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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国际商事法庭:基于域外经验与本土发展的思考
【英文标题】 The Reasoned Analysis of the Overseas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作者】 朱伟东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博士,教授}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分类】 国际商法
【中文关键词】 国际商事法庭;域外经验;本土发展;最高人民法院
【英文关键词】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foreign experiences; local development; the People's Supreme Court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9)10-0075-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0
【页码】 75
【摘要】

国际商事法庭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灰脚法庭”,商业发展是成立此类法庭的根本原因。从“灰脚法庭”的程序特点来看,它兼具仲裁和诉讼的特点。“灰脚法庭”的存在为现代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提供了参照。现代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同样受到商业推动或更多源于商业诱因。从国外现有的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来看,它们都试图吸收仲裁和诉讼的优点,摈弃二者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诉讼的仲裁化。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也是为了顺应“一带一路”倡议所激发的商业发展的需要,但囿于现有法律框架的限制,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更多体现了保守型的特点,其程序既没有大胆吸收仲裁程序的优点,也没有完全克服现有诉讼制度中的一些弊端。不过,作为一个新设的专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法院,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创新之处十分明显。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仍有提升空间。

【英文摘要】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originated from the courts of piepowder that developed in the middle ages, which was mainly pushed forward by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he process of the courts of piepowder were mixed with those of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which may become reference for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were also motivated by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he design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tries to reflect the advantages of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while abandoning their disadvantages, and to arbitrationalize the litigation. The newly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in China is also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frequent business transactions spurr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in other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in China is more or less conservative, neither reflect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arbitration process nor abandon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existing litigation regime.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in China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325    
  
  

2018年6月29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深圳和西安挂牌成立了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成为国际上国际商事法庭改革和发展中又一重要事件。2018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以下简称《程序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工作规则》)三项规范性文件,标志着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进入正式运行阶段。随后在2018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第一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已分别受理一批国际商事纠纷案件[1]。2019年5月29日和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国际商事法庭{1}和第一国际商事法庭{2}都已分别首次公开开庭审理案件。截至2019年6月,两个国际商事法庭已受理案件11件,涉及意大利、日本、维尔京群岛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等地区的当事人{3}。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从纸上蓝图成为现实的纠纷解决平台。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既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实际,又借鉴了国外国际商事法庭的有益经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能否很快进入角色,发挥应有作用,还有待观察。本文旨在通过理性分析国际商事法庭的起源和发展,揭示国际商事法庭设立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通过考察国外国际商事法庭的运作,厘清国际商事法庭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经验和特点;在此基础上,阐明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与国外国际商事法庭的异同,尝试为其未来发展提供管见。

一、国际商事法庭的起源和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商事法庭最早起源于中世纪西欧一些地区盛行的市场和市集法庭。此类法庭在当时的英国被称为“灰脚法庭”或“泥足法庭”(courts of piepowder)。这一名称的含义,学者们有不同的解读。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此类法庭的当事人是经常往来于不同市场、脚上沾满灰尘的外国或外地商人;二是指此类法庭处理争议快捷,商人脚上的泥土尚未掉下,诉讼便已完结{4}。此类法庭是随着10世纪以来西欧城市和商业的复兴而出现的。当时欧洲各地出现了许多市集,在市集上活跃着大量的外地商人。由于通过对此类商人进行征税可以增加当地财政,因此,当时的地方统治者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和保护前来交易的外地商人。“灰脚法庭”的设立正是这一政策和思想的反映{5}。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地方商业法庭的建立,不是为了阻止商业,而是为了鼓励外来商人们带着商品来到自己的王国”{6}。

作为专门处理商人之间争议的法庭,“灰脚法庭”在法庭人员组成、管辖权范围、适用法律、审理程序等许多方面不同于当时的城市法庭和普通法庭。此类法庭的审判人员主要由商人组成,在涉及外国商人时,还需要有外国人作为陪审员参与诉讼;此类法庭受理的案件主要是外地商人之间或外地商人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各类商事争议,如债务、契约、侵害之诉等;此类法庭在处理争议时适用的法律主要是当时尚处于萌芽时期的“商人法”(lex merchant)。这种商人法主要体现为商人们在长期交易中形成的一些交易惯例、原则等{7};为快速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此类法庭一般适用不同于普通法程序的简易灵活程序,实现快速审判[2]。从“灰脚法庭”的这些特点来看,它既非纯粹意义上的诉讼,也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仲裁,而是兼具二者的特点。它已具备了现代商事法庭的雏形,体现出与现代商事法庭一脉相承的一些特征,如当事人的特定性、争议的商业性、法官的专业性、程序的简易性等。

“灰脚法庭”盛行于12—13世纪,但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此类法庭的独立性慢慢丧失,它们日益遭到本地商人的反对,再加上此类法庭的地域性特点所造成的判决执行的困难,此类法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了17世纪,此类法庭大都被正规的国家法庭所取代{5}。虽然“灰脚法庭”风光不再,但它冥冥之中给我们带来了启示,为现代商事法庭的建立指明了方向,它所留下的历史遗产成为后人建立现代商事法庭时用之不竭的财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从“灰脚法庭”产生的背景来看,商业发展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只要商业交易繁盛、商人往来频繁、商事争议纷攘不断,商事法庭总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商事法庭可追溯至英国在1895年设立的伦敦商事法庭(该法庭在2017年10月更名为英格兰及威尔士商事与财产法庭)。设立该法庭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快捷、经济地审理商事纠纷,以满足伦敦金融城和商业社会的迫切需求。实践证明,该法庭的设立不但有助于推动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和商业中心,也为伦敦乃至英国创造了大量税收和各类工作机会。例如,围绕英国商事法庭等司法机构,英国的法律服务业年收入达260亿英镑,占全国GDP的1.4%[3]。

进入21世纪后,一些国家为了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以吸引外资,或为了通过法律服务业增加税收,纷纷通过立法或修改相关法律成立专门的国际商事法庭。例如,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在2004年成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庭,2009年卡塔尔成立了卡塔尔国际法庭和争端解决中心,2015年新加坡成立了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4],哈萨克斯坦也在同年成立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临近,一些欧洲国家为了争取成为英国“脱欧”后新的欧洲商事争议解决中心,争夺欧洲法律服务市场,纷纷成立国际商事法庭[5]。例如,2017年荷兰和比利时通过相应立法成立了自己的国际商事法庭。德国在2018年通过立法草案,拟在德国全境设立国际商事审判庭[6]。2018年2月,巴黎上诉法院宣布成立一个新的英法双语国际商事法庭,以受理来自巴黎商事法院的上诉[7]。为了避免在欧洲出现山头林立、各自为战的局面,还有人建议在欧洲设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商事法院,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法院,这样将更有利于欧洲各国商人间商事争议的解决[8]。

二、国际商事法庭的域外经验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现代国际商事法庭与中世纪的“灰脚法庭”有千丝万缕的基因关联。同时,因应时代发展需求,它的出现和发展又体现出必然的法理逻辑。虽然说商业发展是商事法庭产生的根本原因,但不同时代的商业法庭的设立体现了对商业发展的不同理解和应对。如果说“灰脚法庭”的出现是中世纪商人们为解决商事纠纷而被动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的话,现代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则更多体现为一种主动为之的态度,在很多国家,现代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已不单纯是为了解决国际商事纠纷,而是希望通过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使本国法院成为国际上当事人“挑选法院”的首选,使本国成为“管辖权旅游地”(jurisdictional tourism){8},从而抢占法律服务市场,使法律服务业成为本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以及最近欧洲一些国家国际商事法院的建立都体现了这种趋势。

现代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包括仲裁和诉讼。二者各有优劣,难分伯仲,在纠纷解决中各占半壁江山。相对而言,仲裁程序灵活,仲裁员具有专业性,仲裁判决的全球执行更为便利,但仲裁一裁终局、仲裁的民间性等特点也会带来相应的缺陷;诉讼程序固定化,程序的进行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对判决结果有相应的救济措施,但诉讼程序过于僵化可能导致耗时过长,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存在更大不确定性等。各国建立国际商事法庭的法理逻辑就是为了克服仲裁的固有缺陷,增强诉讼效能,满足跨境商事纠纷对法治产品的更高需求,完善司法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最终提升国家制度的竞争力{9}。为此,近年来各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都或多或少体现了这一法理逻辑。

从现有的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律框架和运行规则来看,可以把国际商事法庭的类型分为两类:激进型和保守型。笔者把通过修改宪法或制定专门立法进行大刀阔斧式改革而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界定为激进型的国际商事法庭,而把未经修改宪法而只是通过细枝末节式改造而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界定为保守型国际商事法庭[9]。依此标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卡塔尔国际法庭和争端解决中心、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均属于激进型国际商事法庭,而苏格兰和威尔士国际商事和财产法庭、以及荷兰、德国、比利时、法国等一些国家最近成立的商事法庭则可归属于保守类型。综合激进型和保守型国际商事法庭的经验分析,可以看出,二者虽然改革的力度不同,但它们都旨在吸收仲裁的优点,对诉讼程序进行优化,以期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诉讼服务模式。

通过考察现有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特别是激进型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可以看出现有国际商事法庭具有如下鲜明特点: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1.管辖范围扩大化。根据史料分析,中世纪的“灰脚法庭”受理的案件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即在特定地域设立的“灰脚法庭”一般只受理在该地域发生的纠纷{5}。而现在一些国家的国际商事法庭逐步通过立法扩大了自己的管辖权,突破了地域限制。例如,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受理的案件再不仅限于在金融中心发生的各类商事案件,它还可以受理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由当事人书面协议提交的其他案件。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也有类似的规定,它可以受理当事人通过书面协议提交的具有国际和商事性质的案件,同时它还可以受理与国际商事仲裁有关的其他事项,如仲裁裁决的执行和撤销等[10]。

2.法官任职专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法官队伍是国际商事法庭成功运行的保障{10}。为此,一些国家专门修改宪法对国际商事法庭法官的任职资格作出规定。如新加坡修订后的《宪法》第95条对国际法官的任命做了相应规定。目前,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共有15名国际法官,分别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1]。根据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有关法官任命资格的规定,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阿联酋政府所承认的司法管辖区的高级职位,而且具有在普通法体系中丰富的律师或法官经历,就可被任命为该法院的法官[12]。在该法院的现任12名法官中,就有多名法官来自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13]。2017年3月德国联邦司法部在建立法兰克福国际商事法庭的司法建议书中,也建议该法庭的法官应由具有深厚商法知识和娴熟英语技能的人担任,同时也可任命来自金融、审计、国际商事等领域具有一定外语水平的人担任非职业法官[14]。布鲁塞尔国际商事法庭也有类似的有关法官资格的规定。

3.诉讼程序灵活化。相对于国内其他法院程序的僵硬化,大部分国家的国际商事法院都采用了非常灵活、机动的程序,吸收了仲裁程序的许多优点。在国际商事法院程序所采用的语言、证据规则、外国法查明、程序保密性等方面都采取了灵活化处理,以顺应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需要。例如,现有的国际商事法院大都允许用英语进行庭审,提交证据材料,甚至用英语作出判决或判决附上英文译本;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还允许外国律师出庭代理一些与新加坡没有实质联系的案件,还在诉讼程序中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给予极大尊重,例如,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允许当事人协议排除适用新加坡的证据规则,决定程序是否保密进行以及决定是否放弃上诉的权利等[15]。

4.判决流通便利化。判决能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实现自由流通即判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其他国家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在商事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如果判决不能得到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法庭的各类优点就会消失殆尽。这也是与仲裁裁决相比,法院判决存在的一个不利之处。为了使判决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自由流通,一些现有的国际商事法庭使出浑身解数,充分创造并利用各种条件确保本法院的判决能够自由流通。例如,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充分利用该国签订或加入的有关判决承认和执行国际公约、双边条约以及该国制定的相关立法,如《海牙法院选择协议公约》《英联邦判决相互执行法》《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等,推动该法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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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龙飞.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敲响“第一槌”[EB/OL].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网站:http://cicc.court.gov.cn/html/1/218/149/192/1235.html, 2019-06-16.

{2}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首次公开开庭审理案件[EB/OL].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网站:http://cicc.court.gov.cn/html/1/218/149/192/1247.html, 2019-06-16.

{3}孙航.迈向国际商事争端解决舞台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一周内回顾[N].人民法院报,2019-07-01.

{4}赵立行.论中世纪的“灰脚法庭”[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2;徐浩.中世纪西欧商人法及商事法庭探析[J].史学月刊,2018,(1):60.

{5}赵立行.论中世纪的“灰脚法庭”[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4,97-99,98.

{6} Leon E. Trakman, The Law Merchant: The Evolution of Commercial Law, 1983,p.9,转引自赵立行.论中世纪的“灰脚法庭”[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4.

{7}夏小雄.商人权利保护机制之变迁:理论反思和体系再造[J].河北法学,2017,(6):42.

{8}[加纳]理查德弗林蓬奥蓬.朱伟东译.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法律问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45-246.

{9}沈伟.国际商事法庭的趋势、逻辑和功能——以仲裁、金融和司法为研究维度[J].国际法研究,2018,(5):109-122.

{10}卜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J].求是学刊,2018,(5):93.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11}威廉·詹姆斯·林顿·布莱尔.林娜译.英国商事法院改革的最新发展[N].法制日报,2016-12-14(11).

{12}李进峰.推动“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N].中国经济时报,2019-04-23.

{13}朱伟东.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3):42-43,46-47.

{14}张勇健.国际商事法庭的机制创新[N].人民法院报,2018-07-14;杜涛,叶珊珊.国际商事法庭:一个新型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构[N].人民法院报,2018-07-10.

{15}朱伟东.试论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反向互惠制度的构建[J].河北法学,2017,(4):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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