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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会通中西、融冶古今的有益尝试
【副标题】 读许章润教授《汉语法学论纲》【作者】 张曙光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类】 其他
【中文关键词】 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会通中西;本土化;汉语法学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3【页码】 167
【摘要】

能否在会通中西和会通古今上有所前进,是评价中国学术思想的唯一标准或主要标准。以此为标准,《汉语法学论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所提出的三个发展阶段,以规范世界为核心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古典心性论,“天理人情国法”的解释框架,汉语法学的法言法修问题,以及法学历史主义,都可圈可点,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其在论述中,对于古典中国法律思想正面论述充分,对其负面影响未及讨论充分;在会通古今方面下了功夫,但在会通中西方面相对不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6503    
  目次
一、当前,中国学术思想发展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二、《论纲》的贡献和探索
  三、《论纲》的不足和改进
  本人是搞经济学研究的,对于法学是门外汉。虽然读过几篇法学的文章,也写过几篇谈论法治的文章,但都是客串,法学的经典几乎没有认真读过。读《汉语法学论纲》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本人负责筹办“法学、政治学理论创新讨论会”;二是韦森教授请我为他的《语言与制序》一书写个书评,该书提出和讨论了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和制度(经济学)的语言分析问题[1],讨论汉语法学的问题自然会涉及法学的语言分析方面的内容,因而把两本书同时拿来阅读。谁知读了几页,就觉得还不错,有些放不下的感觉;然而,读完以后又觉得不解渴。今日不避班门弄斧之嫌,写一点读后感,以便就教于方家。
  一、当前,中国学术思想发展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笔者完全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一致认为,是会通中西,融通古今,进而创造出真正称得上是中华新文化和新学术思想。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必由之路。许章润教授的《汉语法学论纲》[2](以下简称《论纲》)试图从法学和法哲学方面提出和回答这一问题,这也是本书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大家知道,中华文化上下几千年,曾经称雄于世界,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奥妙无穷。但从本质上来看,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走向工商文明,中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落后了,中华文化也出现了危机。一方面,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西学渐成为强势文化,借力传播、扩张和渗透,挤压了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国人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由于激进主义和革命运动成为主导,也把传统文化作为批判和扫荡的对象。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在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轻视传统文化,而在回归世界发展大道的时候,只重视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而轻视发掘本土文化。再加上文化管制和学风浮躁,我们的现实往往处于两极:或者全盘西化,数典忘祖;或者一概拒绝,用中国特色否定普世价值,用国学的主体性排斥西学。尽管真正的学界同仁都知道,古今一起,中西交融,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的根不仅扎在现实的土壤里,我们的身体里也遗留着祖先的基因,今日中国是传统中国的继续,西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并没有注重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取营养,也没有完成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改造。目前学术思想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古是古,今是今,中是中,西是西,古今中西是割裂的,是两张皮。如果说上个世纪上半期胡适、陈寅恪、梁漱溟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因而成为一代学术思想大师,那么,现今能够真正会通古今、会通中西者,寥若星辰。因此,在会通中西和会通古今上能够有所前进,应当成为中国学界和各个学科共同努力的方向,也应当成为评价中国学术思想的唯一标准或主要标准。
  二、《论纲》的贡献和探索
  在会通中西,会通古今方面,《论纲》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一是作者概括了汉语法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使我们对其历史概貌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三个阶段是:汉语法学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和“新经学时代”或“新学时代”。前两个时代的概括比较恰当,而近百多年来的概括不如用汉语法学的“西学时代”、“中西学整合时代”或“转型时代”更为恰当明确。
  二是《论纲》提出了以规范世界为核心的三个世界理论,明确界定了法学和汉语法学的对象范围和内容性质。三个世界是:生活世界、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作者对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做了精彩的分析和论述,明确指出,“法制和法意位处两翼,分别而互动,允为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源自生活世界并独立于生活世界,旨在归置生活世界,料理中国人生,而照拂中国人心。最理想的状态是,规范世界与生活世界贴切无间,据义履方,允为世道;意义世界承载是非曲直,秉持超越性,照映人心”[3]。
  法律是一种规范体系,能够实现从事实到规范的过渡;法律又是一种意义体系,可以与人类心灵中最神圣而超越之理念和情感相连。汉语法学“在于体贴中国的世道人心与世事人情,将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打成一片,使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既严格区际又连成一片,将舶来法意中国化,使古典心意倾注于现代法意,而让一脉绵延、活生生的将此在中国的世道人心经由吾侪之手,转化为当下法意,由此创造出作为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的现代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4]。由此可见,三个世界的理论将汉语法学和法哲学理论的体系框架和结构内容规定得清清楚楚,恰切中肯。汉语法学的理论大厦就是这三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和全面整合。
  三是辨析中国古典心性论,讨论汉语法学的哲学基础,是《论纲》的重要内容。作者在论述了中国先贤关于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既善又恶、非善非恶之后,明确指出,“中国式的心性论,不在于极善极恶两元中撕裂人性,毋宁,更加强调积善即善,避恶止恶,对于人性和人心抱持理解、同情和慰勉的态度”[5]。
  特别是作者对人性善和恶的解释超越了一般人的理解,既无情感和伦理的色彩,也无价值判断牵涉其中,而是一种价值中性的事实描述。这就使得汉语法学的建构有了坚实的基础。《论纲》明确指出,所谓“恶”,不包含任何伦理谴责的意义,“仅指人类有自爱与扩张的本性,以自我为圆心,以私利作半径,将其作无限扩大化的倾向和可能”[6],实即个体主义的理性人。所谓“善”,是指法律迎应和引导个体主义的理性之人,根据利益计算来措置自家行为,从“明理”出发,而步步“慎行”,“最终”守法,即为善境[7]。所以,法律以“恶”的个体作为原初之人,而以社会化了的“守法公民”作为最后之人,实现从恶的预设出发,最终达致“善”的预期的结果。这里的“人”,不管是原初之人,还是最后之人,是抛开特定个体,而归纳和抽象出来的法律上的“拟制之人”,或者人际关系中的“常人”和“中人”,借以作为法律上的人类形象,构成一切立法和司法的基本人性基础。
  四是关于以“天理人情国法”作为汉语法学的运思方式和理论解释框架,也许是《论纲》中最精辟的部分之一。作者首先对天理、人情做了明确的界定,作为进一步讨论的立足点。所谓“天理”,“是指一种德性本体,一种普遍的善,一种超越性的意义世界,也就是一种开放而超越的自然之法,一种立基于人文主义正义法观念”[8]。所谓“人情”,“是指人类基本的情与义”,即人类的基本情感及其情景性表达,而非一般人眼中授受请托的私恩私谊,亦非一般俗常所谓“情面”[9]。
  作者认为,“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汉语法学运思方式和解释框架,既将三者既等量齐观,又使它们区际有序,经过近百年的批判性阐释和现代性洗礼,尤其是接引自由主义的个体想象与共和主义的美德预期,在三位一体、统筹运思中,既能回答汉语法学必须回答、无可避免的理论命题,也能够应对建设中国法律秩序所必须面对的实际难题。因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致精微而返质朴,真是大智大慧”[10]。
  《论纲》对上述概括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说明了其原因和依据。一是它囊括穷尽了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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