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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新中国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之演进
【英文标题】 Evolution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For Civil Litigation In New China
【作者】 洪浩 操旭辉【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演进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8
【页码】 59
【摘要】

新中国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历史演进大体可分成两个阶段。在前30年,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目的直接而明确,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出于审判工作的需要,法院不得不自行颁布相关规定,民事诉讼司法解释起到了创制法律的作用。80年代以后,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弥补立法不足和解释法律之外,司法解释已经成为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推动司法改革最主要的手段,司法解释与司法改革紧密相关。在历史演进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由一种立法替代技术逐步演变为一种法院推动司法改革的权力技术,每个阶段都具有造法性特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116    
  西方学者一般将司法解释的成因归结为法律本身的局限,立法与司法的分离以及法官不得拒绝审判。但是,新中国的司法解释更多地表现为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实践,而非一种理论论证。作为中国特色的司法解释制度,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和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时期,司法解释制度就已普遍存在。基于文章篇幅考虑,本文对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考察仅从新中国的成立开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1949-1979),司法解释的目的直接而明确: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出于审判工作的需要,法院不得不自行颁布相关规定。这也是我国司法解释产生并一直存在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我国的司法解释一直就有“造法”的传统。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司法解释尤其是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弥补立法不足和解释法律之外,司法解释已经成为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司法改革的重要手段。司法解释与司法改革紧密相关,司法解释既是司法改革的体现,又是司法改革的依据和推动力。
  一、作为立法替代手段的民事诉讼司法解释
  这一阶段大约有30年的时间,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一时期民事诉讼司法解释总的特点是,国家立法活动未得到全面展开,更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在民事程序法方面基本无法律可供适用,民事诉讼司法解释承担着创制法律的作用。根据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的演进,我们可以将其细分为以下几个小的阶段:
  1.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国家机构均在建立之中,[1]法院的主要任务是依据党的政策,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巩固新政权。这一时期,一方面,旧的法律被废除。另一方面,新的法律体系还未建立起来,作为立法机关的中央人民政府在这一时期仅颁布了《婚姻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条例》等几部屈指可数的法律。但是大量的审判工作又不能停顿和等待,[2]法院不得不颁布司法解释来弥补立法之不足。
  这一时期,有关民事诉讼方面的立法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51年9月)、《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政务院,1952年3月)。[3]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于1950年12月专门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但是中央人民政府并未通过。由于民事程序法的缺位,民事诉讼规则主要靠司法解释创制。
  在司法解释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及司法部在该时期内未颁系统性、综合性的民事司法解释,[4]但针对具体个案发布了一些意见和批复,内容涉及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主管、管辖等多方面。此外,中央法律委员会、政务院、内务部等部门也曾单独或者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就一些涉及民事诉讼的问题发布过一些指示或批复。不少地方法院和司法部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也制定了相当多的规范性文件,如《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诉讼程序的几个问题的规定》(1950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关于诉讼程序与审判方式的初步意见》(1950年)等等。不难发现,地方法院和司法部门的司法解释在内容上和系统性上已经走在了最高法院和司法部的前面,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地方性司法解释在总结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经验、指导实际审判方面比中央司法解释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地方各级法院处于审判的第一线,出于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在于,程序规则尤其是系统的程序规则需要实际审判经验的总结,而最高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案件都相对要少,因而其自身缺乏足够的经验来源,需要地方的经验支持。[5]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以各地的审判实践为基础的,具有一定的依存性。
  从解释主体上来看,1949年至1954年间,法律并未对司法解释主体作出明确的规定,法院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源于当时实际工作的需要。事实上,这种正当性在根据地时期便已广泛存在,[6]虽然没有法律依据,但是法院颁布规范性文件作为判案依据的做法被普遍认可,从而成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从解释内容上看,司法解释在这时也只能是对政策的解释而不是对法律的解释;从解释的程序上来看,司法解释程序混乱,显示出极大的随意性。卧槽不见了
  2.第二阶段: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到1957年“反右”扩大之前
  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至1954年,我国的法制建设进人起步阶段,《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相继颁布。在解释权的来源方面,根据1955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规定,“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获得正名。
  这一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将工作重点从应对纠纷解决的政策制度层面,发展到用总结经验的形式以规范法院的审判活动上,从而出现了一个颁布程序性司法解释的高潮。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由副院长马锡五负责的专门部门,为诉讼程序立法做准备。195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四个大中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初步总结(草稿)》,供各级法院参酌执行。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编写了《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草案)》。及至1957年,最高人民法院刑、民诉讼经验总结办公室将《各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条文化,形成了《民事案件审理程序(草案)》。
  这一时期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显著特点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系统性司法解释,统一各地法律适用的功能大大增强。在《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未颁布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开始主动搜集地方法院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资料并进行总结。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得到法律的认可。
  从司法解释的内容上看,根据经验进行法律创制的特征明显。以上述几个系统性的司法解释中,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都比较广泛,囊括了起诉、审理前的工作、审理、裁判、上诉、再审和执行。这些内容都是在基本法缺位的情况下,根据经验进行的创制。从司法解释的技术来看,解释技术有了明显进步:首先是规范的系统性解释增强,在《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四个大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初步总结》中,对各地做法只“求得大体一致,略加提高”,各地经验并存,不强求一致。到1957年《民事案件审理程序》出台,规定已经非常统一;其次,司法解释的表现形式实现了由行政性公文向法律文本的转换。两个总结中概括和归纳性的行文风格具有明显的行政性公文的特征,不便于查阅,而后来的《民事案件审理程序》完全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制作,正文之前设置目录,正文采条文式写法;最后,各种术语逐渐规范。从司法解释的效力来看,尽管这些总结只要求各级法院“参酌”适用,但是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遵照执行,并通过检查等方式督促执行。
  3.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到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
  在政治上,这个阶段可细化为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到“文革”前(1957-1966)和“文革”开始到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966-1976)。但鉴于这一时期民事司法解释工作被削弱这一主要特征,笔者将这20年纳入一个阶段加以考察。
  总的来看,在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演进过程中,这一时期的实践是非常态的,因而司法解释的样态及文本并不具有代表性。在此期间所发布具有代表性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1962年12月),一定程度上也充斥着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政治性宣言,规定也比较原则。
  以上是新中国司法解释演进的第一阶段。国家立法活动不仅未得到全面展开,相反还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在司法领域,法院的中心工作在于打击犯罪,巩固和维护社会稳定,建立社会主义的安定秩序。在民事程序法方面,无立法可供适用,“各级法院都迫切地要求国家立法机关早日制定程序法”。[7]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只好根据政策和经验来制定程序规则,并作为判案时的依据。司法解释的功能不是协调和平衡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的矛盾,所谓的解释便具有明显的造法性。
  二、作为司法改革推动手段的民事诉讼司法解释
  这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推行司法改革开始并一直持续至今。在整个阶段中,这一特征的显性并不完全相同,在不同的时期其强弱程度不一。据此,又可将该阶段分成两个小的时期。
  1.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司法改革开始前
  我国的法院系统这一时期开始进入一个恢复性发展时期。随着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布,民事程序法的缺位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但由于“民事诉讼法的内容涉及面广,而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有些问题还一时定不下来。”[8]同时,由于法律文本的原则性和粗疏,出于审判工作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内容也进行了解释。这一时期的民事诉讼司法解释数量有了显著增长,具有解释法律和创制法律的特点,而推动司法改革的功能尚未显现。但是,作为司法改革的前奏,各种因素在这一过渡时期酝酿和交错,司法改革蓄势待发。
  当时,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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