配套,从而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6405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作为我国政府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修改刑事诉讼法决定的顺利通过,终于确定。如果说,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又一次见证了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事业的发展,那么,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无疑是这一进程中最为闪耀的亮点。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既然确认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就应该删除修改后刑诉法一百一十八条中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条款,因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供述“义务”之间实有不相容的矛盾。笔者认为,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与如实回答条款的并存,并不存在难以解决的立法矛盾,反而有利于包括贿赂犯罪在内的客观上较为依赖口供的刑事犯罪的侦查。当然,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建立,还需要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证明制度作出进一步的变革和完善,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

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

作为一项以维护人权为要旨的国际性刑事诉讼准则,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基本含义是指任何人对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追究的事项有权不予陈述,不得以强制程序迫使任何人供认自己的罪行或者接受刑事审判时充当不利于自己的证人。[2]

(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基本内涵

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前提是如实陈述义务。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本是英美普通法上的一种证人特权,而之所以被称为特权,主要是因为这一原则是以有陈述或作证义务为前提,并以“藐视法庭罪”、“伪证罪”和其他程序性制裁为强制后盾。[3]也就是说,只有在当事人的陈述会涉及使自己自陷于罪的事实时,才能够获得这一特权的保护,其可以拒绝回答提问,否则行为人必须如实陈述(包括证人的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

2.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核心是禁止物理、精神强制。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所禁止的是以暴力、胁迫等方法强行违背被询问人自由意志获取有罪供述和其他证据的行为,主要是禁止物理强制和精神强制。[4]随着人权保障要求的进一步强化以及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逐步完善,禁止强制还包括使用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和其他有损记忆力、判断力的一切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告知和政策宣讲不属于精神强制。

3.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效果是抑制侦查讯问。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能够对侦查讯问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美国,一旦犯罪嫌疑人因可能自陷于罪而主张沉默,则侦查机关必须立即停止讯问,并不得再次讯问嫌疑人,除非嫌疑人基于自身利益放弃沉默,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即是如此;在英国,遇此情况,原则上也必须停止,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允许侦查机关在犯罪嫌疑人会见或咨询律师之后予以讯问,或者在律师有权会见之前继续讯问。采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遇到犯罪嫌疑人因可能自陷于罪而主张沉默,侦查人员不必停止讯问,而可以“说服”嫌疑人放弃沉默权,然后再继续讯问。而日本、荷兰等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因可能自陷其罪而主张沉默时,侦查人员不但不用停止讯问,而且犯罪嫌疑人必须听取讯问,负有“忍受调查的义务”,只是对侦查人员所提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而已。[5]

(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和沉默权的关系

1.两者在本质上的趋同性。现代意义上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必然要求在个人成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时有权保持沉默。虽然沉默权有广狭之分,但狭义的沉默权[6]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不仅具有相同的形成基础,也具有相同的功效和精神,而广义的沉默权(即包括证人在内的任何人在任何程序中,对于可能自陷于罪的提问有权拒绝回答)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更是具有性质和范围上的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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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者的区别。一是拒答范围不同。沉默权否定一切陈述义务,它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拒绝回答一切提问,也可以决定不为自己作证或辩解,而且无需说明理由,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则是以有陈述或作证义务为前提,只有对于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追究时才能拒绝回答,因而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分别主张权利,并且要附具理由予以释明。二是适用范围不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适用于一切带有强制性的调查程序,而沉默权主要是针对已经进入侦查或审判程序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7]

如上所述,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虽然都以人权保障为宗旨,但在保障程度方面有明显区别。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仅对有罪事实有拒答的权利,且需要说明理由,其实质是如实陈述义务的例外规定。而沉默权以全面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自由为核心,侧重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不仅禁止强制陈述,而且还产生禁止不利评论和推定以及禁止从重判刑的附随效果,[8]不但能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沉默,而且从制度上确保其敢于沉默。

二、“如实供述”条款保留的理性考量

(一)如实供述条款的性质探究

从表面上看,如实供述条款的继续保留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似乎难以自圆其说,然而,从法理层面和司法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如实供述条款的性质是一种指引性的刑事司法政策,其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之间并不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1.如实供述的非义务性。从法理上看,义务的显著特征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义务承担者都不能自行放弃义务,即拒不履行法律义务,否则将受到法律强制。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条款,无法被认定为“义务”条款。原因在于,一是缺乏法律责任或法律后果赋予其强制力保证,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违反如实供述义务就对其定罪或惩戒;二是司法实践中,在正常情况下,从未出现过对违反如实供述义务者推定其有罪的情况;三是如果将如实供述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普遍义务,那么,义务生成的基础必然是有罪推定,而我国早已将“无罪推定”作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所以,“义务”论显然不符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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